【0962 都是韋寶沒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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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立極則看的比較開,「我覺得沒什麼。」

  閹黨的確是很看得開的。

  自從融入了這個時代之後,韋寶能看到,能想到很多以前看不到,也想不到的事情。

  楊漣所上的《二十四罪疏》後,由魏廣微票擬的聖旨,奉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夜兢兢,謹守我祖宗成憲,惟恐失墜,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行一二,這本卻將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盡從旁落。

  至於中宮貴妃並妃事情,宮壼嚴密,況無指寔,外庭何以透知。

  內言毒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憑臆猜忖,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於上,豈是忠愛?

  楊漣被論回籍,超擢今官,自當盡聀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款窮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分擾,姑不問。

  以後大小各官務要恪守聀業,不得隨聲附和,有抗違不遵的,國法憲典具存,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實際上,此類把鍋往自己身上引,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聖旨,熹宗也不是第一此搞。

  如天啟元年十月,劉宗周彈劾魏忠賢時,天啟就說:朕自登極以來,遵守祖宗法度,講學勤政,並無宴遊等事。

  劉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從輕罰俸半年,以後堂上官還著督率司屬各修職業,毋淂沽名奏擾。

  天啟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周宗建彈劾魏忠賢,熹宗回覆:言官互相攻訐,騁辯求勝,何得無端牽引。章允儒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官並推典閣臣,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著周宗建從實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天啟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周宗建奉旨回話之後,熹宗又批周宗建奉旨回話,自當明白確奏。乃尚牽連揣度,委於風聞,好生恣臆沽直,姑從輕罰俸三個月,該部知道。除去劉宗周、周宗建因與楊漣彈劾得程度及內容有所區別,而導致得聖旨指責輕重、內容不同外,大體都是不差的。

  從中也可以看出,僅僅只是二十四罪疏,根本無法導致天啟四年下半年的政局顛倒,其本質原因還是東林內訌和魏廣微、崔呈秀等人的依附,這當然也遠遠談不上所謂的下大棋,還是熹宗寵信的近侍結交大臣進行政治鬥爭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而且即便是如此,魏公公本人對東林的態度,都不是不死不休的。

  時為魏忠賢主筆者數人,世傳趙鳴陽而不知有毛昂霄也。

  毛為汶上舉人,而郭萬程曾受業其門,當楊左之逮也,郭私為營救於內,忠賢意亦將釋,而傅應星、毛昂霄力沮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語,故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懼禍潛逃。

  從中就可以看出了,真正想要東林諸公命的,不一定是魏忠賢本人,而是積極為其籌劃的,天啟初年被東林排擠,或者和東林反目成仇以及投東林而不被接納的那批人,借楊漣《二十四罪疏》這個茬開罪魏忠賢,而魏忠賢交結東林又被拒,只能依靠其他外廷之人之力,驅逐東林。

  而這批人則出主意,必定要弄死東林,自己才好上位,內外勾結,才會有東林黨禍。所謂的初,忠賢積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於三案及京察、封疆無預也。群小欲籍忠賢力為報復地,驅除異己,遂籍此數事一網羅之,清流之禍,此為烈矣。

  把熹宗重用魏公公套上陰謀論,很符合明粉們所謂的如果不是崇禎即位,換個人上,明朝都不會亡這種奇談怪論,而這種奇談怪論發明的背後則是明粉們對清王朝的不屑,以及對漢族最後一個大一統王朝覆滅的惋惜,但他們通過各種奇談怪論,發明歷史,各種打著陰謀論、人性分析來占據輿論,顯然是犯眾怒的。

  如果有一天明粉發現,天啟的法子崇禎都用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怎麼辦?

  崇禎就是不懂政治平衡,就是廢除廠衛,就是不收商稅,就是不用太監,就是十七年年年眾正盈朝。

  宣府年例銀每年299156.7兩,天啟六年發8000兩,七年發120000兩,拖欠470313.4兩。

  大同年例銀每年450630兩,天啟六年發11488兩,七年發137400兩,拖欠752372兩。

  山西年例銀每年206300兩,天啟六年發29000兩,七年發74000兩,拖欠309600兩。

  延綏年例銀每年433739兩,天啟六年發62470兩,七年發173144兩,拖欠631864兩。

  寧夏年例銀每年133795兩,天啟六年發32072兩,七年發99629兩,拖欠135889兩。

  甘肅年例每年197588兩,天啟六年發42291兩,天啟七年發86036兩,拖欠266849兩固原、下馬關年例188191兩,天啟六年發105195兩,七年發70089兩,拖欠201098兩。

  薊州年例銀每年426871兩,天啟六年發244976兩,七年發157247兩,拖欠451519兩。

  密雲年例每年365391兩,天啟六年發169258兩,七年發151000兩,拖欠410524兩。

  永平年例每年289866兩,天啟六年發91693兩,七年發105000兩,拖欠383039兩昌平年例每年140232兩,天啟六年發115681兩,七年發53000兩,拖欠111783兩。

  易州年例每年146595兩,天啟六年發65996兩,七年發46269兩,拖欠180925兩。

  天啟七年七月丙戌,巡撫山西牟志夔題:沖邊缺餉難支,乞發京運以保危疆。

  得旨:覽奏,三關京運累年缺額數多,即天啟六、七兩年欠軍餉多月,而西路撫賞尤為無措,飢軍待哺,邊儲仰屋,將何以濟。著該即將六、七兩年春、夏二年原題京運欠數速行措發,以稱廠臣竭慮籌邊抒畫恤軍之意。

  天啟七年八月丁巳,陝西巡撫胡廷宴疏言:臨鞏邊餉缺至五、六年,數至二十餘萬。靖鹵邊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鎮京運自萬曆四十七年至天啟六年,共欠銀十五萬九千餘兩。各軍始猶典衣賣箭,今則鬻子出妻。始猶沿街乞食,今則離伍潛外。始猶沙中偶語,今則公然噪喊矣。乞將前欠銀兩速發,以奠危疆,報聞。

  天啟七年十月丙申,甘肅巡撫張三傑疏言:平鎮二千里長邊,處處臨外。以京運言之,節年累欠至七十餘萬,天啟六年年例尚該銀一十五萬餘兩,西安等處欠銀自天啟元年至今共欠八十餘萬兩。西兵利於馬戰,而庫如懸罄,乞借給十萬金以濟。旨令帶運欠數著戶部上緊撥發,民運欠數行撫按查催,勒限完解,馬價銀兩並與確核。天啟七年七月壬午鎮守宣大太監葛九思題:宣鎮缺糧數月,乞亟催二運,以杜脫巾。

  得旨:覽奏,宣鎮戍軍待哺數月,向賴廠臣指縱節發京運以救湏臾。今京、民二運積欠二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飢軍將何接濟?著該部將京運不拘何項,先行湊發,以濟然眉。其民欠著該鎮撫、按速咨該省直撫、按嚴立考成,以完欠數目定大計,黜陟務守催額欠前解該部,都如議速覆行。

  崇禎元年三月壬午,三邊總督史永安會同巡撫延綏岳和聲、巡按李應公合疏言:延餉積欠相因,自天啟元年以前至天啟七年共欠一百五十餘萬,致使各路軍餉積欠至二十七個月。千里荒沙,數萬飢兵食不果腹,衣不覆體,盈庭騰訴,麾之不去。間有脫衣鞋而易一飽者,有持器具貿半菽者,有馬無芻牧而閉戶自經者,有餓難忍耐而剪髮鬻市者,枵腹之怨久釀,脫巾之変立生,此延鎮缺餉之難也。

  因臣部匱乏,或缺餉五、六個月,或至三十個月,豈不是二年半!

  上問:三十個月是哪裡?

  臣對:是延綏。

  東林有兩大淵源,一是地方書院講學,二是萬曆中期朝廷鬥爭中反首輔的官員,特別是吏部官員。

  要說階級代表性,那和諸多其它官僚派系的代表性沒啥區別,地主階級、商人而已,帶不了一個「大」字。

  另外還要考慮它的地域性問題。

  其實萬曆時期的各地官員形成的政治派系多了去了。

  常有人說東林「代表江南」,然而東林黨的大本營在常州,一邊有統合蘇州人的崑山黨,一邊有浙黨,皖南還有個宣城黨。

  可謂四面環敵。

  談遷《棗林雜俎》:萬曆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而常鎮人附之。有崑山之黨,則顧天峻及湘潭李勝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有宣城之黨,則湯賓尹,而寧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標;有關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

  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陝合。馮、鄒又講學相善,又江右山陝合也。經濟史上所謂的江南指的是明代南直隸的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等五府、太倉州與浙江的嘉興、杭州、湖州等三府,統共八府一州之地。顯然東林連狹義的經濟江南都「代表」不了,更別說代表全國的地主階級了。再來看一個具體例子。

  繆昌期《自序》:朱烏程久棄鄕曲,輸肝吾黨。朱國楨一個浙西湖州人,來參加東林都被常州府江陰縣人繆昌期說成是「久棄鄉曲」背叛家鄉,可見真東林所出的地域範圍是很狹窄的。當然,東林初起時又有以講學會友的一面,所以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超越地域性的。那麼除了常州一帶之外,出身其它地方的那些往往被稱為「東林」的官員又是什麼來頭。

  文秉《先撥志始》:蓋門戶之局,胎兆於婁東,派岐於四明,釁開於淮撫,而究以國本為歸宿。其為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也。其為四明者,則操戈東林者也。外此,則秦、晉、齊、楚、西江稱強,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左右分袒,元黃互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秦人、晉人、江西人是東林的傳統盟友,不過也只是「外此」的盟友而已。齊人經常聯合浙人,與楚人並稱三黨,但楚人也曾經與東林合作。

  黃尊素有句話說的很清楚:晉人爭巡撫,先生語太宰曰:「秦、晉、豫章,同舟之人也,用考功而豫章之人心變,參卹典而關中之人心變,再使晉人心變,是一鬨而散之局也和秦、晉、江西「同舟」的是誰。

  就是狹義的「東林」在政治上的勢力。

  這個真東林不過是諸多派系中的一個而已。

  既然秦人和東林經常站一條線,什麼「西北多加賦東南不收稅」的荒謬性就更明顯了,否則他們還不自己打破頭。

  一般而言,對黨爭中派系成員的描述可以分兩種的,一種是自己表示的認同,另一種則是政敵的劃分。

  很多人自己沒有去東林書院講過學,東林人也沒有說過他們是東林,但在政敵眼中他們就是一夥兒的。

  至於閹黨炮製的那些東林名單,更是以羅織罪名的方式,把反對自己的人都掛進去,最後擴大化到連顧秉謙都上了榜,並不能反映真正的派系分野。

  東林黨就是江南財閥的代言人,閹黨就是皇帝的爪牙嗎?

  有明一朝,江南士子在朝人士一直數不勝數。

  閹黨裡面的江南士子不見得比東林黨少。

  閹黨裡面官職最高的兩個人,大學士顧秉謙、禮部尚書周應秋,一個是崑山人,一個是鎮江府,都是根正苗紅的江南人。

  甚至可以說,明朝末年無論東林黨還是反東林黨的人,主幹大多數都是江南人。

  一大群江南地主,憑什麼閹黨裡面的江南地主就要反對江南財閥,東林黨里的江南地主就是江南財閥的代言人?

  動不動就是什麼江南財閥的代言人,只能說見識淺薄。

  狹義的東林黨指和東林書院有關的在野及當朝的人員,這是正統東林人比較認可的。

  廣義一點的東林黨可以指齊、楚、浙三黨主持京察下野的那些人,後世有些歷史學家比較認同這種說法。

  再廣義一點,可以說是反對閹黨之人,廣大網友比較認同這種說法。最就明亡之後東林黨殉國人數來說,並沒有辱沒讀書人的稱號。

  李自成打到北京,一矢不敢發就投降的是京營。

  身負崇禎信任,負責守城卻直截了當開門投降的是太監曹化淳。

  先投李自成,再投後金的是吳三桂。

  革鼎之際,事多難言,只盯在錢謙益,用一些子虛烏有的水太涼、頭皮癢的段子來娛樂,沒什麼意義。

  後世很多人談起大明,對於東林黨都頗多非詞,對於閹黨等批評得沒那麼痛心疾首。

  愛之深,責之切。歷史學家之所以對於東林黨的一些行為非議頗多,是因為他們認為若是不天天黨爭來、黨爭去,東林黨、齊黨、楚黨等的一批人是有可能幫助明朝重新振作的。

  但是他們這些讀書人沒做好,所以恨鐵不成鋼,所以罵東林等一批人因為黨爭耽誤了大局。

  那為什麼不罵閹黨呢?因為懶得罵。

  說顧誠在《南明史》里為什麼對史可法幾乎是指著鼻子罵,對於那些真正投降賣國之人,如四鎮和左良玉部,言辭反而沒那麼激烈。

  不是顧誠要故作反動,而是他認為史可法可以拯救南明,但是他沒做到,所以顧誠怒其不爭、哀其無能。

  東林黨的確不全部是善男信女。

  他們非議東林是因為覺得東林好還是不好這件事有爭議,不罵閹黨是因為他們覺得閹黨是垃圾這件事沒爭議。

  大明版共濟會,怎麼可能是「善男信女」呢?

  東林黨既有社會輿論,又有朝廷重臣,而且不乏黨同伐異的鬥爭手段。

  所謂有鬥爭意識,指的是東林黨掌控政權的終極目標。

  顧憲成是朝廷的幕後影響者,萬曆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兩人勢不兩立。

  這個東林書院可以藐視當朝的首輔,說他們是木偶、嬰兒。

  這個書院可以阻擋大臣復起,改變皇帝任命。

  無數人的命運,大明天下的時局,都將由這個看似與朝廷毫無關係的地方,最終確定。

  在顧憲成的背後,是一片深不可測的黑夜。

  在那片黑暗中,隱藏著一股強大的力量。

  一股暗流正在涌動、在黑暗中集結,慢慢地伸出手,操縱所有的一切。

  顧憲成和東林黨。

  歷史的真相,恐怖如斯!

  那麼這個可怕的組織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

  當顧憲成和李三才在戶部做主事的時候,他們的上司竟然叫趙南星。

  聯想到這幾位後來在朝廷里呼風喚雨的情景,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裡,他們談論的應該不僅僅是仁義道德,君子之交。

  暗室密謀之類的把戲也沒少玩。在教書育人的同時,葉向高還廣交了不少朋友,比如顧憲成,比如趙南星。

  顧憲成作為一個沒有任何職務,遠離京城上千里的平民,他在暗中操縱著一切,與皇帝分庭抗禮的能量是從哪裡來的呢?

  那幾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員,無論是升遷,還是考核,都要從顧憲成手底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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