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57章 為後世計
作為一個數學家，以及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張蒼從這份竹簡上看到，遠不止於此——不用劉弘多說什麼，張蒼就已經通過這卷竹簡，想到了許多可拓展的財務措施。
例如，在『日、事、取、余』四欄之外，再加一欄『印』，規定每一個事件過後，當值官吏需要用印，表示對該次事件，以及府庫存錢餘額表示認同！
這樣一來，非但府庫少沒少錢，能通過這樣一份帳簿顯現出來，就連錢是在什麼時候少的，什麼人身上出的問題，都在帳簿紙上一覽無餘——為了保證自己不因帳目而被怪罪，官員用印之前，必然會仔細核對府庫存錢，以保證存錢的真實剩餘量，與帳本上『余』那一欄一致！
「此宦者令奉朕諭，於省中試行之帳簿，御史大夫以為如何？」
劉弘一聲輕語，將張蒼從驚喜中拉回現實，張蒼卻並沒有急於作答。
稍稍按捺內心中的激盪，張蒼便發現，其實劉弘所『發明』的記帳方式，與此時本有的記帳方式並非全然不同，
此種新式記法中的『日，事，取，余』四部分，除了『余』這一項之外的三項，實際上在過去的記錄方式中也同樣存在。
只不過在過去，『日，事，取』三項，被記錄成了一整句陳述句，並一條條冗積在一起罷了。
理性的分析二者的區別，劉弘所拿出的這種新式記帳方式，只不過是在原有的三項中加了一項『余』，並不再以陳述句的方式記錄，轉而以一種···
想到這裡，張蒼卻發現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來形容這一種記錄方式了。
「此記法，朕欲稱其曰：財圖。」
實際上，作為整個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三大文明中，以及唯一一個延續五千年的文明，華夏數學的發展程度，在很長一段歷史時間間隔內，都在全世界出於大幅領先地位。
無論是方程、正負、象限等數學基礎理論的提出與發現，亦或是圓周率、微積分、衰分等高等數學基礎，在華夏的提出時間，都普遍領先全世界至少一千年以上！
但是，自西方所用紀年之『公元』開始，直到滿清覆滅，華夏不止科學技術發展接近停滯，就連數學，也沒有再取得太大的進步；十九世紀的華夏數學，與公元前三世紀的近乎完全相同！
造成這種『發展停滯』的原因有很多：學術學派對數學的輕視、王朝周期律導致的反覆戰亂，以及民間文化普及度不高等等。
但要說最主要的原因，在劉弘看來，無疑是華夏數學界，缺少一種簡介清晰的數學記錄方式，或者體系。
就拿此時的漢初來說，無論是方程解析，算數運算，其過程都十分接近後世小學所教的初級基礎數學；但是，如果真讓後世的中小學生，去看九章算術里某道題目的解析過程，那位學生絕對看不懂。
因為此時的運算過程，完全以漢字敘述的方式進行！
舉個例子，後世很典型的一道二元一次方程：x=y-2，5x=3y，求x，y。
但凡上過學的人都知道，這道方程的解析過程：
x=y-2，5x=5y-10
∵5x=3y 5x=5y-10
∴3y=5y-10 y=5
又∵x=y-2，
∴x=3
解析式一列，運算過程簡介明了。
而在此時，這樣一道題，都不說運算了，光是要看懂題目，都需要費好大的力氣···
——有甲、乙二物，甲物加二錢，可換得乙物；甲物五，可換乙物者三，問：甲乙二物各價幾何？
且先不提此時沒有標點符號這件事了，光是從這麼一句文字中提煉出題干，就要求做這道題的人不止需要認字，還得具備一定的思維體系構建能力。
或許看上去，並沒有這麼玄乎：以後世人的視角，這樣純文字的敘述方式，似乎也沒啥不一樣的？
那是因為，後世人的思維能力，體系構建能力，都已被更簡易的符號、數字等思維工具給鍛鍊到了一定的熟練程度——即便題目是文字，後世人也能在看過這樣一道題過後，自動在大腦生成『x+2=y，5x+3y』的等式。
但此時的人在解這道題的時候，並不會有這樣下意識的的思維體系構建，所有的過程，都需要以文字的形式展現，如『甲物加二錢可換得乙物，故乙物可視作甲物加二錢；甲物五換得乙物三，即甲物五，換得甲物三又六錢···』
撇開其他的客觀原因，真正阻礙華夏數學發展的，便是這般繁雜的運算過程。
此時張蒼手中的竹簡——準確地說：統計圖，就是劉弘打算針對此，所做出的第一個嘗試。
從九章算術第一次出現並沿用到現在，華夏數學實際上已經近乎到達了『文字數學』可抵達的巔峰；要想讓華夏數學穩步發展，而不是如歷史上一般停滯不前，那從『數學文字化』到『數學符號化』的轉變，將無可避免。
更簡潔易懂的記錄方式、運算方式，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精力，讓那些數學造詣達到水準線，有機會促成數學發展的人有更多的時間，去探究更為深奧的問題。
——就如歷史上的張蒼那樣，去琢磨琢磨：地球離太陽，究竟有多遠呢···
只要有人願意做這樣的嘗試，劉弘就會拼盡所有，保全那個人不被燒死！
即便不考慮『為後世計』這般宏偉遠大的目標，更簡單的數學記錄方式，也可以讓政權的運轉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試想一下：在過去秋收之後，為了將糧稅記錄在冊並上繳國庫，地方縣衙幾乎要花費數個月，發動大半的官吏，將每家每戶的納稅額以漢字一條條記錄上帳本，再上交中央，中央再花十幾天時間，核對完該縣所送來的農稅與帳本是否對的上——帳目上說，張三繳糧十石，就從堆積如山的糧袋中，找一隻寫有『某縣張三』的糧袋，稱一下是否有十石那麼重···
而以後，就不用這麼麻煩了：地方只需要在原有的帳目基礎上加一條：某某人繳糧多少之後，總糧食糧達到了多少。
這樣一來，中央在核查的時候，就只需要查看帳本最後那一欄，匯總的總量與送來的糧食總量是否相符，就可以了。
至於帳目是否有差池，中央也不用再挨個比對——就拿劉弘方才那本帳本來說，只需要查看某一條帳目所記錄的支出，是否等於府庫原存有量與現存有量之差即可。
光是從『拿著帳本找糧袋沉重』，到『坐在辦公室核算帳本』的轉變，就可以將行政效率提升至少八成——如果真有加減法都不會算的酒囊飯袋混入中樞，那劉弘絕對不會輕易放過！
作為一個後世人，劉弘所要追求的自然是中央集權，中央集權又需要足夠的官僚數量來保證行政效率；『財務改革』這個想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在劉弘地計劃之中的。
按漢室現在的生產力，以及中央的財政狀況，大範圍擴編基層官員，絕非一日之功——在五年之內，劉弘能做到在不裁員的前提下，將官員待遇提升到『不貪不拿也能活的寬裕』的程度，就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這樣一來，官僚人數的提升，就從劉弘地近期目標中排除；既然能用的官僚就這麼多，劉弘也只能從官僚個體的行政效率下手，用現有的官僚，來做更多的事。
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劉弘能做的其實非常多：以紙取代竹簡，推動張蒼更早推行『審計』制度，增強御史大夫對官員的審查力度等等等等。
但成本最小，耗時最短，見效最大的，就是財物改革。
毫不誇張的說，只要劉弘能做到讓天下所有地方官府，都用此時張蒼手上這卷竹簡所記錄的方式記錄財務，漢室的行政效率就能肉眼可見的翻倍！
而對此時的劉弘來說，最需要的就是這種政治成就——肉眼可見！
撇開陳平等『德高望重』的政敵不論，劉弘十四歲的**年紀，就讓劉弘地政治威望天生處於劣勢地位。
無論劉弘做出多麼有深意，多麼福澤子孫的舉措，輿論都會不可避免的認為：陛下年不過十四，必然想不出此等良策；此當是朝堂諸公之共謀吧？
這也算是少年皇帝們的悲哀了——臣子做錯事，是皇帝沒能壓住場子；自己做出了成績，又會變成臣子的功勞，皇帝能掛個名都算不錯了···
但若是推行數學改革，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了——輿論頂多頂多會認為，這樣新奇的『記數』方式，應該是對《九章算術》有深刻研究的張蒼所提出，尤其是在未來幾年，朝堂在張蒼主持下推行『審計』制度之後，這種說法的可信度將達到頂峰。
看上去，功勞還是變成了臣子的，劉弘只得一個『虛心納諫』之名？
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首先，張蒼一人獨領功勞，與『朝堂諸公』共謀之功，對劉弘的意義就不一樣。
張蒼獨領，那劉弘就是知人善用；朝堂共謀，劉弘就只是被『大勢所趨』。
最主要的是——作為當事人，張蒼自己心裡最清楚，這件事究竟是誰的想法。
甚至基於此，將來張蒼正式推行『審計』制度時，也會潛意識的認為，『審計』制度也並非他一人之功，而是得到了劉弘地『啟示』——作為後世人，劉弘當然會以『先知者』的角度，改善張蒼提出的審計制度，儘量將未來可能出現，或在歷史上曾出現過的漏洞規避。
這樣一來，張蒼就不太可能如歷史上那樣，與身為皇帝得劉弘起齷齪了。
而和睦的君相關係，對於劉弘未來的計劃而言，至關重要。
例如，在『日、事、取、余』四欄之外，再加一欄『印』，規定每一個事件過後，當值官吏需要用印，表示對該次事件，以及府庫存錢餘額表示認同！
這樣一來，非但府庫少沒少錢，能通過這樣一份帳簿顯現出來，就連錢是在什麼時候少的，什麼人身上出的問題，都在帳簿紙上一覽無餘——為了保證自己不因帳目而被怪罪，官員用印之前，必然會仔細核對府庫存錢，以保證存錢的真實剩餘量，與帳本上『余』那一欄一致！
「此宦者令奉朕諭，於省中試行之帳簿，御史大夫以為如何？」
劉弘一聲輕語，將張蒼從驚喜中拉回現實，張蒼卻並沒有急於作答。
稍稍按捺內心中的激盪，張蒼便發現，其實劉弘所『發明』的記帳方式，與此時本有的記帳方式並非全然不同，
此種新式記法中的『日，事，取，余』四部分，除了『余』這一項之外的三項，實際上在過去的記錄方式中也同樣存在。
只不過在過去，『日，事，取』三項，被記錄成了一整句陳述句，並一條條冗積在一起罷了。
理性的分析二者的區別，劉弘所拿出的這種新式記帳方式，只不過是在原有的三項中加了一項『余』，並不再以陳述句的方式記錄，轉而以一種···
想到這裡，張蒼卻發現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來形容這一種記錄方式了。
「此記法，朕欲稱其曰：財圖。」
實際上，作為整個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三大文明中，以及唯一一個延續五千年的文明，華夏數學的發展程度，在很長一段歷史時間間隔內，都在全世界出於大幅領先地位。
無論是方程、正負、象限等數學基礎理論的提出與發現，亦或是圓周率、微積分、衰分等高等數學基礎，在華夏的提出時間，都普遍領先全世界至少一千年以上！
但是，自西方所用紀年之『公元』開始，直到滿清覆滅，華夏不止科學技術發展接近停滯，就連數學，也沒有再取得太大的進步；十九世紀的華夏數學，與公元前三世紀的近乎完全相同！
造成這種『發展停滯』的原因有很多：學術學派對數學的輕視、王朝周期律導致的反覆戰亂，以及民間文化普及度不高等等。
但要說最主要的原因，在劉弘看來，無疑是華夏數學界，缺少一種簡介清晰的數學記錄方式，或者體系。
就拿此時的漢初來說，無論是方程解析，算數運算，其過程都十分接近後世小學所教的初級基礎數學；但是，如果真讓後世的中小學生，去看九章算術里某道題目的解析過程，那位學生絕對看不懂。
因為此時的運算過程，完全以漢字敘述的方式進行！
舉個例子，後世很典型的一道二元一次方程：x=y-2，5x=3y，求x，y。
但凡上過學的人都知道，這道方程的解析過程：
x=y-2，5x=5y-10
∵5x=3y 5x=5y-10
∴3y=5y-10 y=5
又∵x=y-2，
∴x=3
解析式一列，運算過程簡介明了。
而在此時，這樣一道題，都不說運算了，光是要看懂題目，都需要費好大的力氣···
——有甲、乙二物，甲物加二錢，可換得乙物；甲物五，可換乙物者三，問：甲乙二物各價幾何？
且先不提此時沒有標點符號這件事了，光是從這麼一句文字中提煉出題干，就要求做這道題的人不止需要認字，還得具備一定的思維體系構建能力。
或許看上去，並沒有這麼玄乎：以後世人的視角，這樣純文字的敘述方式，似乎也沒啥不一樣的？
那是因為，後世人的思維能力，體系構建能力，都已被更簡易的符號、數字等思維工具給鍛鍊到了一定的熟練程度——即便題目是文字，後世人也能在看過這樣一道題過後，自動在大腦生成『x+2=y，5x+3y』的等式。
但此時的人在解這道題的時候，並不會有這樣下意識的的思維體系構建，所有的過程，都需要以文字的形式展現，如『甲物加二錢可換得乙物，故乙物可視作甲物加二錢；甲物五換得乙物三，即甲物五，換得甲物三又六錢···』
撇開其他的客觀原因，真正阻礙華夏數學發展的，便是這般繁雜的運算過程。
此時張蒼手中的竹簡——準確地說：統計圖，就是劉弘打算針對此，所做出的第一個嘗試。
從九章算術第一次出現並沿用到現在，華夏數學實際上已經近乎到達了『文字數學』可抵達的巔峰；要想讓華夏數學穩步發展，而不是如歷史上一般停滯不前，那從『數學文字化』到『數學符號化』的轉變，將無可避免。
更簡潔易懂的記錄方式、運算方式，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精力，讓那些數學造詣達到水準線，有機會促成數學發展的人有更多的時間，去探究更為深奧的問題。
——就如歷史上的張蒼那樣，去琢磨琢磨：地球離太陽，究竟有多遠呢···
只要有人願意做這樣的嘗試，劉弘就會拼盡所有，保全那個人不被燒死！
即便不考慮『為後世計』這般宏偉遠大的目標，更簡單的數學記錄方式，也可以讓政權的運轉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試想一下：在過去秋收之後，為了將糧稅記錄在冊並上繳國庫，地方縣衙幾乎要花費數個月，發動大半的官吏，將每家每戶的納稅額以漢字一條條記錄上帳本，再上交中央，中央再花十幾天時間，核對完該縣所送來的農稅與帳本是否對的上——帳目上說，張三繳糧十石，就從堆積如山的糧袋中，找一隻寫有『某縣張三』的糧袋，稱一下是否有十石那麼重···
而以後，就不用這麼麻煩了：地方只需要在原有的帳目基礎上加一條：某某人繳糧多少之後，總糧食糧達到了多少。
這樣一來，中央在核查的時候，就只需要查看帳本最後那一欄，匯總的總量與送來的糧食總量是否相符，就可以了。
至於帳目是否有差池，中央也不用再挨個比對——就拿劉弘方才那本帳本來說，只需要查看某一條帳目所記錄的支出，是否等於府庫原存有量與現存有量之差即可。
光是從『拿著帳本找糧袋沉重』，到『坐在辦公室核算帳本』的轉變，就可以將行政效率提升至少八成——如果真有加減法都不會算的酒囊飯袋混入中樞，那劉弘絕對不會輕易放過！
作為一個後世人，劉弘所要追求的自然是中央集權，中央集權又需要足夠的官僚數量來保證行政效率；『財務改革』這個想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在劉弘地計劃之中的。
按漢室現在的生產力，以及中央的財政狀況，大範圍擴編基層官員，絕非一日之功——在五年之內，劉弘能做到在不裁員的前提下，將官員待遇提升到『不貪不拿也能活的寬裕』的程度，就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這樣一來，官僚人數的提升，就從劉弘地近期目標中排除；既然能用的官僚就這麼多，劉弘也只能從官僚個體的行政效率下手，用現有的官僚，來做更多的事。
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劉弘能做的其實非常多：以紙取代竹簡，推動張蒼更早推行『審計』制度，增強御史大夫對官員的審查力度等等等等。
但成本最小，耗時最短，見效最大的，就是財物改革。
毫不誇張的說，只要劉弘能做到讓天下所有地方官府，都用此時張蒼手上這卷竹簡所記錄的方式記錄財務，漢室的行政效率就能肉眼可見的翻倍！
而對此時的劉弘來說，最需要的就是這種政治成就——肉眼可見！
撇開陳平等『德高望重』的政敵不論，劉弘十四歲的**年紀，就讓劉弘地政治威望天生處於劣勢地位。
無論劉弘做出多麼有深意，多麼福澤子孫的舉措，輿論都會不可避免的認為：陛下年不過十四，必然想不出此等良策；此當是朝堂諸公之共謀吧？
這也算是少年皇帝們的悲哀了——臣子做錯事，是皇帝沒能壓住場子；自己做出了成績，又會變成臣子的功勞，皇帝能掛個名都算不錯了···
但若是推行數學改革，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了——輿論頂多頂多會認為，這樣新奇的『記數』方式，應該是對《九章算術》有深刻研究的張蒼所提出，尤其是在未來幾年，朝堂在張蒼主持下推行『審計』制度之後，這種說法的可信度將達到頂峰。
看上去，功勞還是變成了臣子的，劉弘只得一個『虛心納諫』之名？
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首先，張蒼一人獨領功勞，與『朝堂諸公』共謀之功，對劉弘的意義就不一樣。
張蒼獨領，那劉弘就是知人善用；朝堂共謀，劉弘就只是被『大勢所趨』。
最主要的是——作為當事人，張蒼自己心裡最清楚，這件事究竟是誰的想法。
甚至基於此，將來張蒼正式推行『審計』制度時，也會潛意識的認為，『審計』制度也並非他一人之功，而是得到了劉弘地『啟示』——作為後世人，劉弘當然會以『先知者』的角度，改善張蒼提出的審計制度，儘量將未來可能出現，或在歷史上曾出現過的漏洞規避。
這樣一來，張蒼就不太可能如歷史上那樣，與身為皇帝得劉弘起齷齪了。
而和睦的君相關係，對於劉弘未來的計劃而言，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