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國民法院
這些人被凌遲，被分屍，被活活咬死，甚至被下到大鍋里燉成爛肉吃掉，林淮唐都以為是死有餘辜，純屬活該。
但社會黨並不提倡這種血親復仇。
最親的親人被人侮辱、被人殺害，不復仇，還算人嗎？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殺親仇人不共戴天，快意恩仇，這是中國傳統精神中人性正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從先秦就立法禁止私人復仇，但現實往往是，一旦涉及血親復仇，尤其是彰顯基本道德倫理的為父母、夫君、君主復仇，則往往從輕發落，甚至既往不咎、以賞代罰。
但是，僅僅快意恩仇是不夠的。
公審大會是用來追求正義的，而不是用來發泄復仇的怒火，有的時候正義與復仇可以劃上等號，但並不代表這兩者可以永遠都被劃上等號。
社會黨統治區內，不少地方的公審大會，據林淮唐所知都已經發生過了類似江北的那種情況，凌遲、分屍、活剮、食人……等等，在各地都出現過。
這些被公審的罪犯，死有餘辜，可社會黨絕不鼓勵公審大會淪為老百姓發泄情緒的工具。
公審大會為的是什麼？除了發揚正義以外，也為的讓老百姓信任社會黨的治理。
既然信任，老百姓就應該允許社會黨來制裁這些罪犯。
所以國民法院，應運而生了。
在林淮唐以「文抄公」筆名摘錄的兩套書《明末農民戰爭史》和《南明史》里，他都著重考辨過一個問題，就是明末時李自成到底有沒有把福王做成「福祿宴」吃掉。
林淮唐更願意相信的答案是——沒有。
李自成殺掉了福王，但也只是殺掉而已，乾淨利落的一刀罷了，並沒有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發明出來的各種酷刑，也沒有曾國藩、李鴻章殺害被俘的太平軍領袖時，那些花樣百出的刑罰。
為什麼？
是李自成不仇恨福王，還是闖軍那些流民餓殍出身的戰士們，不仇恨福王？
並不是的，而是因為李自成們希望建設的新社會，是一個由理性和正義統治的社會，而不是用恐怖來統治的社會。
一個經常被人忽略的事實是，全世界最早在行政中落實廢死政策的政權，是哪一個？
很多人可能都想不到，答案會是蘇聯。
當然，列寧在殘酷的紅白內戰中，為了保衛革命果實，很快就放棄了不切實際的廢死政策。
但這至少也說明一件事情，那就是共產主義者到這世界上來，不是為了讓地上動刀兵，而是為了一個更美好、更理想的世界。
恐怖是手段，不是目的，本末倒置，社會主義革命就有向波爾布特墮落的危險，這也是林淮唐為什麼常常講社會黨人需要警惕張獻忠的緣故。
大殺一場，自然痛快，但這之後呢？法律總是要建設的，法院也是需要的，革命者和張獻忠有同樣的起點，但絕不能停留在張獻忠大殺一場泄憤的階段，更不能墮落到最後張獻忠那樣不分良莠去毀滅自我的終點。
當然，即便是從更加實用主義的角度考慮，林淮唐也反對老百姓對土豪劣紳們實行私刑。
因為那樣很難建立起社會黨法律的權威性，而且對老百姓們來說，實行一些如食人的發泄性私刑，也會對他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諸多負面影響，由政府來代為執行死刑，本來也是為了保護老百姓們自己的健康。
廢死是完全不切實際的想法，但建立更加正規的國民法院，確實很有必要，公審大會更多還是作為一種戰時政策來運用，更為合理。
這一點，黃展雲在廈門確實做得很好。
國民法院依舊審理並處決了一批罪大惡極的劣紳，但整個程序都完全由社會黨來控制，不至於再發生百姓一擁而上搞私刑的失控情況。
這到底屬於一種進步，意味著社會黨的政權建設，更加成熟一層。
廈門的城市管理工作，算是社會黨現階段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林淮唐也認為很有推廣其經驗的必要。
這一點，就首先體現在廈門的城市工作，是全心全意地依靠著工人階級，而後才是注意團結進步資產階級和農民的。
蔡綺洪給書記局提交的那份報告中，也提到過：「……城市光復以後，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願意找官僚、職員和學生談話，農村幹部願意接近農民、貧民，而工人反而很少有人理會。」
這一問題在華東還不嚴重，但在農民主義氣氛很重的華南地區，就很嚴重了。
社會黨始終要牢記一點，農民固然是革命的主力軍，但工人階級將是革命的領導者。
而且工人既是社會黨可以完全信任的可靠力量，又有著充分的工業生產和管理經驗。社會黨接管城市、治理城市，最重要的是什麼？就是掌控前清留下的那一點小規模工業。
從產業工人和職員中，迅速訓練、提拔和培養一批幹部，以便派遣他們和老幹部一起去接管城市工業，並參加接下來的一年計劃建設，就成為極其迫切的工作。
革命不是亦步亦趨的複讀機，否則林淮唐就不應該做任何事情，他只能立刻前往湖南長沙跟著那一位去宣揚湖南獨立，或是去辦報經商直到十年以後再有所行動，而不是借著辛亥革命的驚濤駭浪，在1912年就建立起橫跨廣東、福建、湖南、江西、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八個省的革命政權，還有動員潛力多達二十萬人的革命武裝。
「我們的事業……」
林淮唐淡淡道：「我們的事業，要超越歷史，否則，我們為何而革命？為著歷史的亦步亦趨，為著期待又一個漢唐嗎？不是這樣的，不止是這樣的，革命是一種理想，喪失了理想的革命者，也就不能稱之為革命者了。」
林淮唐突然間的這一句話，很讓蔡綺洪和黃少通摸不著頭腦。不過他們至少可以確定一點，那就是林淮唐很滿意廈門方面的城市管理工作，並且有意把廈門經驗樹立成一個榜樣。
黃展雲的成功，也證明著另外一點，同盟會的元老之中，老一輩維新變法和革命的士紳之中，也並不是沒有能夠背叛其階級、背叛其出身的社會黨同道者的。
這讓林淮唐，對於他即將和鄭祖蔭、和廖仲愷進行的那場會議，更有了一重樂觀的希望。
「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1912！」
1912，民國元年，這一代的革命者還沒有老去、還沒有死去、還沒有來得及變質，他們之中不乏跟隨宋教仁北上的人，但同樣也不乏跟隨鄭祖蔭和廖仲愷而留下的人。
林淮唐的眼裡，頓時充滿了希望。
「廣東、福建……華南大有可為。」
林淮唐說道：「我要儘快和蓀公，還有廣州的廖都督談一談合作問題。如果社會黨和國民黨中的進步派能夠合作，廣東、福建……兩省革命形勢將有很大改觀，對我們的備戰建設，也將有極大的幫助。」
蔡綺洪眯起眼睛，又問道：「君漢這樣不信任國會政治嗎？君漢，你以為宋教仁的事業，還能吹多長時間？」
林淮唐輕哼一聲：「今年六月國會選舉正式開始，到明年二月國會選舉結束，這短時間，就是我們的遁初先生最後的舞台。國會選舉結束以後，袁世凱難道會束手就擒嗎？我勸大家不要忘記袁世凱在戊戌年的斑斑劣跡！即便指著洛水起誓，對袁世凱他們這類人來說，難道就不會有高平陵之事嗎？」
歷史上軍事獨裁者的君子協定，可信度就和空輸的威力一樣大。
但社會黨並不提倡這種血親復仇。
最親的親人被人侮辱、被人殺害，不復仇，還算人嗎？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殺親仇人不共戴天，快意恩仇，這是中國傳統精神中人性正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從先秦就立法禁止私人復仇，但現實往往是，一旦涉及血親復仇，尤其是彰顯基本道德倫理的為父母、夫君、君主復仇，則往往從輕發落，甚至既往不咎、以賞代罰。
但是，僅僅快意恩仇是不夠的。
公審大會是用來追求正義的，而不是用來發泄復仇的怒火，有的時候正義與復仇可以劃上等號，但並不代表這兩者可以永遠都被劃上等號。
社會黨統治區內，不少地方的公審大會，據林淮唐所知都已經發生過了類似江北的那種情況，凌遲、分屍、活剮、食人……等等，在各地都出現過。
這些被公審的罪犯，死有餘辜，可社會黨絕不鼓勵公審大會淪為老百姓發泄情緒的工具。
公審大會為的是什麼？除了發揚正義以外，也為的讓老百姓信任社會黨的治理。
既然信任，老百姓就應該允許社會黨來制裁這些罪犯。
所以國民法院，應運而生了。
在林淮唐以「文抄公」筆名摘錄的兩套書《明末農民戰爭史》和《南明史》里，他都著重考辨過一個問題，就是明末時李自成到底有沒有把福王做成「福祿宴」吃掉。
林淮唐更願意相信的答案是——沒有。
李自成殺掉了福王，但也只是殺掉而已，乾淨利落的一刀罷了，並沒有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發明出來的各種酷刑，也沒有曾國藩、李鴻章殺害被俘的太平軍領袖時，那些花樣百出的刑罰。
為什麼？
是李自成不仇恨福王，還是闖軍那些流民餓殍出身的戰士們，不仇恨福王？
並不是的，而是因為李自成們希望建設的新社會，是一個由理性和正義統治的社會，而不是用恐怖來統治的社會。
一個經常被人忽略的事實是，全世界最早在行政中落實廢死政策的政權，是哪一個？
很多人可能都想不到，答案會是蘇聯。
當然，列寧在殘酷的紅白內戰中，為了保衛革命果實，很快就放棄了不切實際的廢死政策。
但這至少也說明一件事情，那就是共產主義者到這世界上來，不是為了讓地上動刀兵，而是為了一個更美好、更理想的世界。
恐怖是手段，不是目的，本末倒置，社會主義革命就有向波爾布特墮落的危險，這也是林淮唐為什麼常常講社會黨人需要警惕張獻忠的緣故。
大殺一場，自然痛快，但這之後呢？法律總是要建設的，法院也是需要的，革命者和張獻忠有同樣的起點，但絕不能停留在張獻忠大殺一場泄憤的階段，更不能墮落到最後張獻忠那樣不分良莠去毀滅自我的終點。
當然，即便是從更加實用主義的角度考慮，林淮唐也反對老百姓對土豪劣紳們實行私刑。
因為那樣很難建立起社會黨法律的權威性，而且對老百姓們來說，實行一些如食人的發泄性私刑，也會對他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諸多負面影響，由政府來代為執行死刑，本來也是為了保護老百姓們自己的健康。
廢死是完全不切實際的想法，但建立更加正規的國民法院，確實很有必要，公審大會更多還是作為一種戰時政策來運用，更為合理。
這一點，黃展雲在廈門確實做得很好。
國民法院依舊審理並處決了一批罪大惡極的劣紳，但整個程序都完全由社會黨來控制，不至於再發生百姓一擁而上搞私刑的失控情況。
這到底屬於一種進步，意味著社會黨的政權建設，更加成熟一層。
廈門的城市管理工作，算是社會黨現階段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林淮唐也認為很有推廣其經驗的必要。
這一點，就首先體現在廈門的城市工作，是全心全意地依靠著工人階級，而後才是注意團結進步資產階級和農民的。
蔡綺洪給書記局提交的那份報告中，也提到過：「……城市光復以後，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願意找官僚、職員和學生談話，農村幹部願意接近農民、貧民，而工人反而很少有人理會。」
這一問題在華東還不嚴重，但在農民主義氣氛很重的華南地區，就很嚴重了。
社會黨始終要牢記一點，農民固然是革命的主力軍，但工人階級將是革命的領導者。
而且工人既是社會黨可以完全信任的可靠力量，又有著充分的工業生產和管理經驗。社會黨接管城市、治理城市，最重要的是什麼？就是掌控前清留下的那一點小規模工業。
從產業工人和職員中，迅速訓練、提拔和培養一批幹部，以便派遣他們和老幹部一起去接管城市工業，並參加接下來的一年計劃建設，就成為極其迫切的工作。
革命不是亦步亦趨的複讀機，否則林淮唐就不應該做任何事情，他只能立刻前往湖南長沙跟著那一位去宣揚湖南獨立，或是去辦報經商直到十年以後再有所行動，而不是借著辛亥革命的驚濤駭浪，在1912年就建立起橫跨廣東、福建、湖南、江西、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八個省的革命政權，還有動員潛力多達二十萬人的革命武裝。
「我們的事業……」
林淮唐淡淡道：「我們的事業，要超越歷史，否則，我們為何而革命？為著歷史的亦步亦趨，為著期待又一個漢唐嗎？不是這樣的，不止是這樣的，革命是一種理想，喪失了理想的革命者，也就不能稱之為革命者了。」
林淮唐突然間的這一句話，很讓蔡綺洪和黃少通摸不著頭腦。不過他們至少可以確定一點，那就是林淮唐很滿意廈門方面的城市管理工作，並且有意把廈門經驗樹立成一個榜樣。
黃展雲的成功，也證明著另外一點，同盟會的元老之中，老一輩維新變法和革命的士紳之中，也並不是沒有能夠背叛其階級、背叛其出身的社會黨同道者的。
這讓林淮唐，對於他即將和鄭祖蔭、和廖仲愷進行的那場會議，更有了一重樂觀的希望。
「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1912！」
1912，民國元年，這一代的革命者還沒有老去、還沒有死去、還沒有來得及變質，他們之中不乏跟隨宋教仁北上的人，但同樣也不乏跟隨鄭祖蔭和廖仲愷而留下的人。
林淮唐的眼裡，頓時充滿了希望。
「廣東、福建……華南大有可為。」
林淮唐說道：「我要儘快和蓀公，還有廣州的廖都督談一談合作問題。如果社會黨和國民黨中的進步派能夠合作，廣東、福建……兩省革命形勢將有很大改觀，對我們的備戰建設，也將有極大的幫助。」
蔡綺洪眯起眼睛，又問道：「君漢這樣不信任國會政治嗎？君漢，你以為宋教仁的事業，還能吹多長時間？」
林淮唐輕哼一聲：「今年六月國會選舉正式開始，到明年二月國會選舉結束，這短時間，就是我們的遁初先生最後的舞台。國會選舉結束以後，袁世凱難道會束手就擒嗎？我勸大家不要忘記袁世凱在戊戌年的斑斑劣跡！即便指著洛水起誓，對袁世凱他們這類人來說，難道就不會有高平陵之事嗎？」
歷史上軍事獨裁者的君子協定，可信度就和空輸的威力一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