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章 司馬光與王安石
勝吉十七年十一月初十，司馬光收到了王安石的回信，相比自己洋洋灑灑三千言懇切之言，王安石的回信只有四百字，而且如王安石之為人，剛強執拗。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嚮往之至！」
此封回信結構嚴謹，顯示出王安石對司馬光建議的重視，同時表明了自己見解堅定，不肯輕易改變之意。
司馬光在前幾日的三封信中指責王安石實行變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王安石在辯駁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問題一一名實問題。名正則言順而事行。王安石從大處著眼，指出決定進行變法是「受命於人主」，出於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經過朝廷的認真討論而訂立；然後再「授之於有司」，交付具體主管部門去執行。這一「受」、一「議」、一「授」，將新法從決策、制定到推行的全過程置於完全名正言順、合理合法的基礎上。
王安石不去申辨實行新法是否侵奪了政府有關機構的某些權力這些具體現象，只是從名正言順的角度來應對，「侵官」之說便不攻自破。次駁「生事」。「舉先王之政」是理論根據，「興利除弊」是根本目的。這樣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國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擾民」。再駁「征利」。只用「為天下理財」一句已足。因為問題不在於是否征利，而在於為誰征利。根本出發點正確，「征利」的責難也就站不住腳。然後駁「拒諫」。只有拒絕正確的批評，文過飾非才叫拒諫，因此，「辟邪說，難壬（佞）人」便與拒諫風馬牛不相及。最後講到「怨誹之多」，卻不再從正面反駁，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語帶過，大有對此不屑一顧的輕蔑之意。
王安石最後指出：人們習慣於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憂國事、附和流俗、討好眾人為處世的良方。
「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義語；而「俗」與「眾」則是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勢力。所以皇帝柴勐「欲變此」，而王安石則「助上抗之」。接著講到「眾何為而不洶洶然」，只是說明保守勢力的反對勢在必然，卻絲毫不意味著他們的有理和有力。王安石舉了盤庚遷都的歷史事例，說明反對者之多並不表明措施有錯誤，只要「度義而後動」，確認自己做得是對的，就沒有任何退縮後悔的必要。盤庚之遷，連百姓都反對，尚且未能使他改變計劃，那麼當前實行變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勢力的反對，就更無退縮之理了。「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表明王安石的行事準則，及不為怨誹之多而改變決心的堅定態度。
「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司馬光從王安石委婉的言辭中看到對自己犀利的批評，難道自己讓王安石徐徐圖之，便是無所事事了？這個王安石固然有才，但未免小看天下人了。這幾日，言官御史們上了不少彈劾奏摺，被官家全部批駁，文彥博、歐陽修等朝廷元老雖然也對王安石變法的力度不以為然，但還沒有到公開決裂，與當朝宰相交惡的地步，朝廷上下現在正等著有大臣能夠挺身而出，力抗王安石的新政。
司馬光正在醞釀情緒，一股捨我其誰的使命感讓他心潮澎湃，突然聽到了外面的喧譁聲。司馬光聞聲出去，只見一名頭戴軟腳幞頭，身著緋羅袍的宦官就站在大堂正中央，在他旁邊是一名小黃門用朱漆托盤托著明黃綢緞蓋起的一卷聖旨。那名宦官是司馬光認識的內侍省副都知李守愚。
司馬光進入大堂後，上前拱手行禮：「原來是李都知。」
李守愚慌忙回禮，臉上堆起的笑容甚至帶著諂媚，「見過司馬中丞！」
李守愚回頭掀開漆盤上的明黃綢緞，取下擺在上面的一卷詔書，肅然道，「司馬光聽詔。」
司馬光上前跪倒。
李守愚用著尖細的嗓音念著詔書，前面一大段是稱讚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忠勤有加，謹事王命，對他編寫通志之事大家褒揚，然後加封上柱國，任命他為知樞密院事，著其於三日後出使遼國，商議和談之事。
傳過聖旨，李守愚也不再擺出肅穆嚴重的架子，轉而笑著向司馬光道喜：「恭喜司馬樞密。」
司馬光原來是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分別是正三品的官位和從三品的職事，如今加了上柱國正二品的封號，知樞密院事的職事，已然是朝廷內僅次於樞密使、同平章事的高官。只是在這個時候，免了自己御史中丞的差事，並要求於三日後出使遼國，怎麼看也象王安石的手筆，卻是不知這王安石是何用意？難道是譏諷自己不懂軍務，只識得道德文章？
賞了李守愚五兩銀子，打發天使回宮復命後，司馬光回到書房寫了一篇謝恩折，同時又寫了一篇彈劾王安石的摺子。可是這彈劾王安石的摺子此時遞交上去，卻顯得有些不近人情了，王安石好言回信，自己官職又有了提升，雖然免去了言官之首的差事，但畢竟也成了輔政之臣。司馬光想了想，還是在出使遼國回來後，再與蘇軾等人商議如何制止王安石的新政吧。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嚮往之至！」
此封回信結構嚴謹，顯示出王安石對司馬光建議的重視，同時表明了自己見解堅定，不肯輕易改變之意。
司馬光在前幾日的三封信中指責王安石實行變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王安石在辯駁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問題一一名實問題。名正則言順而事行。王安石從大處著眼，指出決定進行變法是「受命於人主」，出於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經過朝廷的認真討論而訂立；然後再「授之於有司」，交付具體主管部門去執行。這一「受」、一「議」、一「授」，將新法從決策、制定到推行的全過程置於完全名正言順、合理合法的基礎上。
王安石不去申辨實行新法是否侵奪了政府有關機構的某些權力這些具體現象，只是從名正言順的角度來應對，「侵官」之說便不攻自破。次駁「生事」。「舉先王之政」是理論根據，「興利除弊」是根本目的。這樣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國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擾民」。再駁「征利」。只用「為天下理財」一句已足。因為問題不在於是否征利，而在於為誰征利。根本出發點正確，「征利」的責難也就站不住腳。然後駁「拒諫」。只有拒絕正確的批評，文過飾非才叫拒諫，因此，「辟邪說，難壬（佞）人」便與拒諫風馬牛不相及。最後講到「怨誹之多」，卻不再從正面反駁，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語帶過，大有對此不屑一顧的輕蔑之意。
王安石最後指出：人們習慣於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憂國事、附和流俗、討好眾人為處世的良方。
「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義語；而「俗」與「眾」則是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勢力。所以皇帝柴勐「欲變此」，而王安石則「助上抗之」。接著講到「眾何為而不洶洶然」，只是說明保守勢力的反對勢在必然，卻絲毫不意味著他們的有理和有力。王安石舉了盤庚遷都的歷史事例，說明反對者之多並不表明措施有錯誤，只要「度義而後動」，確認自己做得是對的，就沒有任何退縮後悔的必要。盤庚之遷，連百姓都反對，尚且未能使他改變計劃，那麼當前實行變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勢力的反對，就更無退縮之理了。「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表明王安石的行事準則，及不為怨誹之多而改變決心的堅定態度。
「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司馬光從王安石委婉的言辭中看到對自己犀利的批評，難道自己讓王安石徐徐圖之，便是無所事事了？這個王安石固然有才，但未免小看天下人了。這幾日，言官御史們上了不少彈劾奏摺，被官家全部批駁，文彥博、歐陽修等朝廷元老雖然也對王安石變法的力度不以為然，但還沒有到公開決裂，與當朝宰相交惡的地步，朝廷上下現在正等著有大臣能夠挺身而出，力抗王安石的新政。
司馬光正在醞釀情緒，一股捨我其誰的使命感讓他心潮澎湃，突然聽到了外面的喧譁聲。司馬光聞聲出去，只見一名頭戴軟腳幞頭，身著緋羅袍的宦官就站在大堂正中央，在他旁邊是一名小黃門用朱漆托盤托著明黃綢緞蓋起的一卷聖旨。那名宦官是司馬光認識的內侍省副都知李守愚。
司馬光進入大堂後，上前拱手行禮：「原來是李都知。」
李守愚慌忙回禮，臉上堆起的笑容甚至帶著諂媚，「見過司馬中丞！」
李守愚回頭掀開漆盤上的明黃綢緞，取下擺在上面的一卷詔書，肅然道，「司馬光聽詔。」
司馬光上前跪倒。
李守愚用著尖細的嗓音念著詔書，前面一大段是稱讚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忠勤有加，謹事王命，對他編寫通志之事大家褒揚，然後加封上柱國，任命他為知樞密院事，著其於三日後出使遼國，商議和談之事。
傳過聖旨，李守愚也不再擺出肅穆嚴重的架子，轉而笑著向司馬光道喜：「恭喜司馬樞密。」
司馬光原來是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分別是正三品的官位和從三品的職事，如今加了上柱國正二品的封號，知樞密院事的職事，已然是朝廷內僅次於樞密使、同平章事的高官。只是在這個時候，免了自己御史中丞的差事，並要求於三日後出使遼國，怎麼看也象王安石的手筆，卻是不知這王安石是何用意？難道是譏諷自己不懂軍務，只識得道德文章？
賞了李守愚五兩銀子，打發天使回宮復命後，司馬光回到書房寫了一篇謝恩折，同時又寫了一篇彈劾王安石的摺子。可是這彈劾王安石的摺子此時遞交上去，卻顯得有些不近人情了，王安石好言回信，自己官職又有了提升，雖然免去了言官之首的差事，但畢竟也成了輔政之臣。司馬光想了想，還是在出使遼國回來後，再與蘇軾等人商議如何制止王安石的新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