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節 敵與友（1）
張群想了半天，最後道：「委座認為日本人的話可信麼？」
蔣介石猶豫半天，最後道：「日方為取信於我們，主動表示可先交收縣城，只要我們同意，兩周內完成交割，宜昌和南昌在日本獲得印度勝局後交割，但最晚不超過一年後。」
張群明白了，先不說宜昌和南昌的事，就是白拿20座縣城也挺好的，他能理解蔣的心態：他對派遠征軍去保衛印度實在是半點好感都欠，所以哪怕日本人不給什麼好處，他都無動於衷，當然如果有好處，他就更能說服手下了。不戰而得20個縣城，對中國政府抗戰來說也是不小的功績，但日軍態度又透著古怪——他們現在居然不提共同反共，還說要向共產黨移交縣城並出售軍火，這是真心要與共產黨合作還是借共產黨之手來施壓政府？
他腦子轉得飛快，先接收縣城再反悔派出遠征軍這種事估計委員長辦不出來：
一來這除了徒勞地激怒日軍沒什麼意義——日軍能放棄很快也能重新奪走，這半年多來他沒少聽到類似的故事：凡老老實實交錢贖城的，日方基本信守了承諾，凡是敢於耍手段使出心眼的，最後都被日軍教訓了，現在再敢這麼做的人真沒有了；
二來真要派兵進入印度也不是件容易事，第一次入緬的教訓歷歷在目，現在又加上德軍，部隊畏難情緒會更大；
三來，委員長的心思他已看得很明朗，現在對付日軍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對付共產黨他準備用三分政治、七分軍事；
「委座，美國人就沒什麼條件麼……」旁聽的陳布雷遲疑地問道，潛台詞是美國人不應該只談責任義務不給好處啊。
常凱申咳嗽了一聲，露出了不太自然的笑容：「美國人首先對蘇聯的行為表示強烈不滿，會堅決支持我們一切行動；其次，美國人明確表示贊同政府進一步統一軍令、政令的舉措；再次，願意和英國交涉將來戰後把香港還給我們，廢除以前簽署的不平等條約；最後，如果印度、緬甸通道打通，願意送我們30個美械師裝備。」
陳布雷作為首席文膽很清楚「統一軍令、政令」後面是什麼東西了——這是默許委員長對共產黨動手。
張群認為美國這幾個條件很有誠意，正好撓到了老蔣的癢處，按理說這是大有迴旋餘地的事，為什麼兩人會吵得這麼厲害？後來才明白是史迪威說話方式不對，以命令般的口吻讓蔣當場答應，這就觸動了蔣介石敏感的神經。
陳布雷認為印度局勢很糟糕，否則美國人不會下這麼大本錢。
「當然很糟糕！」蔣冷笑道，「錫蘭島面積差不多比台灣大一倍，這麼大個島，3天就淪陷了，4萬英軍當了俘虜。娘希匹，英國人儘是廢物！——就是4萬頭豬放在那裡，3天也抓不完！這樣的將軍如果在我們這裡，我是要殺他頭的！」
「印度輕鬆讓日軍占領不符合我們的利益，一來國家被日軍四面包圍，外援斷絕，形勢大大不利；二來，這樣就達不到消耗日軍實力的目的，萬一日軍打完印度繼續回頭來打我們就麻煩了；三來，如果印度徹底丟光了，英國很可能就打不下去，或許要退出戰爭，英國一退出，美國也會打退堂鼓，我們孤軍奮戰，外有強大敵軍、內有共產黨不聽指揮，內憂外患很不利……」張群道，「兵當然是要派的，但不能多派，象徵性先派一點就好——這一點可以和日本人先說好，他們擔心的是是我們大規模派兵，比如30萬這樣，如果我們派個3-5千人，日軍應該不會計較，美國人那裡也有個交代；再次，日軍既然有從大陸撤軍的跡象，是不是大家再談一次，只要尊重我們領土主權和國家統一，可以讓日方在經濟上占些便宜；最後，關於統一軍令、政令，我舉雙手贊同，不過是不是找些確切的證據並大白天下？俄國人口口聲聲說友好，搶糧暴露後，民眾就醒悟了，對共產黨會有再認識，民眾同樣也要有這樣一個過程。」
陳布雷認為要對美國把話講清楚，要求國軍派兵是有前提條件的，至少英美盟軍要先在緬甸一線發起反攻，打通道路才行，否則30萬大軍根本過不去！如果緬甸的日軍這樣好打，國軍為什麼不去趁機收復武漢呢？
「委座，我有個大膽的想法……不過……」張群忽然又開口道，「共產黨口口聲聲說抗日，美國人也認為他們抗日而且戰鬥力不俗，這樣也好，政府幹脆就通過美國人下一道通知，讓第十八集團軍、新編新四路軍各部抽調部隊去印度打日軍……」
「這不妥，不妥，這豈不是白白讓共產黨拿了美國軍火、物資？」常凱申還在思考間，陳布雷先表示反對。
「其實想明白了無所謂不妥，如果共產黨部隊要保持獨立性，自搞一套，美國人很快就會認清楚他們的真面目；如果共產黨爽快地接受了美國人的指揮與安排，那共產黨部隊還姓共麼？」張群陰陰地笑了起來，「派共產黨去印度打仗好處很多。去，不管輸贏都是有利的；如果共產黨不肯去，那就要藉助布雷先生的筆好好說一說了：史達林派軍隊來新疆搶糧食、殘害我國軍民，老百姓已認清了真相，如果把抗日這張皮也扯掉，我們維護軍令、政令統一就更加師出有名。」
「這個嘛……」蔣介石又猶豫起來，「還要再討論一下，從長計議。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有些時候不是一成不變的，要注意轉化，注意轉變……」
張群知道對面瞻前顧後的老毛病又開始發作了，內心有點鄙視，嘴上卻說：「當然，當然，這只是我個人不太成熟的想法，讓委座見笑了。」
雖然蔣在派兵問題上瞻前顧後，但關於「新疆搶糧」的事卻掀起了高潮：重慶在延安是派駐有觀察員的。1937年國共合作實現後，作為合作條件之一，向延安派駐了國民黨聯絡機構和聯絡參謀（以「現代新儒家」享譽台、港及海外的徐復觀曾在1943年作為國民黨聯絡參謀駐延安近一年），在中共情報及反間諜機關的嚴密控制下，國民黨駐延安觀察員雖無從獲得中共重要機密，但是仍能因其就近觀察之便，捕獲到中共若干戰略性和公開信息。
蔣介石接到延安線報，知道中共目前在整風，雖然蔣對於整風的內涵並不清楚，但作為知根知底的老對手，他很快就看出整風的實質，他不止一次地和陳布雷等親信表示：名為整風，實為整肅，是毛在排斥異己、唯我獨尊！
不過他雖然大致了解中共內部的矛盾，但除隔岸觀火之外別無其它選擇，因為他對中共政策的制定毫無影響力他也只會對即將發生的中共內部的整肅鬥爭興高采烈，實在希望中共因毛澤東與王明等衝突而四分五裂。
關於高層內部的衝突，蔣通過觀察員拿不到，不過他有一個更穩定的來源——1938年叛逃的張國燾，張在叛逃後被蔣迅速接納，算作「心戰」的重要勝利，在張國燾的供述下，蔣介石知道了毛與王明之間的衝突，知道了本土派與國際派之間的鬥爭，現在「新疆搶糧」事件一爆發，他就認為找到了足以引爆中共內部矛盾的利器，而且他與史達林打過交道，知道這個人同樣權力與控制欲望極其強烈，如果能引發延安和莫斯科之間決裂，那對他最終完成統一是大有幫助的。
蔣的眼光錯不錯呢？當然不錯！
實際上這時候的史達林已經與毛積累了一些矛盾：對於毛逐漸取代王明成為中共最高領袖，史達林一開始是樂見其成的，因為王明的老師、共產國際前東方部部長米夫已在1938年被史達林清洗，所以史達林不會重用王明，這是其一；其二，王明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和與其他人的聯繫遠遠強於毛，所以史達林希望能扶持一個更弱小、更聽話、更沒有國際關係的中共領袖，而毛恰好在這個時期內投其所好，甚至還大張旗鼓地學習《聯共黨史》，這就使得史達林就不願對延安說些什麼。
但史達林萬萬沒有想到，毛對他的恭順完全是偽裝出來的，毛本質上就不是一個國際派，甚至極度反感國際派，當蘇德戰爭爆發後情況就發生了重大變化，已牢牢控制中共的毛澤東對來自莫斯科的指示陽奉陰違，因為後者已自顧不暇，毛採用拖延、迴避、指東道西等種種方法，拒絕出動八路軍進攻駐紮在華北和中蒙邊境地區的日本軍隊。當時莫斯科懼怕德日聯和夾擊自己，多次明確要求毛派出八路軍大部隊破壞華北鐵路，向日軍發起進攻，以減輕日本軍隊對蘇聯的壓力。毛對於百團大戰都不滿，怎麼可能去為蘇聯人火中取栗？自然是用種種辦法加以搪塞。
直到這時史達林才發現毛原來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已為時晚矣，因為毛已牢牢控制了中共，面對毛在延安「另搞一套」的狀態莫斯科雖然強烈不滿，卻毫無辦法。所以在新疆搶糧這件事上，史達林壓根就不想和延安溝通什麼，甚至在延安發電報過去之後詢問，也只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這次糧食徵購是經過盛世才同志認可並支付了合理對價，不知道為什麼有搶劫這一說法，對這種近乎污衊的宣傳，中共要予以強烈譴責同時肅清內部黨性不純、國際主義思想缺乏的流毒……」
駐延安代表的解釋稍微婉轉一點，不過口氣是一模一樣的：當初為了購買軍火，蘇聯曾貸款給中國方面——蘇聯那時候說什麼了麼？現在蘇聯沒有要求中國貸款，也出了錢購買，無論如何與搶劫沾不上邊——如果你覺得這部分盧布白條暫時不能用的話，你當貸款不就行了麼？
這個答覆就迅速引起了黨內爭議，毛在書記處會議上很生氣地說：「貸款當然可以，既然蘇聯可以向中國貸款，中國向蘇聯貸款當然也可以，但是，這種貸款一定是你情我願的合作，而不是一方強加於另一方，這是其一；其二，當初蘇聯貸款是給了國民黨，雖然國民黨有各種各樣的缺點，但畢竟是中國政府實際執政黨，對外代表中國，現在莫斯科直接跳過延安和重慶，直接去找盛世才是什麼意思呢？什麼時候他盛世才代表中國政府了？其三，這件事就算找盛世才，勉強因為他是聯共黨員和中央委員還有點道理，可為什麼不和延安與重慶通氣；其四，如果真的是所謂的你情我願，為什麼盛世才要喊冤，還要叫嚷，他的黨性呢？」
分析完這一點，毛怒不可遏地說：「說白了就一句話，所謂征糧和白條，那都是不可能兌現的東西，將來一定會為這件事扯皮，為了一點點經濟上的便宜而不顧共產黨的形象，不顧共產黨的作風，完全是大國沙文主義的表現……盛世才不是心甘情願交出糧食的，他是在蘇聯人的槍炮之下無奈交出的，不管他本人有什麼問題，至少這件事他沒有反抗能力，所以他現在要叫。」
陳雲補了一句：「據說現在新疆糧食十分困難，牧民很多牲畜也被搶走，現在因為天氣較熱還可以維持，一旦進入嚴冬，後果不堪設想，甘肅的糧價漲得非常厲害。」
「國民黨有什麼反應？」
康生道：「這是蘇聯帝國主義一貫橫行霸道的表現，說明布爾什維克主義本質上是流寇、是土匪思想……還逼著我們表態，我認為這是很惡劣的事件，必須嚴肅對待，這樣黨才能站穩腳跟。」
毛點點頭：「這是蔣某人在將軍啊……康生同志，你有什麼想法？」
「主席，我認為對國民黨的抨擊和指責應該堅決還擊，以正視聽，但對於蘇聯和聯共的某些說法，我們也應該保持一定距離，這有利於爭取中間派和民主人士。」對康生如此直言不諱的表達，很多人表示了詫異——他這是要向聯共開炮？
毛卻微笑著點點頭：「必要措施要採取，不過如何應對不能草率，要有分寸，要有禮、有利、有節……蘇聯畢竟是老大哥麼？」
康生露出了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剛才他故意用一句很「右」的話來試探底線，結果底線成功探明了——毛要有說法，但又不要完全破裂，更重要的是，由自己這種這麼激進的右的態度在前，毛的修正看上去就更合情合理了——一個好的下屬，一方面要為領袖及時背鍋，另一方面要為領袖講出他所不方便講的話，甚至為了襯托領袖的英明，講話一定要過頭，一定要有偏差，如果他講「有理有利有節」，那畫風就太錯愕了，到底誰才是領袖和舵手？
康生在中共黨內最早以趙容聞名，1925年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參加中共，1926—1927年和周恩來、顧順章等一同領導了上海三次武裝起義，後被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長，這時候康生與周、王明、博古的關係才比較密切，在三十年代初，康生作為「肅反專家」聲名顯赫。顧順章叛變後，中央特科由陳雲、康生、潘漢年組成的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直接領導，陳雲調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後，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最高負責人。
他在上海的活動主要就是鎮壓中共變節分子，以及和國民黨特務機關「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鬥法。由康生領導的「紅隊」刺殺了國民黨「調查科」上海直屬情報員史濟美（馬紹武）和一批共產黨轉向分子，在上海引起強烈震動。1933年夏，康生因上海環境日趨惡化、無法在滬立足而轉道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成為王明的副手。他在蘇聯居留四年期間竭力吹捧王明，同時實地學習蘇聯鎮壓機關格伯烏的經驗，在中共留蘇人員中厲行「肅托」，成為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受過蘇聯「格伯烏」全面薰陶的「專業人士」，而且還是一個典型的國際派——只知有蘇聯不知有蘇區。
由於毛與康生素無淵源，1937年11月底康生與王明等飛返延安之前，毛甚至從沒見過康生，再加康生與王明曾有密切關係，所以關係很疏遠。康生最開始還把希望寄托在王明身上，但僅僅幾個月後他就看明白了——康生畢竟不是王明、博古這種在蘇聯馬列堆里泡大的人物，他是在上海灘經受過實戰檢驗的，是進行過「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動作的又中共上層機關工作多年，具有觀察政治風雲的豐富經驗。
他發現毛澤東雖然在政治局內暫時處於下風——主要是倒張聞天未獲成功，但毛對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極大的支配力，而王明在黨內、軍內並無堅實基礎。康生認定王明決非毛的對手，加緊向毛靠攏，在毛與王明為首的長江局、在毛與張聞天的理論鬥法中，康生都站在毛的一邊，更重要的是，康生力排眾議，全力支持毛與江青結婚，從而一舉獲得毛完全信任。
藍萍在上海灘那點事，作為特科負責人的康生會不清楚？但他看出毛對江青的意思後，便利用這個身份進行擔保，同時由於康生和江青都是山東諸城人，算是同鄉，再加上有傳言說江青的母親曾經為康生家做過傭人，所以康生不但對江青在上海灘的情況一清二楚，甚至連江青從小到大的底細都了如指掌，因此有康生這句「我保證江青同志毫無問題」的話是有很大分量的，打開了毛的第三段婚姻，同時也迎來了康生在政治上的飛黃騰達。
在剛才康生與毛一問一答中，關於新疆搶糧事件的答覆就確定了下來。
毛道：「革命首要的問題是敵友問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一定要弄清楚，但這個關係要考慮客觀情況的變化而變化，更不容忽視的是朋友間的關係，是不是因為雙方是朋友、盟友就可以好到無法無天不加以抵制呢？是不是因為朋友就無條件、無原則團結呢？我對此持有否定態度！我還是那句話，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蘇聯老大哥我們當然要團結，但新疆的老百姓，中國人民、知識分子、民主人士我們就不要團結了麼？答案也是肯定的！那種不分青紅皂白就武裝保衛蘇聯的調調不能再說了——連小林光秀這樣的日本人看了都覺得不妥，認為我們身為中國共產黨人，首先是中國，其次才是共產黨，這句話難道沒發人深省的一面麼？不要看我們說幫助小林光秀提高，其實人家小林光秀的理論水平是很高的，看問題也准，最重要的是能從實際出發，不盲從，不跟風，有獨立見解，我們有些同志就缺乏這種思考的能力，只知道一味附和，莫斯科放個屁都是香的。當初口口聲聲說共產國際如何如何，大有沒共產國際便過不下去的樣子，現在共產國際沒了（編者註：1943年5月解散），又改口莫斯科、史達林云云……難道中國的事情我們自己管不好，還要邀請史達林老人家來幫我們管？這樣乾脆讓中國當蘇聯加盟共和國算了。」
毛在私下會說些牢騷話，這次顯得格外有點多，眾人都是默默不語——既不能附和又不能反對，只有康生在旁邊不時說幾句：「主席說得對，我們確實要加強學習」或者「哎呀，我原來也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這種錯誤將來不能再犯了……」等等之類的話，最後這個答覆要交由政治局乃至延安的中央委員統一表態——這也是毛進行整風以後用來進行驗證的一個好機會，看看到底大家對他的領導是否口服心服？
蔣介石猶豫半天，最後道：「日方為取信於我們，主動表示可先交收縣城，只要我們同意，兩周內完成交割，宜昌和南昌在日本獲得印度勝局後交割，但最晚不超過一年後。」
張群明白了，先不說宜昌和南昌的事，就是白拿20座縣城也挺好的，他能理解蔣的心態：他對派遠征軍去保衛印度實在是半點好感都欠，所以哪怕日本人不給什麼好處，他都無動於衷，當然如果有好處，他就更能說服手下了。不戰而得20個縣城，對中國政府抗戰來說也是不小的功績，但日軍態度又透著古怪——他們現在居然不提共同反共，還說要向共產黨移交縣城並出售軍火，這是真心要與共產黨合作還是借共產黨之手來施壓政府？
他腦子轉得飛快，先接收縣城再反悔派出遠征軍這種事估計委員長辦不出來：
一來這除了徒勞地激怒日軍沒什麼意義——日軍能放棄很快也能重新奪走，這半年多來他沒少聽到類似的故事：凡老老實實交錢贖城的，日方基本信守了承諾，凡是敢於耍手段使出心眼的，最後都被日軍教訓了，現在再敢這麼做的人真沒有了；
二來真要派兵進入印度也不是件容易事，第一次入緬的教訓歷歷在目，現在又加上德軍，部隊畏難情緒會更大；
三來，委員長的心思他已看得很明朗，現在對付日軍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對付共產黨他準備用三分政治、七分軍事；
「委座，美國人就沒什麼條件麼……」旁聽的陳布雷遲疑地問道，潛台詞是美國人不應該只談責任義務不給好處啊。
常凱申咳嗽了一聲，露出了不太自然的笑容：「美國人首先對蘇聯的行為表示強烈不滿，會堅決支持我們一切行動；其次，美國人明確表示贊同政府進一步統一軍令、政令的舉措；再次，願意和英國交涉將來戰後把香港還給我們，廢除以前簽署的不平等條約；最後，如果印度、緬甸通道打通，願意送我們30個美械師裝備。」
陳布雷作為首席文膽很清楚「統一軍令、政令」後面是什麼東西了——這是默許委員長對共產黨動手。
張群認為美國這幾個條件很有誠意，正好撓到了老蔣的癢處，按理說這是大有迴旋餘地的事，為什麼兩人會吵得這麼厲害？後來才明白是史迪威說話方式不對，以命令般的口吻讓蔣當場答應，這就觸動了蔣介石敏感的神經。
陳布雷認為印度局勢很糟糕，否則美國人不會下這麼大本錢。
「當然很糟糕！」蔣冷笑道，「錫蘭島面積差不多比台灣大一倍，這麼大個島，3天就淪陷了，4萬英軍當了俘虜。娘希匹，英國人儘是廢物！——就是4萬頭豬放在那裡，3天也抓不完！這樣的將軍如果在我們這裡，我是要殺他頭的！」
「印度輕鬆讓日軍占領不符合我們的利益，一來國家被日軍四面包圍，外援斷絕，形勢大大不利；二來，這樣就達不到消耗日軍實力的目的，萬一日軍打完印度繼續回頭來打我們就麻煩了；三來，如果印度徹底丟光了，英國很可能就打不下去，或許要退出戰爭，英國一退出，美國也會打退堂鼓，我們孤軍奮戰，外有強大敵軍、內有共產黨不聽指揮，內憂外患很不利……」張群道，「兵當然是要派的，但不能多派，象徵性先派一點就好——這一點可以和日本人先說好，他們擔心的是是我們大規模派兵，比如30萬這樣，如果我們派個3-5千人，日軍應該不會計較，美國人那裡也有個交代；再次，日軍既然有從大陸撤軍的跡象，是不是大家再談一次，只要尊重我們領土主權和國家統一，可以讓日方在經濟上占些便宜；最後，關於統一軍令、政令，我舉雙手贊同，不過是不是找些確切的證據並大白天下？俄國人口口聲聲說友好，搶糧暴露後，民眾就醒悟了，對共產黨會有再認識，民眾同樣也要有這樣一個過程。」
陳布雷認為要對美國把話講清楚，要求國軍派兵是有前提條件的，至少英美盟軍要先在緬甸一線發起反攻，打通道路才行，否則30萬大軍根本過不去！如果緬甸的日軍這樣好打，國軍為什麼不去趁機收復武漢呢？
「委座，我有個大膽的想法……不過……」張群忽然又開口道，「共產黨口口聲聲說抗日，美國人也認為他們抗日而且戰鬥力不俗，這樣也好，政府幹脆就通過美國人下一道通知，讓第十八集團軍、新編新四路軍各部抽調部隊去印度打日軍……」
「這不妥，不妥，這豈不是白白讓共產黨拿了美國軍火、物資？」常凱申還在思考間，陳布雷先表示反對。
「其實想明白了無所謂不妥，如果共產黨部隊要保持獨立性，自搞一套，美國人很快就會認清楚他們的真面目；如果共產黨爽快地接受了美國人的指揮與安排，那共產黨部隊還姓共麼？」張群陰陰地笑了起來，「派共產黨去印度打仗好處很多。去，不管輸贏都是有利的；如果共產黨不肯去，那就要藉助布雷先生的筆好好說一說了：史達林派軍隊來新疆搶糧食、殘害我國軍民，老百姓已認清了真相，如果把抗日這張皮也扯掉，我們維護軍令、政令統一就更加師出有名。」
「這個嘛……」蔣介石又猶豫起來，「還要再討論一下，從長計議。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有些時候不是一成不變的，要注意轉化，注意轉變……」
張群知道對面瞻前顧後的老毛病又開始發作了，內心有點鄙視，嘴上卻說：「當然，當然，這只是我個人不太成熟的想法，讓委座見笑了。」
雖然蔣在派兵問題上瞻前顧後，但關於「新疆搶糧」的事卻掀起了高潮：重慶在延安是派駐有觀察員的。1937年國共合作實現後，作為合作條件之一，向延安派駐了國民黨聯絡機構和聯絡參謀（以「現代新儒家」享譽台、港及海外的徐復觀曾在1943年作為國民黨聯絡參謀駐延安近一年），在中共情報及反間諜機關的嚴密控制下，國民黨駐延安觀察員雖無從獲得中共重要機密，但是仍能因其就近觀察之便，捕獲到中共若干戰略性和公開信息。
蔣介石接到延安線報，知道中共目前在整風，雖然蔣對於整風的內涵並不清楚，但作為知根知底的老對手，他很快就看出整風的實質，他不止一次地和陳布雷等親信表示：名為整風，實為整肅，是毛在排斥異己、唯我獨尊！
不過他雖然大致了解中共內部的矛盾，但除隔岸觀火之外別無其它選擇，因為他對中共政策的制定毫無影響力他也只會對即將發生的中共內部的整肅鬥爭興高采烈，實在希望中共因毛澤東與王明等衝突而四分五裂。
關於高層內部的衝突，蔣通過觀察員拿不到，不過他有一個更穩定的來源——1938年叛逃的張國燾，張在叛逃後被蔣迅速接納，算作「心戰」的重要勝利，在張國燾的供述下，蔣介石知道了毛與王明之間的衝突，知道了本土派與國際派之間的鬥爭，現在「新疆搶糧」事件一爆發，他就認為找到了足以引爆中共內部矛盾的利器，而且他與史達林打過交道，知道這個人同樣權力與控制欲望極其強烈，如果能引發延安和莫斯科之間決裂，那對他最終完成統一是大有幫助的。
蔣的眼光錯不錯呢？當然不錯！
實際上這時候的史達林已經與毛積累了一些矛盾：對於毛逐漸取代王明成為中共最高領袖，史達林一開始是樂見其成的，因為王明的老師、共產國際前東方部部長米夫已在1938年被史達林清洗，所以史達林不會重用王明，這是其一；其二，王明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和與其他人的聯繫遠遠強於毛，所以史達林希望能扶持一個更弱小、更聽話、更沒有國際關係的中共領袖，而毛恰好在這個時期內投其所好，甚至還大張旗鼓地學習《聯共黨史》，這就使得史達林就不願對延安說些什麼。
但史達林萬萬沒有想到，毛對他的恭順完全是偽裝出來的，毛本質上就不是一個國際派，甚至極度反感國際派，當蘇德戰爭爆發後情況就發生了重大變化，已牢牢控制中共的毛澤東對來自莫斯科的指示陽奉陰違，因為後者已自顧不暇，毛採用拖延、迴避、指東道西等種種方法，拒絕出動八路軍進攻駐紮在華北和中蒙邊境地區的日本軍隊。當時莫斯科懼怕德日聯和夾擊自己，多次明確要求毛派出八路軍大部隊破壞華北鐵路，向日軍發起進攻，以減輕日本軍隊對蘇聯的壓力。毛對於百團大戰都不滿，怎麼可能去為蘇聯人火中取栗？自然是用種種辦法加以搪塞。
直到這時史達林才發現毛原來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已為時晚矣，因為毛已牢牢控制了中共，面對毛在延安「另搞一套」的狀態莫斯科雖然強烈不滿，卻毫無辦法。所以在新疆搶糧這件事上，史達林壓根就不想和延安溝通什麼，甚至在延安發電報過去之後詢問，也只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這次糧食徵購是經過盛世才同志認可並支付了合理對價，不知道為什麼有搶劫這一說法，對這種近乎污衊的宣傳，中共要予以強烈譴責同時肅清內部黨性不純、國際主義思想缺乏的流毒……」
駐延安代表的解釋稍微婉轉一點，不過口氣是一模一樣的：當初為了購買軍火，蘇聯曾貸款給中國方面——蘇聯那時候說什麼了麼？現在蘇聯沒有要求中國貸款，也出了錢購買，無論如何與搶劫沾不上邊——如果你覺得這部分盧布白條暫時不能用的話，你當貸款不就行了麼？
這個答覆就迅速引起了黨內爭議，毛在書記處會議上很生氣地說：「貸款當然可以，既然蘇聯可以向中國貸款，中國向蘇聯貸款當然也可以，但是，這種貸款一定是你情我願的合作，而不是一方強加於另一方，這是其一；其二，當初蘇聯貸款是給了國民黨，雖然國民黨有各種各樣的缺點，但畢竟是中國政府實際執政黨，對外代表中國，現在莫斯科直接跳過延安和重慶，直接去找盛世才是什麼意思呢？什麼時候他盛世才代表中國政府了？其三，這件事就算找盛世才，勉強因為他是聯共黨員和中央委員還有點道理，可為什麼不和延安與重慶通氣；其四，如果真的是所謂的你情我願，為什麼盛世才要喊冤，還要叫嚷，他的黨性呢？」
分析完這一點，毛怒不可遏地說：「說白了就一句話，所謂征糧和白條，那都是不可能兌現的東西，將來一定會為這件事扯皮，為了一點點經濟上的便宜而不顧共產黨的形象，不顧共產黨的作風，完全是大國沙文主義的表現……盛世才不是心甘情願交出糧食的，他是在蘇聯人的槍炮之下無奈交出的，不管他本人有什麼問題，至少這件事他沒有反抗能力，所以他現在要叫。」
陳雲補了一句：「據說現在新疆糧食十分困難，牧民很多牲畜也被搶走，現在因為天氣較熱還可以維持，一旦進入嚴冬，後果不堪設想，甘肅的糧價漲得非常厲害。」
「國民黨有什麼反應？」
康生道：「這是蘇聯帝國主義一貫橫行霸道的表現，說明布爾什維克主義本質上是流寇、是土匪思想……還逼著我們表態，我認為這是很惡劣的事件，必須嚴肅對待，這樣黨才能站穩腳跟。」
毛點點頭：「這是蔣某人在將軍啊……康生同志，你有什麼想法？」
「主席，我認為對國民黨的抨擊和指責應該堅決還擊，以正視聽，但對於蘇聯和聯共的某些說法，我們也應該保持一定距離，這有利於爭取中間派和民主人士。」對康生如此直言不諱的表達，很多人表示了詫異——他這是要向聯共開炮？
毛卻微笑著點點頭：「必要措施要採取，不過如何應對不能草率，要有分寸，要有禮、有利、有節……蘇聯畢竟是老大哥麼？」
康生露出了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剛才他故意用一句很「右」的話來試探底線，結果底線成功探明了——毛要有說法，但又不要完全破裂，更重要的是，由自己這種這麼激進的右的態度在前，毛的修正看上去就更合情合理了——一個好的下屬，一方面要為領袖及時背鍋，另一方面要為領袖講出他所不方便講的話，甚至為了襯托領袖的英明，講話一定要過頭，一定要有偏差，如果他講「有理有利有節」，那畫風就太錯愕了，到底誰才是領袖和舵手？
康生在中共黨內最早以趙容聞名，1925年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參加中共，1926—1927年和周恩來、顧順章等一同領導了上海三次武裝起義，後被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長，這時候康生與周、王明、博古的關係才比較密切，在三十年代初，康生作為「肅反專家」聲名顯赫。顧順章叛變後，中央特科由陳雲、康生、潘漢年組成的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直接領導，陳雲調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後，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最高負責人。
他在上海的活動主要就是鎮壓中共變節分子，以及和國民黨特務機關「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鬥法。由康生領導的「紅隊」刺殺了國民黨「調查科」上海直屬情報員史濟美（馬紹武）和一批共產黨轉向分子，在上海引起強烈震動。1933年夏，康生因上海環境日趨惡化、無法在滬立足而轉道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成為王明的副手。他在蘇聯居留四年期間竭力吹捧王明，同時實地學習蘇聯鎮壓機關格伯烏的經驗，在中共留蘇人員中厲行「肅托」，成為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受過蘇聯「格伯烏」全面薰陶的「專業人士」，而且還是一個典型的國際派——只知有蘇聯不知有蘇區。
由於毛與康生素無淵源，1937年11月底康生與王明等飛返延安之前，毛甚至從沒見過康生，再加康生與王明曾有密切關係，所以關係很疏遠。康生最開始還把希望寄托在王明身上，但僅僅幾個月後他就看明白了——康生畢竟不是王明、博古這種在蘇聯馬列堆里泡大的人物，他是在上海灘經受過實戰檢驗的，是進行過「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動作的又中共上層機關工作多年，具有觀察政治風雲的豐富經驗。
他發現毛澤東雖然在政治局內暫時處於下風——主要是倒張聞天未獲成功，但毛對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極大的支配力，而王明在黨內、軍內並無堅實基礎。康生認定王明決非毛的對手，加緊向毛靠攏，在毛與王明為首的長江局、在毛與張聞天的理論鬥法中，康生都站在毛的一邊，更重要的是，康生力排眾議，全力支持毛與江青結婚，從而一舉獲得毛完全信任。
藍萍在上海灘那點事，作為特科負責人的康生會不清楚？但他看出毛對江青的意思後，便利用這個身份進行擔保，同時由於康生和江青都是山東諸城人，算是同鄉，再加上有傳言說江青的母親曾經為康生家做過傭人，所以康生不但對江青在上海灘的情況一清二楚，甚至連江青從小到大的底細都了如指掌，因此有康生這句「我保證江青同志毫無問題」的話是有很大分量的，打開了毛的第三段婚姻，同時也迎來了康生在政治上的飛黃騰達。
在剛才康生與毛一問一答中，關於新疆搶糧事件的答覆就確定了下來。
毛道：「革命首要的問題是敵友問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一定要弄清楚，但這個關係要考慮客觀情況的變化而變化，更不容忽視的是朋友間的關係，是不是因為雙方是朋友、盟友就可以好到無法無天不加以抵制呢？是不是因為朋友就無條件、無原則團結呢？我對此持有否定態度！我還是那句話，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蘇聯老大哥我們當然要團結，但新疆的老百姓，中國人民、知識分子、民主人士我們就不要團結了麼？答案也是肯定的！那種不分青紅皂白就武裝保衛蘇聯的調調不能再說了——連小林光秀這樣的日本人看了都覺得不妥，認為我們身為中國共產黨人，首先是中國，其次才是共產黨，這句話難道沒發人深省的一面麼？不要看我們說幫助小林光秀提高，其實人家小林光秀的理論水平是很高的，看問題也准，最重要的是能從實際出發，不盲從，不跟風，有獨立見解，我們有些同志就缺乏這種思考的能力，只知道一味附和，莫斯科放個屁都是香的。當初口口聲聲說共產國際如何如何，大有沒共產國際便過不下去的樣子，現在共產國際沒了（編者註：1943年5月解散），又改口莫斯科、史達林云云……難道中國的事情我們自己管不好，還要邀請史達林老人家來幫我們管？這樣乾脆讓中國當蘇聯加盟共和國算了。」
毛在私下會說些牢騷話，這次顯得格外有點多，眾人都是默默不語——既不能附和又不能反對，只有康生在旁邊不時說幾句：「主席說得對，我們確實要加強學習」或者「哎呀，我原來也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這種錯誤將來不能再犯了……」等等之類的話，最後這個答覆要交由政治局乃至延安的中央委員統一表態——這也是毛進行整風以後用來進行驗證的一個好機會，看看到底大家對他的領導是否口服心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