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頁
謝蘭生把分鏡腳本的複印件寄了過去。他繪製的分鏡腳本一格一格非常清晰，沒有省略，沒有火柴人。在腳本上，謝蘭生還用英文把需要說明的都寫好了。謝蘭生在寫的時候一筆一划非常認真，像在對待珍寶，他甚至還花了兩天專門練習寫英文字。英文字貼不太好買，他連跑了幾家書店。
跟LAB的剪輯師打電話時，謝蘭生手都在抖，冰涼冰涼的。
他用蹩腳的英文說：「是這樣的……我是來自中國的獨立電影人。我並不在16家國營製片廠里上班工作，是自籌資金、自己拍攝《生根》這部文藝片的。現在，我的錢只夠洗一次，就一次，所以不能看樣片了，甚至不能看底片。底片沖好就直接剪，沒有重來的可能了。」謝蘭生跟ABC LAB客戶部已經溝通過幾次了，知道自己這25萬塊都能做些什麼事情。後期每步都太貴了，幾萬幾萬的。去澳洲也非常昂貴，機票就要好幾千了，還要吃飯以及住宿。
剪輯師叫Nathan，已經剪了20年片子，經驗非常豐富，連他也被謝蘭生的要求給嚇到了，說：「Wow，謝導，我們一般不會建議客戶選擇這種方式。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底片一剪，再想修改就不容易了，我們建議別動底片、剪copy的樣片。」
謝蘭生說：「我知道。」膠片經過顯影、停顯、定影、乾燥等步變成原底片，呈現負像，而原底片只有一個，非常珍貴。
他不僅知道，他還去過洗印廠。洗片大廳里充斥著鹵化銀藥劑的味道，與膠捲的味道一混，比荷爾蒙還要迷人。工作檯上有剪膠片的小鍘刀，還有用於做標記的白色記號筆。當時那家廠子是用自動卷片的剪輯台來剪輯的，下面掛畫面拷貝，上面掛聲音拷貝，一部普通國產電影至少要用十本膠片，加在一起3000米長，讓謝蘭生印象深刻。師傅們跟導演、攝像商量前期的測打光，讓對方務必考慮周全，因為後期很難調整。
頓了頓，謝蘭生說：「是這樣的……我已經把分鏡頭表給貴公司寄過去了。」
「對，我收到了。」
「嗯，您能看到，分鏡頭表比較詳細，每一場的下屬鏡號也被標在第二列了。同時，因為需要節省膠片，我們幾乎每個分鏡都只拍攝了那一次。唯三拍了兩次以上的地方出現在腳本的第65頁、第130頁以及第195頁，對這幾處請都使用最後一次拍的片段，我已經在分鏡腳本的空白處標出來了，我想這些會給LAB的剪輯降低一些難度……還有，為給後期提供方便，在片場時我們是用英文說寫拍攝場次和鏡號的，可以對上。」
Nathan似乎在考慮可行性，語速很慢：「OK……OK……我了解了……」
「對不起，我也沒錢去雪梨了——」謝蘭生的一把聲音在柔和中帶著堅持，「我只能用電話和您說明這部電影的立意、劇情、人物性格、還有伏筆。」
「嗯，您說。」
謝蘭生把莘野改過的英文稿緩緩念出來，並且確保Nathan聽懂了他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詞。他對莘野還演練過，莘野說他都能明白。
Nathan也聽得十分認真，還反問了幾個問題，謝蘭生都一一答了。Nathan還是希望謝蘭生能沖一個樣片出來，並親自到澳大利亞和實驗室即時溝通，可謝蘭生真的沒錢。
最後，謝蘭生說：「Nathan，我們是中國大陸第一個或者第二個自己拍電影的團隊。我們真的希望可以製作一部好的片子出來，給中國的獨立電影開個好頭，拋磚引玉，給類似的電影團隊一點靈感、一點激勵。」
Nathan道：「我理解。」
「我……」謝蘭生幾乎是在乞求地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講，但是，如果您能把它當做您自己的片子來做，我一定會從我心底里感激您，並且永遠銘記您的這份善良。」他希望能得到支持。
聽到「always remember your kindness」，Nathan被震了下，半晌後才道，「說實話，只剪一次，只衝一次，即使對我而言也是相當大的一個挑戰。你們既然經費有限我也不就多說什麼了。我沒辦法保證任何事，我只能說，雖然這單金額很小但我一定盡力而為。」
謝蘭生說：「謝謝，謝謝。」
放下電話，他長舒了一大口氣，感覺自己非常幸運。
搞定了。謝蘭生會相信Nathan，相信對方能給《生根》最合理的剪輯手法和最完美的呈現方式，也相信Nathan並不會把相對簡單的《生根》剪輯給搞砸。
…………
把攝影機還給北電，把燈光還給在開GG公司的本科室友張世傑王中敏（第1章 ），謝蘭生把幾本膠片按照順序整理了下，便鄭重地去郵局了。
他要把《生根》的膠片寄到遙遠的澳洲去。
小紅小綠都不在，莘野已經去上海了，謝蘭生只能自己一個人去辦理郵寄。
在謝蘭生家旁邊的郵電局東四十條所，謝蘭生跟櫃檯阿姨買了一個大紙殼箱，把封好的《生根》膠片小心翼翼地放進去，稱了重量，貼了郵票，接著抱著小紙殼箱，右手掏出一張白紙，問對面的櫃檯阿姨：「那個，這張說明，可以貼在盒子上嗎？貼在哪裡比較合適？」
櫃檯阿姨十分不耐煩，問：「什麼東西？」北京大媽嗓門超大，謝蘭生的娘李井柔近年也有這個趨勢，謝蘭生總覺得不妙。
謝蘭生答：「給海關的一個說明。」
「哈？」
跟LAB的剪輯師打電話時，謝蘭生手都在抖，冰涼冰涼的。
他用蹩腳的英文說：「是這樣的……我是來自中國的獨立電影人。我並不在16家國營製片廠里上班工作，是自籌資金、自己拍攝《生根》這部文藝片的。現在，我的錢只夠洗一次，就一次，所以不能看樣片了，甚至不能看底片。底片沖好就直接剪，沒有重來的可能了。」謝蘭生跟ABC LAB客戶部已經溝通過幾次了，知道自己這25萬塊都能做些什麼事情。後期每步都太貴了，幾萬幾萬的。去澳洲也非常昂貴，機票就要好幾千了，還要吃飯以及住宿。
剪輯師叫Nathan，已經剪了20年片子，經驗非常豐富，連他也被謝蘭生的要求給嚇到了，說：「Wow，謝導，我們一般不會建議客戶選擇這種方式。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底片一剪，再想修改就不容易了，我們建議別動底片、剪copy的樣片。」
謝蘭生說：「我知道。」膠片經過顯影、停顯、定影、乾燥等步變成原底片，呈現負像，而原底片只有一個，非常珍貴。
他不僅知道，他還去過洗印廠。洗片大廳里充斥著鹵化銀藥劑的味道，與膠捲的味道一混，比荷爾蒙還要迷人。工作檯上有剪膠片的小鍘刀，還有用於做標記的白色記號筆。當時那家廠子是用自動卷片的剪輯台來剪輯的，下面掛畫面拷貝，上面掛聲音拷貝，一部普通國產電影至少要用十本膠片，加在一起3000米長，讓謝蘭生印象深刻。師傅們跟導演、攝像商量前期的測打光，讓對方務必考慮周全，因為後期很難調整。
頓了頓，謝蘭生說：「是這樣的……我已經把分鏡頭表給貴公司寄過去了。」
「對，我收到了。」
「嗯，您能看到，分鏡頭表比較詳細，每一場的下屬鏡號也被標在第二列了。同時，因為需要節省膠片，我們幾乎每個分鏡都只拍攝了那一次。唯三拍了兩次以上的地方出現在腳本的第65頁、第130頁以及第195頁，對這幾處請都使用最後一次拍的片段，我已經在分鏡腳本的空白處標出來了，我想這些會給LAB的剪輯降低一些難度……還有，為給後期提供方便，在片場時我們是用英文說寫拍攝場次和鏡號的，可以對上。」
Nathan似乎在考慮可行性，語速很慢：「OK……OK……我了解了……」
「對不起，我也沒錢去雪梨了——」謝蘭生的一把聲音在柔和中帶著堅持，「我只能用電話和您說明這部電影的立意、劇情、人物性格、還有伏筆。」
「嗯，您說。」
謝蘭生把莘野改過的英文稿緩緩念出來，並且確保Nathan聽懂了他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詞。他對莘野還演練過，莘野說他都能明白。
Nathan也聽得十分認真，還反問了幾個問題，謝蘭生都一一答了。Nathan還是希望謝蘭生能沖一個樣片出來，並親自到澳大利亞和實驗室即時溝通，可謝蘭生真的沒錢。
最後，謝蘭生說：「Nathan，我們是中國大陸第一個或者第二個自己拍電影的團隊。我們真的希望可以製作一部好的片子出來，給中國的獨立電影開個好頭，拋磚引玉，給類似的電影團隊一點靈感、一點激勵。」
Nathan道：「我理解。」
「我……」謝蘭生幾乎是在乞求地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講，但是，如果您能把它當做您自己的片子來做，我一定會從我心底里感激您，並且永遠銘記您的這份善良。」他希望能得到支持。
聽到「always remember your kindness」，Nathan被震了下，半晌後才道，「說實話，只剪一次，只衝一次，即使對我而言也是相當大的一個挑戰。你們既然經費有限我也不就多說什麼了。我沒辦法保證任何事，我只能說，雖然這單金額很小但我一定盡力而為。」
謝蘭生說：「謝謝，謝謝。」
放下電話，他長舒了一大口氣，感覺自己非常幸運。
搞定了。謝蘭生會相信Nathan，相信對方能給《生根》最合理的剪輯手法和最完美的呈現方式，也相信Nathan並不會把相對簡單的《生根》剪輯給搞砸。
…………
把攝影機還給北電，把燈光還給在開GG公司的本科室友張世傑王中敏（第1章 ），謝蘭生把幾本膠片按照順序整理了下，便鄭重地去郵局了。
他要把《生根》的膠片寄到遙遠的澳洲去。
小紅小綠都不在，莘野已經去上海了，謝蘭生只能自己一個人去辦理郵寄。
在謝蘭生家旁邊的郵電局東四十條所，謝蘭生跟櫃檯阿姨買了一個大紙殼箱，把封好的《生根》膠片小心翼翼地放進去，稱了重量，貼了郵票，接著抱著小紙殼箱，右手掏出一張白紙，問對面的櫃檯阿姨：「那個，這張說明，可以貼在盒子上嗎？貼在哪裡比較合適？」
櫃檯阿姨十分不耐煩，問：「什麼東西？」北京大媽嗓門超大，謝蘭生的娘李井柔近年也有這個趨勢，謝蘭生總覺得不妙。
謝蘭生答：「給海關的一個說明。」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