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土改準備(下)
「自然環境不優越、經濟不發達造就了這裡分化不明顯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地權的分散、公田的發達、工商業的落後及相對閉塞的環境，都顯示邊界與外部社會的距離。然而，不應忽視的是，這種可以被視作貧窮的生活在當地人眼裡，其實很可能會別有一番景象。」
這是程剛在結合後世的資料和前段時間的調查，給學員們講解農民問題。按照後世普遍的理解，農民沉重的負擔一直被認為是導致農民革命的一個重要動因，但現實的情況往往比我們所了解的大概脈絡要複雜得多。
首先必須得清楚，因為內外環境惡化導致的財政經濟壓力，以及民國初期的政治混亂，國家及各級政權對農村的財政索取明顯加大，金陵政府成立之後，在正稅基本保持穩定同時，各種附加稅和攤派又有增加。在考慮到中央權威軟弱，軍閥橫行的時代，地方軍閥、貪官的勒索遠遠超過捐稅負擔，所以，邊界的農民與其他地區一樣，都承受著沉重的生活壓力。
「每田一畝，收谷一擔半至兩擔之譜，以刻下谷價計，可得四元至五元之代價。耕種工價約一元二三角，收穫工價為七角至一元，種子約二三角，肥料約五角上下，田賦及捐稅約三角至五角，耕牛工資約二角至三角。除去上項開支外，所得無幾」——這份記載就是當時農民的普遍寫照，由此可見，應對基本的生活需求仍然是農民需要付出重大努力的難題。
但是，在了解這點的同時，又需要認識到，部分邊遠地區的農民（比如邊界地區，凝崗、遂川等周邊六縣），其具體生活狀況還有另一種呈現的可能。山高谷深使這裡的宗族制度得到充分的發育，同時也形成相對閉塞的環境，也就是一些方志史料中記載的「力耕務本」、「民風淳樸」之類的描述。
綜合考慮這些情況就能發現，愈是靠近城市相對發達的地區，農民的生活愈加窘迫，匪患及穀賤傷農固為原因之一，而負擔過重亦為最大原因。相反，那些地勢偏僻的山區，因為大地主和赤貧佃農的比例較低，大半農民都是自耕農或半自耕農，也沒有高利貸、稅收攤派等的過度盤剝，反倒是家給人足，衣食無憂。
這輪調查總結出的內容也印證了這個結論——「凝崗出米，每收穫一年可夠兩年之吃，以是農民都家給人足，有性頗懶……農民在紅軍未來之前，除水、林、閘、聯之大部外，頗覺安居樂業，有天下太平的氣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來的神氣。」
而在宗族方面，以宗族為核心的鄉紳運轉的社會體系在這裡表現得相當穩固。處在這種貧瘠的封閉社會，在地主和普通農民的博弈中，地主作為豪強的一方固有其恃強凌弱的資本，但普通農民人多勢眾，地主也不能不有所顧忌。更多的時候是雙方在宗族的旗幟下，自覺不自覺地通過溫情脈脈的宗族關係調和利益維持秩序。同時又因為鄉紳的權力沒有直接的制約因素，其良善與否相當程度上依靠其本身的道德精神力量，常常表現出兩極化的情形。
所以這是在一種低水平的生存狀態下的相對穩定，作為南方地區，水熱不缺，當未遭遇大的自然或人為災害時，只要糧食生產不受影響，這些地區的農民維持基本生存並不困難。如此自給自足的經濟、發育較好的宗族、不甚劇烈的階級分化，使得邊界的社會環境相比於後世已經形成的習有認識，似乎具有相當的特殊性。
「同時我們又要意識到，在這種溫情脈脈的面紗之下所隱藏的殘酷的現實，那麼在邊界這種小國寡民的格局之下，又存在什麼樣的問題呢，最大的就是土客籍矛盾。」
當程剛說到這裡時，原本還在聚精會神地聽講的學員們突然地騷動起來，整個教室里六十來人，很明顯地劃分出了派別，講台右邊的土籍，主要以地方幹部為主，左邊是客籍，大多來自部隊，中間則是外地上山的同志。
「我知道你們中有這樣一個說法，『客籍的槍，土籍的黨』，我們先不談這個說法有沒有問題，但這至少說明了一點，在根據地的內部存在極其嚴重的分裂現象，這種現象很可能會嚴重影響我們後續的工作。
去年底我們在凝崗打土豪，打了土籍土豪6人，客籍2人，結果土籍群眾認為土籍人吃了虧，很是不滿。年初我們成立凝崗的工農兵政府，推選了在新城戰鬥中抓住敵反動縣長的文同志當政府主席，結果呢，這個月就有人提出主席位置要「輪流做莊」，要求每三個月在土、客之間輪轉一次。哪怕是在高層幹部里，這種一爭高下互相看不過眼的情況也時有發生，甚至還發生過當眾拔槍拍桌子的情況。
我在這裡不是想跟大家發牢騷，我是告訴大家這種土客矛盾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是需要我們解決的。如果我們沒有認識清楚這一點，沒有努力解決這個矛盾，那麼必然會導致更大的問題，甚至會引發我們革命工作的分崩離析。」
考慮到大家的語言和文化水平，程剛的語速放得很慢，時不時還會在後面的黑板上寫下幾個字或者一兩句話幫助大家理解。沒辦法，本來南方地區口音分布就極其複雜，不止外地來的學員里有著各色的腔調，就連本地的幹部也因為土客之別而語言不通。可想而知作為老師的程剛為了讓學生們聽懂，要付出多大的努力，總不能每次都安排幾個翻譯在旁邊吧，更不用說學員之間的溝通難度了。
這一次過來，為了推廣拼音和普通話，程剛甚至專門從42位面買來了一台留聲機和五十多張唱片，裡面大多是一些不涉及敏感內容的紅色歌曲，還有詩歌散文朗誦，剛搬到書院裡的時候大夥還稀罕得很，別說那些貧農出身的同志，就是去過大城市見過世面的也對此嘖嘖稱奇。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本來被認為是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留聲機和唱片，卻在這偏僻的小山溝里發揮著獨特的魅力。每天日落時分，學院的院子裡都是擠滿了人，不少人還會來搶著踩發電機，一個月來數十張唱片來來回回地聽了不知多少次，始終沒人覺得厭倦。
大家對照著詞本，聽著留聲機里傳出的或是慷慨激昂，或是娓娓道來的聲音，這些被封閉在農業社會的學員們，第一次感受到了現代文化的魅力。每次播放完畢，大家還會要組織起來唱歌朗誦，如此下來，總算把這些七里八鄉的口音統一到了不影響溝通的程度。
不過即便如此，因為時間尚短的緣故，程剛也不得不時刻注意學員是否聽懂，大家倒也能夠理解。而隨著程剛的繼續講解，短暫的騷動之後，出於對程教員的尊敬，課堂很快便安靜了下來。
「我們剛說完土客籍居民的歷史來源，現在再來談談土客矛盾的發展，最早的時候，土籍居民因勞動力缺乏，又有多餘的田地和山地，因此他們對客家人的到來並不表示反對，甚至還有送田送山給客家人耕作的情況。而客籍人也會把捕獲到的獵物送給土籍人，這是土客合作為主的時期。
但隨著人口的大規模遷入與繁衍，在有限的土地資源面前，很快出現了土客爭利的情況，而另一方面客籍人也不斷追求經濟政治地位的平等，土客之間的衝突和矛盾也逐漸增多，在這種情況下，土客二籍互不通婚，自辦書院教育後代，甚至語言不通，形成了巨大的隔閡與對立。
恩格斯曾經說過：『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土客之間的這種深刻矛盾，歸根結底還是在於經濟的落後。在這個貧瘠而封閉的區域內，為爭奪有限的資源，群眾們勢必會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爆發出劇烈的衝突。
要完全解決這一矛盾，就必須堅持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也是我們根據地如此不遺餘力地搞建設的原因，只有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富足了，這種為了生存而產生的低級矛盾才會隨之消亡。而在這之前，又必須要求我們的同志用更超前的眼光看待這個問題，團結起來共同奮鬥，否則一切的發展都會隨著我們的失敗而變為水中月鏡中花。
最後，我們做社會調查了解根據地的情況，一定要儘可能地做到細緻全面，這種全面既有橫向的，也有縱向的。橫向的意思是我們要最大範圍地調查，既要清楚山下群眾（土籍為主），也要了解山上群眾（客籍為主），不能片面地觀察這個社會。縱向的意思是要我們結合史料來研究，從歷史的脈絡中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現實中的問題。
……」
——部分內容參考自《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
這是程剛在結合後世的資料和前段時間的調查，給學員們講解農民問題。按照後世普遍的理解，農民沉重的負擔一直被認為是導致農民革命的一個重要動因，但現實的情況往往比我們所了解的大概脈絡要複雜得多。
首先必須得清楚，因為內外環境惡化導致的財政經濟壓力，以及民國初期的政治混亂，國家及各級政權對農村的財政索取明顯加大，金陵政府成立之後，在正稅基本保持穩定同時，各種附加稅和攤派又有增加。在考慮到中央權威軟弱，軍閥橫行的時代，地方軍閥、貪官的勒索遠遠超過捐稅負擔，所以，邊界的農民與其他地區一樣，都承受著沉重的生活壓力。
「每田一畝，收谷一擔半至兩擔之譜，以刻下谷價計，可得四元至五元之代價。耕種工價約一元二三角，收穫工價為七角至一元，種子約二三角，肥料約五角上下，田賦及捐稅約三角至五角，耕牛工資約二角至三角。除去上項開支外，所得無幾」——這份記載就是當時農民的普遍寫照，由此可見，應對基本的生活需求仍然是農民需要付出重大努力的難題。
但是，在了解這點的同時，又需要認識到，部分邊遠地區的農民（比如邊界地區，凝崗、遂川等周邊六縣），其具體生活狀況還有另一種呈現的可能。山高谷深使這裡的宗族制度得到充分的發育，同時也形成相對閉塞的環境，也就是一些方志史料中記載的「力耕務本」、「民風淳樸」之類的描述。
綜合考慮這些情況就能發現，愈是靠近城市相對發達的地區，農民的生活愈加窘迫，匪患及穀賤傷農固為原因之一，而負擔過重亦為最大原因。相反，那些地勢偏僻的山區，因為大地主和赤貧佃農的比例較低，大半農民都是自耕農或半自耕農，也沒有高利貸、稅收攤派等的過度盤剝，反倒是家給人足，衣食無憂。
這輪調查總結出的內容也印證了這個結論——「凝崗出米，每收穫一年可夠兩年之吃，以是農民都家給人足，有性頗懶……農民在紅軍未來之前，除水、林、閘、聯之大部外，頗覺安居樂業，有天下太平的氣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來的神氣。」
而在宗族方面，以宗族為核心的鄉紳運轉的社會體系在這裡表現得相當穩固。處在這種貧瘠的封閉社會，在地主和普通農民的博弈中，地主作為豪強的一方固有其恃強凌弱的資本，但普通農民人多勢眾，地主也不能不有所顧忌。更多的時候是雙方在宗族的旗幟下，自覺不自覺地通過溫情脈脈的宗族關係調和利益維持秩序。同時又因為鄉紳的權力沒有直接的制約因素，其良善與否相當程度上依靠其本身的道德精神力量，常常表現出兩極化的情形。
所以這是在一種低水平的生存狀態下的相對穩定，作為南方地區，水熱不缺，當未遭遇大的自然或人為災害時，只要糧食生產不受影響，這些地區的農民維持基本生存並不困難。如此自給自足的經濟、發育較好的宗族、不甚劇烈的階級分化，使得邊界的社會環境相比於後世已經形成的習有認識，似乎具有相當的特殊性。
「同時我們又要意識到，在這種溫情脈脈的面紗之下所隱藏的殘酷的現實，那麼在邊界這種小國寡民的格局之下，又存在什麼樣的問題呢，最大的就是土客籍矛盾。」
當程剛說到這裡時，原本還在聚精會神地聽講的學員們突然地騷動起來，整個教室里六十來人，很明顯地劃分出了派別，講台右邊的土籍，主要以地方幹部為主，左邊是客籍，大多來自部隊，中間則是外地上山的同志。
「我知道你們中有這樣一個說法，『客籍的槍，土籍的黨』，我們先不談這個說法有沒有問題，但這至少說明了一點，在根據地的內部存在極其嚴重的分裂現象，這種現象很可能會嚴重影響我們後續的工作。
去年底我們在凝崗打土豪，打了土籍土豪6人，客籍2人，結果土籍群眾認為土籍人吃了虧，很是不滿。年初我們成立凝崗的工農兵政府，推選了在新城戰鬥中抓住敵反動縣長的文同志當政府主席，結果呢，這個月就有人提出主席位置要「輪流做莊」，要求每三個月在土、客之間輪轉一次。哪怕是在高層幹部里，這種一爭高下互相看不過眼的情況也時有發生，甚至還發生過當眾拔槍拍桌子的情況。
我在這裡不是想跟大家發牢騷，我是告訴大家這種土客矛盾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是需要我們解決的。如果我們沒有認識清楚這一點，沒有努力解決這個矛盾，那麼必然會導致更大的問題，甚至會引發我們革命工作的分崩離析。」
考慮到大家的語言和文化水平，程剛的語速放得很慢，時不時還會在後面的黑板上寫下幾個字或者一兩句話幫助大家理解。沒辦法，本來南方地區口音分布就極其複雜，不止外地來的學員里有著各色的腔調，就連本地的幹部也因為土客之別而語言不通。可想而知作為老師的程剛為了讓學生們聽懂，要付出多大的努力，總不能每次都安排幾個翻譯在旁邊吧，更不用說學員之間的溝通難度了。
這一次過來，為了推廣拼音和普通話，程剛甚至專門從42位面買來了一台留聲機和五十多張唱片，裡面大多是一些不涉及敏感內容的紅色歌曲，還有詩歌散文朗誦，剛搬到書院裡的時候大夥還稀罕得很，別說那些貧農出身的同志，就是去過大城市見過世面的也對此嘖嘖稱奇。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本來被認為是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留聲機和唱片，卻在這偏僻的小山溝里發揮著獨特的魅力。每天日落時分，學院的院子裡都是擠滿了人，不少人還會來搶著踩發電機，一個月來數十張唱片來來回回地聽了不知多少次，始終沒人覺得厭倦。
大家對照著詞本，聽著留聲機里傳出的或是慷慨激昂，或是娓娓道來的聲音，這些被封閉在農業社會的學員們，第一次感受到了現代文化的魅力。每次播放完畢，大家還會要組織起來唱歌朗誦，如此下來，總算把這些七里八鄉的口音統一到了不影響溝通的程度。
不過即便如此，因為時間尚短的緣故，程剛也不得不時刻注意學員是否聽懂，大家倒也能夠理解。而隨著程剛的繼續講解，短暫的騷動之後，出於對程教員的尊敬，課堂很快便安靜了下來。
「我們剛說完土客籍居民的歷史來源，現在再來談談土客矛盾的發展，最早的時候，土籍居民因勞動力缺乏，又有多餘的田地和山地，因此他們對客家人的到來並不表示反對，甚至還有送田送山給客家人耕作的情況。而客籍人也會把捕獲到的獵物送給土籍人，這是土客合作為主的時期。
但隨著人口的大規模遷入與繁衍，在有限的土地資源面前，很快出現了土客爭利的情況，而另一方面客籍人也不斷追求經濟政治地位的平等，土客之間的衝突和矛盾也逐漸增多，在這種情況下，土客二籍互不通婚，自辦書院教育後代，甚至語言不通，形成了巨大的隔閡與對立。
恩格斯曾經說過：『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土客之間的這種深刻矛盾，歸根結底還是在於經濟的落後。在這個貧瘠而封閉的區域內，為爭奪有限的資源，群眾們勢必會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爆發出劇烈的衝突。
要完全解決這一矛盾，就必須堅持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也是我們根據地如此不遺餘力地搞建設的原因，只有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富足了，這種為了生存而產生的低級矛盾才會隨之消亡。而在這之前，又必須要求我們的同志用更超前的眼光看待這個問題，團結起來共同奮鬥，否則一切的發展都會隨著我們的失敗而變為水中月鏡中花。
最後，我們做社會調查了解根據地的情況，一定要儘可能地做到細緻全面，這種全面既有橫向的，也有縱向的。橫向的意思是我們要最大範圍地調查，既要清楚山下群眾（土籍為主），也要了解山上群眾（客籍為主），不能片面地觀察這個社會。縱向的意思是要我們結合史料來研究，從歷史的脈絡中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現實中的問題。
……」
——部分內容參考自《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