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章 打土豪
所謂的紅軍之慣例，自然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具體到初來乍到之時，因為對本地情況不夠熟悉，並且也不能確定停留時間，所以暫時無法開展分田地運動，但是第一項的打土豪，是肯定需要進行的。
目前的紅軍，雖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援助，也嘗試創辦了一些自己的產業，並且在經過一年多的經營之後，也開始建立了初步的稅收體系，因此在經濟方面不再像最初上山時一般，完全依賴於打土豪所獲得的浮財。
但是一方面眼下紅軍遠離根據地，難以獲得後勤上的支援，另一方面，『打土豪』的意義，也遠非獲得經費那麼簡單。
或者說，無論是歷史上還是51位面，哪怕是紅軍最困難的那段時期，獲取經費一直都不是『打土豪』的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應該是徹底打破原有的封建結構，以喚醒貧苦百姓的階級意識，並獲得他們的支持。
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近代農村社會，那些土豪們通過土地出租的方式，在獲得了豐厚收入的同時，又會繼續置買田產擴大家業以追求更多的地租收益，或者通過經商甚至直接放高利貸獲取更大利潤。
高地租、高利貸榨取佃農的血汗，這種不公的分配製度進一步加劇了社會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
這種模式的可怕之處就在於其驚人的可複製性，完全不需要費盡心思去學習先進技術，也不需要冒著破產的風險去實現那從商品到貨幣的驚險一躍，更不需要擔心循環往復的經濟危機。
從操作上來說，依仗著千百年來封建社會的規則和經驗，但凡稍微讀過點書的人都能把持住一方場面，尤其是除了他們之外的百姓大部分還是文盲，這種落後的管理模式，執行起來甚至要比建立工廠然後組織一群包身工都要容易。
從風險上來說，無論什麼時候糧食都是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命脈，而在工業資本或者社會主義力量還未涉及農業農村之前，作為糧食產量的主要占有者和商品糧的主要提供者，這些地主根本不用擔心銷售問題。
尤其是在買辦階級介入之後，出口糧食等農業產品，然後進口各類工業品，已經成為了一件越來越風靡的時尚玩意——而代價自然就是越來越多的窮人難以飽腹。
畢竟在此之前，肉至少還是爛在鍋里的，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時代，肉還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最後就是經濟危機了，嚴格來說，雖然農業社會不會發生如資本主義社會一般穩定的經濟危機，但實際上其背後卻是大量不穩定的危機——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論起危機發生的頻率和危險性，那還是農業社會更勝一籌。
但是，正如每次經濟危機來臨之時，往往都是大資本兼併擴張的最佳時機，在封建時代，每到災禍發生，那些地主豪紳也會猶如聞著味道而來的禿鷲一般，在本就生存難以為繼的受災民眾身上，啄下最後一絲血肉。
總而言之，如果說這個時代的資本家，在市場競爭之下，多少還會被動地採取一些提升生產力的舉措，因而相對來說具有一點點的進步性。
那麼這些所謂的地主豪紳，既不代表先進生產力（工業技術）的發展要求，也不代表最廣大人民（貧苦百姓）的根本利益，本來就應當是被時代淘汰的對象。
只是，「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這些舊時代的遺老遺少可不會自覺地退出歷史舞台，反而越是生死關頭，他們的反動本性就越發地暴露無遺。
在以往的鬥爭之中，手段最為殘酷，行事最無顧慮的，往往還不是那些外地而來的兵匪，而恰恰是那些本地豪紳所組織起來的還鄉團、靖衛團。
這些地方武裝，雖然無論是武器裝備、還是訓練水平，都無法與正規軍隊相提並論，但在與他們的角逐之中紅軍卻著實吃了不少的虧。
論起對地形地貌的熟悉程度，這些當地人出身的民團自然要比大部分為外來者的紅軍要強上些許。
而又因為其行事的毫無底線，對於敢於支持紅軍的地方群眾施加了極為殘酷的報復，一度使得不少人選擇瞭望而卻步。
所以在這種戰爭形式之下，最後的勝負手往往就在於誰能夠爭取到群眾的支持，後世的那支軍隊無往不利的手段，其實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這些慘烈的鬥爭不斷學習而來的。
話說回來，正是因為如此的背景存在，所以當紅軍每到了一處，首先通過當地黨員和群眾提供的情報，對此處影響較為惡劣的地主豪紳進行優先打擊，就成了行之有效的一種舉措。
與此同時，對土豪的打擊也滿足了農民的利益，這樣農民才會擁護這支軍隊，才會支持革命。
群眾們長期處於地主和軍閥的壓迫下，可以說受盡了磨難，同時也被不斷的鎮壓和反動宣傳磨滅了反抗的意志。
只有紅軍在給他們揭露剝削殘酷性的基礎上，又帶領大家打土豪並將土豪的不義之財返還給群眾。
讓群眾們不僅意識到反抗行為的正義性，還認識到打土豪、分田地是為他們謀利益的，而不是上等人在玩什麼窩裡鬥，他們才能比較容易地發動起來。
當然了，對於眼下的紅軍和大余縣的百姓而言，這些事情都還為時尚遠，16日下午，剛剛攻占大余縣城的紅四軍，在縣城中山橋下的河壩里召開了一場軍民大會，到會群眾近千人，會後，又將打土豪的財物散發給了貧苦群眾。
對於當地的群眾來說，這支突然出現的軍隊確實展現了很多和其他軍隊的不同之處，其中不少奇異的舉動，甚至引發了一些民眾的熱烈討論。
但畢竟紅軍剛來不久，軍民之間還需要一個熟悉的過程，所以不少領到財物的群眾，實際也就是喊了一聲「紅軍老爺大方」，便該幹嘛幹嘛去了。
不過有剝削的地方肯定會有壓迫，有壓迫也肯定會有反抗，只是這種反抗的程度不一罷了，所以有人冷眼旁觀，自然也有人踴躍參與，一些當地的貧農還有附近礦場的礦工，在接受到紅軍的宣傳之後，就果斷地參與了進來。
顯然的，如果紅軍在此地繼續保持以往的作風，群眾們也會逐漸地意識到那些問題，並開始自發地支持起這支軍隊。
只可惜的是，因為來此的時間不長，當地原有的黨組織和群眾基礎也過於薄弱，所以局面暫時還未打開，而一場危機也逐漸地向紅軍靠攏而來。
對於大部分指戰員而言，因為這數個月來的勝利，驕傲自滿的情緒不由自主地在他們心中萌發，雖然下山之後黨組織不斷地耳提面命，但效果到底如何，誰也沒法保證。
尤其是這支軍隊除了需要執行軍事任務之外，還往往肩負著宣傳任務，所以在兵力安排上也很容易暴露出問題。
17日清早，一部分紅軍按照部署，分頭深入到城內外，一方面做群眾工作，一方面籌集物資款項。
而剩下的二十八團等部，則負責在縣城周邊一帶布置警戒線，防備敵人的來犯。
只是出乎其他人的意料，本來應該在城裡負責後勤安排的程剛，卻一反常態地出現在了城外的防線之中。
而到了前線之後，對軍事稍有了解的程主任，瞬間驚出了一身冷汗。2
目前的紅軍，雖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援助，也嘗試創辦了一些自己的產業，並且在經過一年多的經營之後，也開始建立了初步的稅收體系，因此在經濟方面不再像最初上山時一般，完全依賴於打土豪所獲得的浮財。
但是一方面眼下紅軍遠離根據地，難以獲得後勤上的支援，另一方面，『打土豪』的意義，也遠非獲得經費那麼簡單。
或者說，無論是歷史上還是51位面，哪怕是紅軍最困難的那段時期，獲取經費一直都不是『打土豪』的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應該是徹底打破原有的封建結構，以喚醒貧苦百姓的階級意識，並獲得他們的支持。
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近代農村社會，那些土豪們通過土地出租的方式，在獲得了豐厚收入的同時，又會繼續置買田產擴大家業以追求更多的地租收益，或者通過經商甚至直接放高利貸獲取更大利潤。
高地租、高利貸榨取佃農的血汗，這種不公的分配製度進一步加劇了社會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
這種模式的可怕之處就在於其驚人的可複製性，完全不需要費盡心思去學習先進技術，也不需要冒著破產的風險去實現那從商品到貨幣的驚險一躍，更不需要擔心循環往復的經濟危機。
從操作上來說，依仗著千百年來封建社會的規則和經驗，但凡稍微讀過點書的人都能把持住一方場面，尤其是除了他們之外的百姓大部分還是文盲，這種落後的管理模式，執行起來甚至要比建立工廠然後組織一群包身工都要容易。
從風險上來說，無論什麼時候糧食都是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命脈，而在工業資本或者社會主義力量還未涉及農業農村之前，作為糧食產量的主要占有者和商品糧的主要提供者，這些地主根本不用擔心銷售問題。
尤其是在買辦階級介入之後，出口糧食等農業產品，然後進口各類工業品，已經成為了一件越來越風靡的時尚玩意——而代價自然就是越來越多的窮人難以飽腹。
畢竟在此之前，肉至少還是爛在鍋里的，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時代，肉還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最後就是經濟危機了，嚴格來說，雖然農業社會不會發生如資本主義社會一般穩定的經濟危機，但實際上其背後卻是大量不穩定的危機——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論起危機發生的頻率和危險性，那還是農業社會更勝一籌。
但是，正如每次經濟危機來臨之時，往往都是大資本兼併擴張的最佳時機，在封建時代，每到災禍發生，那些地主豪紳也會猶如聞著味道而來的禿鷲一般，在本就生存難以為繼的受災民眾身上，啄下最後一絲血肉。
總而言之，如果說這個時代的資本家，在市場競爭之下，多少還會被動地採取一些提升生產力的舉措，因而相對來說具有一點點的進步性。
那麼這些所謂的地主豪紳，既不代表先進生產力（工業技術）的發展要求，也不代表最廣大人民（貧苦百姓）的根本利益，本來就應當是被時代淘汰的對象。
只是，「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這些舊時代的遺老遺少可不會自覺地退出歷史舞台，反而越是生死關頭，他們的反動本性就越發地暴露無遺。
在以往的鬥爭之中，手段最為殘酷，行事最無顧慮的，往往還不是那些外地而來的兵匪，而恰恰是那些本地豪紳所組織起來的還鄉團、靖衛團。
這些地方武裝，雖然無論是武器裝備、還是訓練水平，都無法與正規軍隊相提並論，但在與他們的角逐之中紅軍卻著實吃了不少的虧。
論起對地形地貌的熟悉程度，這些當地人出身的民團自然要比大部分為外來者的紅軍要強上些許。
而又因為其行事的毫無底線，對於敢於支持紅軍的地方群眾施加了極為殘酷的報復，一度使得不少人選擇瞭望而卻步。
所以在這種戰爭形式之下，最後的勝負手往往就在於誰能夠爭取到群眾的支持，後世的那支軍隊無往不利的手段，其實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這些慘烈的鬥爭不斷學習而來的。
話說回來，正是因為如此的背景存在，所以當紅軍每到了一處，首先通過當地黨員和群眾提供的情報，對此處影響較為惡劣的地主豪紳進行優先打擊，就成了行之有效的一種舉措。
與此同時，對土豪的打擊也滿足了農民的利益，這樣農民才會擁護這支軍隊，才會支持革命。
群眾們長期處於地主和軍閥的壓迫下，可以說受盡了磨難，同時也被不斷的鎮壓和反動宣傳磨滅了反抗的意志。
只有紅軍在給他們揭露剝削殘酷性的基礎上，又帶領大家打土豪並將土豪的不義之財返還給群眾。
讓群眾們不僅意識到反抗行為的正義性，還認識到打土豪、分田地是為他們謀利益的，而不是上等人在玩什麼窩裡鬥，他們才能比較容易地發動起來。
當然了，對於眼下的紅軍和大余縣的百姓而言，這些事情都還為時尚遠，16日下午，剛剛攻占大余縣城的紅四軍，在縣城中山橋下的河壩里召開了一場軍民大會，到會群眾近千人，會後，又將打土豪的財物散發給了貧苦群眾。
對於當地的群眾來說，這支突然出現的軍隊確實展現了很多和其他軍隊的不同之處，其中不少奇異的舉動，甚至引發了一些民眾的熱烈討論。
但畢竟紅軍剛來不久，軍民之間還需要一個熟悉的過程，所以不少領到財物的群眾，實際也就是喊了一聲「紅軍老爺大方」，便該幹嘛幹嘛去了。
不過有剝削的地方肯定會有壓迫，有壓迫也肯定會有反抗，只是這種反抗的程度不一罷了，所以有人冷眼旁觀，自然也有人踴躍參與，一些當地的貧農還有附近礦場的礦工，在接受到紅軍的宣傳之後，就果斷地參與了進來。
顯然的，如果紅軍在此地繼續保持以往的作風，群眾們也會逐漸地意識到那些問題，並開始自發地支持起這支軍隊。
只可惜的是，因為來此的時間不長，當地原有的黨組織和群眾基礎也過於薄弱，所以局面暫時還未打開，而一場危機也逐漸地向紅軍靠攏而來。
對於大部分指戰員而言，因為這數個月來的勝利，驕傲自滿的情緒不由自主地在他們心中萌發，雖然下山之後黨組織不斷地耳提面命，但效果到底如何，誰也沒法保證。
尤其是這支軍隊除了需要執行軍事任務之外，還往往肩負著宣傳任務，所以在兵力安排上也很容易暴露出問題。
17日清早，一部分紅軍按照部署，分頭深入到城內外，一方面做群眾工作，一方面籌集物資款項。
而剩下的二十八團等部，則負責在縣城周邊一帶布置警戒線，防備敵人的來犯。
只是出乎其他人的意料，本來應該在城裡負責後勤安排的程剛，卻一反常態地出現在了城外的防線之中。
而到了前線之後，對軍事稍有了解的程主任，瞬間驚出了一身冷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