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七章 軍閥混戰
時間是最不等人的，轉眼間就到了10月26日。
半個月前的10月10日，第2編遣區（主要負責駐豫、陝、甘、魯四省的第二集團軍及其他部隊）將領宋折元、石敬庭、孫良城等27人，在閻西山、馮遇祥的策動下在長安通電反蔣，
這次推舉閻、馮為國民軍總、副司令，宣稱：「蔣氏不去，中國必亡。折元等服膺三民主義，矢志革命，誓不與獨夫共存，謹率40萬武裝同志，即日出發。」
半個月後，也就是今天清晨，常軍與西北軍在豫西龔縣至登峰全線開火，常馮戰爭再次爆發。
在往前的九月初，時任常軍第一路追擊軍司令兼第4師師長的張發葵，因獲悉常凱勝欲消滅所部，於鄂省宜菖公開反常，並開始聯桂攻粵。
雖然就和之前若干次紛爭一般，這些軍閥內鬥都持續不了多長時間，但無論如何，對於此時亟待發展的紅軍而言，最近這幾年都會是一個不錯的成長期。
——前提是不要光想著趁這些軍閥混戰，就開始四面樹敵，打破本就不平衡的局面。
現在守住回昌也好，開發鹽礦也罷，要完成這些工作，最重要的其實並不在於駐紮兵力，更不在於後勤物資，而是最關鍵的幹部隊伍。
當年解放戰爭為了和果黨爭奪當時國內最大的工業區，從華北根據地派了十萬幹部奔赴東北。
如果說這個時代紅軍能夠拿出十萬幹部出來，那麼別說贛省一地了，就算是直接把常凱申給車翻也不是件多難的事情。
畢竟，如果說在沒有程剛參與的時間線上，制約紅軍發展的有幹部和後勤兩項的話，那麼程剛這支蝴蝶到來之後，後者就不再是問題的。
但是前者不管在哪條時間線里都是最關鍵的難點，指望嘴巴一張、腦子一轉，就蹦出來一堆合格幹部，那是痴心妄想。
就目前的贛閩根據地而言，真正形成有效政權的地區，實際就只有銳京周邊這一小塊，而且還是依託著從槿甘山帶來的那批行政幹部，利用他們作為種子，才達成的這一效果。
至於周圍的余都、凝都、上行、隆岩等地，基本上就是當地的黨組織拉起一個草頭班子，工農政府的牌子是豎起來了，可到底能對當地造成多大影響，這就實在難說。
形容得通俗一些，對於一個統治政權而言，最重要的兩個能力，就是能收得上稅、花得出錢，在這個過程中的效率越高，損耗越小，就說明政權的能力越強大。
即便是當初的槿甘山，也是在建立了將近一年之後，才初步將稅收體系搭建起來的，即便如此，直到現在依舊是運行得磕磕碰碰，問題和麻煩層出不窮。
而到達贛南之後，因為前期軍事壓力較大，組織的大部分工作重心都集中在軍隊上，對於地方工作難免有些忽視，所以在行政領域的發展是存在一定程度退步的。
具體到細節上，就是在新開闢的那些根據地上，紅軍的經費來源又回到了最開始的打土豪上來——排除程剛援助的話。
這並不是說打土豪就有什麼問題，事實上，這種辦法相當到位，在初到異地、不被當地人了解的開局時期，通過打土豪可以簡明扼要地向大家表達自身立場，對於爭取廣大貧苦群眾的支持具有極為重要的效果。
紅軍所打的土豪，在之前都是地方上的統治階級，無論他們的表現到底如何，都無法否定他們是一群封建地主利益的最堅定擁護者，是新生政權的最大敵人。
所以紅軍打土豪，最重要的並不是獲取到多少經費，而是推翻原有的封建統治，同時爭取中下層人民的支持。
但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摧毀舊世界很簡單，建立新世界卻要比想像中的難得多，更何況對於紅軍乃至黨中的大部分人來說，他們並不清楚新世界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都不用看基層的同志，即便是中上層的那些人，沒有搞清楚的也占了大多數。
包括對北邊那個現成例子的理解，大部分人也只是從那些去過蘇聯的同志口中聽來隻言片語，然後再憑藉自己的認識在腦海中形成一個粗略的想像。
說得難聽點，跟皇帝的金扁擔沒什麼兩樣。
因此，即便是程剛拿出後世的資料，給這些人看電影聽廣播，在沒有經過地基本的社會主義理論學習之前，想要讓他們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達成共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頂層尚且如此，基層就更不用說了，在這種情況下，稍有不慎這支軍隊就有落入流寇下場的可能，畢竟四處奔走，到一地便吃一地的富戶，其實還是挺符合小農階級價值觀的。
這也是谷田會議希望解決的問題之一，對於此時的紅軍而言，贛閩根據地的地盤已經夠大了，甚至可以說大大超過了這支隊伍的消化能力，這時候就該埋頭髮育一波。
當然了，因為紅軍在湘贛邊界時期的政權建設，並沒有像歷史上那般因為敵人的會剿而完全中斷，相當於留下了不少種子，同時也給同志們上了一堂生動的現實教育課。
所以相比於歷史上的情況，此時紅軍當中的建設派並沒有顯得無足輕重，願意花大量精力在地方工作上的同志也不在少數。
尤其在谷田之後，全軍思想趨於統一，紅軍的工作重心自然開始轉向於穩固當前地盤。
但是不得不認識到，偌大一個根據地所需要的幹部數量，根本不是這支總兵力不到萬人的軍隊所能供應得起的。
乃至因為地盤太大，需要更進一步的擴充軍隊，因此紅軍本身就已經陷入了缺乏幹部的窘境，以至於這段時間裡為了抽調幹部支援地方這件事，前委內部就常常爆發衝突。
不過這種矛盾本質上還是無傷大雅的，只要雙方的發展路線還在正確的那條道上，那麼些許的紛爭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爭吵肯定沒法解決核心問題，主要矛盾是在缺少幹部上，而不在建設地方和發展軍隊的矛盾上。
小孩子才做選擇，成年人全都要。
正因如此，教育工作很快就成了眼下最為緊要的事情，對於程剛之前不遺餘力地支持教育一事，不少同志方才有了後知後覺的領悟。
只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想要培養出一批勉強夠用的幹部，沒個一年兩年的時間，是肯定搞不成的。
不過就像開頭所言，現在仍然處於北伐後的新軍閥混戰時期，常凱申的大量精力被其他軍閥牽涉。
歷史上，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四年多時間裡，掌握中央大權的常凱申與馮遇祥、閻西山、李宗人、唐生知等軍事集團之間，與汪經衛、胡漢珉、孫柯等政治集團之間，時而刀兵相見，時而道弟稱兄，進行了曲折複雜的勾結與鬥爭。
尤其是今年1月1日在金陵的果軍編遣會議，常凱申確定了「裁遣軍隊，統一軍權」的基調，隨即成立以其為委員長的果軍編遣委員會，還通過了《修正果軍編遣委員會條例》、《果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秩序大綱》和「確定軍費、統一財政」等一系列決議案。
說白了，通過這些決議案的實施，常凱申企圖把軍隊的指揮、訓練、教育、經費等都收歸編遣委員會統一管理，達到限制和最後解散各集團軍的目的。
如此一來，受到的反彈自然不計其數，所以大部分時候，地方軍閥與金陵間的矛盾甚至要比與紅軍的矛盾還要劇烈，一直要到常凱申打敗各反常派，與汪經衛合組金陵政府，這場鬥爭才宣告基本結束。
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裡，丟掉包袱的常凱申開始集中精力對付紅軍，使得根據地的處境愈發困難，最後在一系列因素的催化下，南方革命的大好局面付之東流。
所以在程剛看來，這個時候紅軍最好的路線應該是想辦法苟起來，順帶給金陵政府多添點麻煩，儘量將混戰局面繼續保持下去，為自身發育留下更多時間。
可惜的是，現在整體左傾的局面是他一個人很難扭轉過來的，他也只能給革命繼續積累些本錢，不要隨便浪一浪就敗光了。
與此同時，除去花在工業、後勤、教育上的時間之外，他也花了大量精力與其他同志溝通，爭取更多的支持。
至少現在，局勢仍是在向好發展的。
半個月前的10月10日，第2編遣區（主要負責駐豫、陝、甘、魯四省的第二集團軍及其他部隊）將領宋折元、石敬庭、孫良城等27人，在閻西山、馮遇祥的策動下在長安通電反蔣，
這次推舉閻、馮為國民軍總、副司令，宣稱：「蔣氏不去，中國必亡。折元等服膺三民主義，矢志革命，誓不與獨夫共存，謹率40萬武裝同志，即日出發。」
半個月後，也就是今天清晨，常軍與西北軍在豫西龔縣至登峰全線開火，常馮戰爭再次爆發。
在往前的九月初，時任常軍第一路追擊軍司令兼第4師師長的張發葵，因獲悉常凱勝欲消滅所部，於鄂省宜菖公開反常，並開始聯桂攻粵。
雖然就和之前若干次紛爭一般，這些軍閥內鬥都持續不了多長時間，但無論如何，對於此時亟待發展的紅軍而言，最近這幾年都會是一個不錯的成長期。
——前提是不要光想著趁這些軍閥混戰，就開始四面樹敵，打破本就不平衡的局面。
現在守住回昌也好，開發鹽礦也罷，要完成這些工作，最重要的其實並不在於駐紮兵力，更不在於後勤物資，而是最關鍵的幹部隊伍。
當年解放戰爭為了和果黨爭奪當時國內最大的工業區，從華北根據地派了十萬幹部奔赴東北。
如果說這個時代紅軍能夠拿出十萬幹部出來，那麼別說贛省一地了，就算是直接把常凱申給車翻也不是件多難的事情。
畢竟，如果說在沒有程剛參與的時間線上，制約紅軍發展的有幹部和後勤兩項的話，那麼程剛這支蝴蝶到來之後，後者就不再是問題的。
但是前者不管在哪條時間線里都是最關鍵的難點，指望嘴巴一張、腦子一轉，就蹦出來一堆合格幹部，那是痴心妄想。
就目前的贛閩根據地而言，真正形成有效政權的地區，實際就只有銳京周邊這一小塊，而且還是依託著從槿甘山帶來的那批行政幹部，利用他們作為種子，才達成的這一效果。
至於周圍的余都、凝都、上行、隆岩等地，基本上就是當地的黨組織拉起一個草頭班子，工農政府的牌子是豎起來了，可到底能對當地造成多大影響，這就實在難說。
形容得通俗一些，對於一個統治政權而言，最重要的兩個能力，就是能收得上稅、花得出錢，在這個過程中的效率越高，損耗越小，就說明政權的能力越強大。
即便是當初的槿甘山，也是在建立了將近一年之後，才初步將稅收體系搭建起來的，即便如此，直到現在依舊是運行得磕磕碰碰，問題和麻煩層出不窮。
而到達贛南之後，因為前期軍事壓力較大，組織的大部分工作重心都集中在軍隊上，對於地方工作難免有些忽視，所以在行政領域的發展是存在一定程度退步的。
具體到細節上，就是在新開闢的那些根據地上，紅軍的經費來源又回到了最開始的打土豪上來——排除程剛援助的話。
這並不是說打土豪就有什麼問題，事實上，這種辦法相當到位，在初到異地、不被當地人了解的開局時期，通過打土豪可以簡明扼要地向大家表達自身立場，對於爭取廣大貧苦群眾的支持具有極為重要的效果。
紅軍所打的土豪，在之前都是地方上的統治階級，無論他們的表現到底如何，都無法否定他們是一群封建地主利益的最堅定擁護者，是新生政權的最大敵人。
所以紅軍打土豪，最重要的並不是獲取到多少經費，而是推翻原有的封建統治，同時爭取中下層人民的支持。
但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摧毀舊世界很簡單，建立新世界卻要比想像中的難得多，更何況對於紅軍乃至黨中的大部分人來說，他們並不清楚新世界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都不用看基層的同志，即便是中上層的那些人，沒有搞清楚的也占了大多數。
包括對北邊那個現成例子的理解，大部分人也只是從那些去過蘇聯的同志口中聽來隻言片語，然後再憑藉自己的認識在腦海中形成一個粗略的想像。
說得難聽點，跟皇帝的金扁擔沒什麼兩樣。
因此，即便是程剛拿出後世的資料，給這些人看電影聽廣播，在沒有經過地基本的社會主義理論學習之前，想要讓他們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達成共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頂層尚且如此，基層就更不用說了，在這種情況下，稍有不慎這支軍隊就有落入流寇下場的可能，畢竟四處奔走，到一地便吃一地的富戶，其實還是挺符合小農階級價值觀的。
這也是谷田會議希望解決的問題之一，對於此時的紅軍而言，贛閩根據地的地盤已經夠大了，甚至可以說大大超過了這支隊伍的消化能力，這時候就該埋頭髮育一波。
當然了，因為紅軍在湘贛邊界時期的政權建設，並沒有像歷史上那般因為敵人的會剿而完全中斷，相當於留下了不少種子，同時也給同志們上了一堂生動的現實教育課。
所以相比於歷史上的情況，此時紅軍當中的建設派並沒有顯得無足輕重，願意花大量精力在地方工作上的同志也不在少數。
尤其在谷田之後，全軍思想趨於統一，紅軍的工作重心自然開始轉向於穩固當前地盤。
但是不得不認識到，偌大一個根據地所需要的幹部數量，根本不是這支總兵力不到萬人的軍隊所能供應得起的。
乃至因為地盤太大，需要更進一步的擴充軍隊，因此紅軍本身就已經陷入了缺乏幹部的窘境，以至於這段時間裡為了抽調幹部支援地方這件事，前委內部就常常爆發衝突。
不過這種矛盾本質上還是無傷大雅的，只要雙方的發展路線還在正確的那條道上，那麼些許的紛爭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爭吵肯定沒法解決核心問題，主要矛盾是在缺少幹部上，而不在建設地方和發展軍隊的矛盾上。
小孩子才做選擇，成年人全都要。
正因如此，教育工作很快就成了眼下最為緊要的事情，對於程剛之前不遺餘力地支持教育一事，不少同志方才有了後知後覺的領悟。
只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想要培養出一批勉強夠用的幹部，沒個一年兩年的時間，是肯定搞不成的。
不過就像開頭所言，現在仍然處於北伐後的新軍閥混戰時期，常凱申的大量精力被其他軍閥牽涉。
歷史上，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四年多時間裡，掌握中央大權的常凱申與馮遇祥、閻西山、李宗人、唐生知等軍事集團之間，與汪經衛、胡漢珉、孫柯等政治集團之間，時而刀兵相見，時而道弟稱兄，進行了曲折複雜的勾結與鬥爭。
尤其是今年1月1日在金陵的果軍編遣會議，常凱申確定了「裁遣軍隊，統一軍權」的基調，隨即成立以其為委員長的果軍編遣委員會，還通過了《修正果軍編遣委員會條例》、《果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秩序大綱》和「確定軍費、統一財政」等一系列決議案。
說白了，通過這些決議案的實施，常凱申企圖把軍隊的指揮、訓練、教育、經費等都收歸編遣委員會統一管理，達到限制和最後解散各集團軍的目的。
如此一來，受到的反彈自然不計其數，所以大部分時候，地方軍閥與金陵間的矛盾甚至要比與紅軍的矛盾還要劇烈，一直要到常凱申打敗各反常派，與汪經衛合組金陵政府，這場鬥爭才宣告基本結束。
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裡，丟掉包袱的常凱申開始集中精力對付紅軍，使得根據地的處境愈發困難，最後在一系列因素的催化下，南方革命的大好局面付之東流。
所以在程剛看來，這個時候紅軍最好的路線應該是想辦法苟起來，順帶給金陵政府多添點麻煩，儘量將混戰局面繼續保持下去，為自身發育留下更多時間。
可惜的是，現在整體左傾的局面是他一個人很難扭轉過來的，他也只能給革命繼續積累些本錢，不要隨便浪一浪就敗光了。
與此同時，除去花在工業、後勤、教育上的時間之外，他也花了大量精力與其他同志溝通，爭取更多的支持。
至少現在，局勢仍是在向好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