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六章 平等關係-第六更
這個問題，若是細究起來，其實也不算是一個問題，因為有了程剛之後，土共對蘇聯的依賴程度就大大減少了。
在這一時期，蘇共可是地地道道的老子黨，雖然名義上有個GC國際，負責管理全世界的GC主義政黨，就連蘇共也在他們的領導之下。
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說得難聽點，GC國際在蘇聯也就是個局級單位，根本排不上號的存在，可即便如此，人家依舊能夠對土共施加不少影響。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今年馬上會發生的利叄路線，先不論這裡犯下的左傾冒險錯誤，但確實是革命早期土共難得地違抗GC國際的命令。
歷史上，七月份李利叄一力推動江城暴動、金陵暴動和申城總同盟罷工等計劃，甚至喊出了「江城首先勝利，必須緊接著全國革命高潮」的宣言。
隨後鵬石穿趁著常凱申打中原會戰無暇後顧的時機，一舉攻克了湘省重鎮潭州，李利叄的頭腦更是升溫，堅信自己的策略和路線是正確的。
可是就在這時，GC國際發來了緊急指示，認為土共的主觀力量太弱，還沒有奪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不同意布置江城、金陵和申城的計劃。
如果站在後來者的角度來看，這一指示其實是有道理的，GC國際雖然在之前犯下了右傾的毛病，但是至少這個時期下達了正確的指令。
但李利叄和政治局的絕大多數成員都對此想不通，他們在八月一日開會討論指示的時候，不僅沒有認真的考慮敵我雙方的態勢，檢討中央制定的路線是否正確。
相反，他們幾乎一致地認為，GC國際下達這一指示的原因是伍翔宇的右傾思想造成的。
甚至李利叄直言，「國際不僅不了解目前革命發展的形勢，並且沒有了解夏國革命的總趨勢，國際只不能了解夏國革命的趨勢，翔宇同志要負這一責任。
……
我們如同機械的執行國際的指示，表面是忠於國際的來電，實際上放鬆現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便是不忠於革命，不忠於革命就是不忠於國際。
……
政治局同志都應在一致的精神上來堅決執行黨的路線，這絕不是反國際，而是革命群眾的要求，我們應向國際負責，同時就對革命負責。」
最為操蛋的還是八月六日李利叄提出的設想：
三城暴動爆發後，將引發全國總暴動的發生，屆時蘇聯和蒙古可以出兵，將「西伯利亞數十萬夏國工人迅速武裝起來」，支持中國革命。
這樣一來，「日帝國主義必很迅速地向蘇聯進攻」，引起世界大戰，而夏國革命就會在世界革命高潮中取得勝利。
了解到了這些也就不難奇怪，為何歷史上伍翔宇返回申城，糾正利叄路線錯誤之後，GC國際依舊不依不饒，堅持要用留蘇派取代本土派。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李利叄雖然犯下了極大的錯誤，但是卻也是第一個敢於直面違抗國際命令的領導人，此人之後被調往蘇聯，並且被扣長達十七年之久，與之也並非沒有聯繫。
總而言之，土共與國際之間的關係肯定沒有那麼簡單，與蘇聯便更是如此，誰對誰錯，只能根據當時的現實條件來進行判斷。
只不過在利叄路線之後，國際與土共之間的信任已經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再加上王、薄等人從中作梗，方才引發了後續一系列的亂象。
而且即便是到了王冥占據高位，也不是真就對國際言聽計從，到了土地革命後期，蘇聯那邊其實也開始認識到了夏國國情的不同，並且考慮支持李潤石的路線。
但很明顯的是，若是讓李潤石的農村路線占據上風，那麼不僅王以及其背後的一批人將要地位大跌，最重要的是他們所堅持的路線也會迅速被黨給拋棄，正如李利叄一般。
所以這背後發生的一些事情，要比後世一般人從三言兩語看到的要複雜得多。
總歸來說，這一時期的土共力量實在是太過弱小，不僅是實力上的弱小，更是心理上的弱小，所以迫切需要老大的支持，哪怕只是一句話的支持。
但小弟也肯定會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所以在這個裡面可以操作的空間就實在是太大了。
不過現在三人組並不是太過擔心這個點，既然根源在於自身太弱，那麼好好想辦法提升實力和信心就行了。
畢竟還有一個程剛在呢，對於高層而言，三人清楚程剛的底細，所以不會盲目指望蘇聯的幫助，而對於中底層而言，在他們眼中，掌握了大量物資調配權的中央，就具備著天然的威信力。
只不過其中還有最重要的一環沒有補上，那就是名分，而這點必須由蘇聯提供，這樣方才可以徹底站穩腳跟。
根據程剛的了解，長征後的紅軍，李潤石已經占據了絕對的領導地位。
但是王冥從蘇聯回來時，明明GC國際囑咐他要堅決擁護李潤石的領導，結果他仍然打著蘇聯的旗號開始爭奪權力，當時還鬧起了不小的風波。
畢竟老大哥的牌子在整個組織里的號召力還是挺強的，無論是真心支持，還是狐假虎威，都能起到不容忽視的作用。
事實上，程剛在過去的兩年裡，或多或少也沾了點光，只不過現在大家終於明白了他的底細，而且也不會深究罷了。
再回到這凌晨的商議上來，以李潤石的眼光，在獲得足夠多的資料後，自然很容易就明白這裡面的道理。
面對伍翔宇和程剛的提問，他沉思片刻，緩緩說道：
「蘇聯那邊，我們現在已經沒必要指望他們的支援了，而且另一個世界裡他們也沒有運過來多少東西。
所以雙方交往的重心，我認為應當放在互相的認同上，簡而言之，我們現在就是求一個名分。
老大哥要願意給，我們就受著，要不願給，我們自己去拿便是。」
論心氣，李潤石可是比李利叄要強上不少，論戰略，後者更是完全比不上，所以在程剛看來，李潤石確實有這般王道的底氣。
只不過對於這點，三人還是存在一定的爭議，比如伍翔宇就接著說了：
「要是可以的話，我們還是能爭取到莫斯科的支持最好，而且在這方面，我想蘇聯應該也是需要我們的。
至少程剛同志可以拿出些好東西出來，只要雙方的合作進行下去，那麼關係自然會更加緊密，也有利於我們的革命。」
雖然態度略有不同，但不得不強調的是，兩人所言其實都表明了一個相同的立場，那就是蘇共與土共之間，可以存在略微的高低差別，但絕對不能是上下級之分。
所以一個敢於直言「互相認同」，一個也委婉地提出「雙方合作」，不知不覺中，他們已經不再把自己放在下級的角度，而開始平視那個曾經遙不可及的老大哥了。
對此自然是程剛樂見其成的，他既不想看到那個帝國主義走狗的買辦勢力統治國家，也不希望自己信仰的政黨成為別國的小弟乃至傀儡，所以他只能支持李潤石，這是唯一的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
這樣一來，程剛終於還是說出了自己的底線：
「蘇聯那邊，我確實可以提供不少他們急需的東西，無論是情報還是物資，這些都可以用來推動雙方的後續合作。
但是有個前提我想大家應該都清楚，那就是平等，但要做到這點並沒有那麼簡單，而且在還沒達到平等之前，對方恐怕不會改變原來那一套行事辦法，甚至惱羞成怒變本加厲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如果確實有必須的情況，我會堅決服從組織的安排，包括這次翔宇同志前去莫斯科，要是到了實在不得不攤牌的時候，那麼可以選擇說出我的來歷。
甚至蘇聯那邊要是真想見我的話，我也可以親自過去一趟，當然了，安全問題我肯定會提前準備好，這點大家不用擔心。
總而言之，我也和各位交個底，在我的政治觀念中，到底是民族主義占了多數，還是社會主義占了多數，這個恐怕還真不好說清楚。
乃至講得不好聽點，據我了解到的情況，蘇聯和我們到底誰走在正確的GC主義道路上，這還是件不好說的事情。」
這麼一大通的發言，程剛意思大家其實已經明白了，之前的交流中三人心中都有點猜測，程剛在對蘇聯的態度上確實比較曖昧，乃至影響到了他們對後續工作的計劃。
但終究程剛還是拎得清楚主次矛盾的，只有他願意支持與蘇聯的合作，土共才有足夠的底牌來提升地位，這點另外三人都非常清楚，所以程剛的坦白讓他們暗自鬆了口氣。
但最關鍵的還不是這個，程剛最後表達的這個意思，才尤為值得在座的各位深思，但現在還不是考慮的時候，只是將問題埋在心裡，等合適的時機再來解決。
在這一時期，蘇共可是地地道道的老子黨，雖然名義上有個GC國際，負責管理全世界的GC主義政黨，就連蘇共也在他們的領導之下。
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說得難聽點，GC國際在蘇聯也就是個局級單位，根本排不上號的存在，可即便如此，人家依舊能夠對土共施加不少影響。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今年馬上會發生的利叄路線，先不論這裡犯下的左傾冒險錯誤，但確實是革命早期土共難得地違抗GC國際的命令。
歷史上，七月份李利叄一力推動江城暴動、金陵暴動和申城總同盟罷工等計劃，甚至喊出了「江城首先勝利，必須緊接著全國革命高潮」的宣言。
隨後鵬石穿趁著常凱申打中原會戰無暇後顧的時機，一舉攻克了湘省重鎮潭州，李利叄的頭腦更是升溫，堅信自己的策略和路線是正確的。
可是就在這時，GC國際發來了緊急指示，認為土共的主觀力量太弱，還沒有奪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不同意布置江城、金陵和申城的計劃。
如果站在後來者的角度來看，這一指示其實是有道理的，GC國際雖然在之前犯下了右傾的毛病，但是至少這個時期下達了正確的指令。
但李利叄和政治局的絕大多數成員都對此想不通，他們在八月一日開會討論指示的時候，不僅沒有認真的考慮敵我雙方的態勢，檢討中央制定的路線是否正確。
相反，他們幾乎一致地認為，GC國際下達這一指示的原因是伍翔宇的右傾思想造成的。
甚至李利叄直言，「國際不僅不了解目前革命發展的形勢，並且沒有了解夏國革命的總趨勢，國際只不能了解夏國革命的趨勢，翔宇同志要負這一責任。
……
我們如同機械的執行國際的指示，表面是忠於國際的來電，實際上放鬆現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便是不忠於革命，不忠於革命就是不忠於國際。
……
政治局同志都應在一致的精神上來堅決執行黨的路線，這絕不是反國際，而是革命群眾的要求，我們應向國際負責，同時就對革命負責。」
最為操蛋的還是八月六日李利叄提出的設想：
三城暴動爆發後，將引發全國總暴動的發生，屆時蘇聯和蒙古可以出兵，將「西伯利亞數十萬夏國工人迅速武裝起來」，支持中國革命。
這樣一來，「日帝國主義必很迅速地向蘇聯進攻」，引起世界大戰，而夏國革命就會在世界革命高潮中取得勝利。
了解到了這些也就不難奇怪，為何歷史上伍翔宇返回申城，糾正利叄路線錯誤之後，GC國際依舊不依不饒，堅持要用留蘇派取代本土派。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李利叄雖然犯下了極大的錯誤，但是卻也是第一個敢於直面違抗國際命令的領導人，此人之後被調往蘇聯，並且被扣長達十七年之久，與之也並非沒有聯繫。
總而言之，土共與國際之間的關係肯定沒有那麼簡單，與蘇聯便更是如此，誰對誰錯，只能根據當時的現實條件來進行判斷。
只不過在利叄路線之後，國際與土共之間的信任已經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再加上王、薄等人從中作梗，方才引發了後續一系列的亂象。
而且即便是到了王冥占據高位，也不是真就對國際言聽計從，到了土地革命後期，蘇聯那邊其實也開始認識到了夏國國情的不同，並且考慮支持李潤石的路線。
但很明顯的是，若是讓李潤石的農村路線占據上風，那麼不僅王以及其背後的一批人將要地位大跌，最重要的是他們所堅持的路線也會迅速被黨給拋棄，正如李利叄一般。
所以這背後發生的一些事情，要比後世一般人從三言兩語看到的要複雜得多。
總歸來說，這一時期的土共力量實在是太過弱小，不僅是實力上的弱小，更是心理上的弱小，所以迫切需要老大的支持，哪怕只是一句話的支持。
但小弟也肯定會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所以在這個裡面可以操作的空間就實在是太大了。
不過現在三人組並不是太過擔心這個點，既然根源在於自身太弱，那麼好好想辦法提升實力和信心就行了。
畢竟還有一個程剛在呢，對於高層而言，三人清楚程剛的底細，所以不會盲目指望蘇聯的幫助，而對於中底層而言，在他們眼中，掌握了大量物資調配權的中央，就具備著天然的威信力。
只不過其中還有最重要的一環沒有補上，那就是名分，而這點必須由蘇聯提供，這樣方才可以徹底站穩腳跟。
根據程剛的了解，長征後的紅軍，李潤石已經占據了絕對的領導地位。
但是王冥從蘇聯回來時，明明GC國際囑咐他要堅決擁護李潤石的領導，結果他仍然打著蘇聯的旗號開始爭奪權力，當時還鬧起了不小的風波。
畢竟老大哥的牌子在整個組織里的號召力還是挺強的，無論是真心支持，還是狐假虎威，都能起到不容忽視的作用。
事實上，程剛在過去的兩年裡，或多或少也沾了點光，只不過現在大家終於明白了他的底細，而且也不會深究罷了。
再回到這凌晨的商議上來，以李潤石的眼光，在獲得足夠多的資料後，自然很容易就明白這裡面的道理。
面對伍翔宇和程剛的提問，他沉思片刻，緩緩說道：
「蘇聯那邊，我們現在已經沒必要指望他們的支援了，而且另一個世界裡他們也沒有運過來多少東西。
所以雙方交往的重心，我認為應當放在互相的認同上，簡而言之，我們現在就是求一個名分。
老大哥要願意給，我們就受著，要不願給，我們自己去拿便是。」
論心氣，李潤石可是比李利叄要強上不少，論戰略，後者更是完全比不上，所以在程剛看來，李潤石確實有這般王道的底氣。
只不過對於這點，三人還是存在一定的爭議，比如伍翔宇就接著說了：
「要是可以的話，我們還是能爭取到莫斯科的支持最好，而且在這方面，我想蘇聯應該也是需要我們的。
至少程剛同志可以拿出些好東西出來，只要雙方的合作進行下去，那麼關係自然會更加緊密，也有利於我們的革命。」
雖然態度略有不同，但不得不強調的是，兩人所言其實都表明了一個相同的立場，那就是蘇共與土共之間，可以存在略微的高低差別，但絕對不能是上下級之分。
所以一個敢於直言「互相認同」，一個也委婉地提出「雙方合作」，不知不覺中，他們已經不再把自己放在下級的角度，而開始平視那個曾經遙不可及的老大哥了。
對此自然是程剛樂見其成的，他既不想看到那個帝國主義走狗的買辦勢力統治國家，也不希望自己信仰的政黨成為別國的小弟乃至傀儡，所以他只能支持李潤石，這是唯一的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
這樣一來，程剛終於還是說出了自己的底線：
「蘇聯那邊，我確實可以提供不少他們急需的東西，無論是情報還是物資，這些都可以用來推動雙方的後續合作。
但是有個前提我想大家應該都清楚，那就是平等，但要做到這點並沒有那麼簡單，而且在還沒達到平等之前，對方恐怕不會改變原來那一套行事辦法，甚至惱羞成怒變本加厲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如果確實有必須的情況，我會堅決服從組織的安排，包括這次翔宇同志前去莫斯科，要是到了實在不得不攤牌的時候，那麼可以選擇說出我的來歷。
甚至蘇聯那邊要是真想見我的話，我也可以親自過去一趟，當然了，安全問題我肯定會提前準備好，這點大家不用擔心。
總而言之，我也和各位交個底，在我的政治觀念中，到底是民族主義占了多數，還是社會主義占了多數，這個恐怕還真不好說清楚。
乃至講得不好聽點，據我了解到的情況，蘇聯和我們到底誰走在正確的GC主義道路上，這還是件不好說的事情。」
這麼一大通的發言，程剛意思大家其實已經明白了，之前的交流中三人心中都有點猜測，程剛在對蘇聯的態度上確實比較曖昧，乃至影響到了他們對後續工作的計劃。
但終究程剛還是拎得清楚主次矛盾的，只有他願意支持與蘇聯的合作，土共才有足夠的底牌來提升地位，這點另外三人都非常清楚，所以程剛的坦白讓他們暗自鬆了口氣。
但最關鍵的還不是這個，程剛最後表達的這個意思，才尤為值得在座的各位深思，但現在還不是考慮的時候，只是將問題埋在心裡，等合適的時機再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