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動盪的昭和時代（5）
言歸正傳，當初河本暗殺張作霖，是希望趁著滿洲群龍無首一舉控制，但這希望很快就破滅——張學良成了滿洲地方首領，還造成了反效果——張學良察覺帝國與張作霖被害有關，對帝國採取了疏遠、防範的政策，態度比張作霖還差，又採取了滿洲易幟的方式和南方蔣政權完成妥協，所以頭腦簡單的軍人把事情搞得更壞。
這時候政客又開始發揮作用，他們希望收買奉系軍閥楊宇霆來取代張學良，但楊宇霆很快就被張學良擊斃，這條線也斷了。更讓少壯派軍人驚恐的是中東路事件——昭和5年7月，也就是田中內閣倒台的同一個月，在南京國民政府慫恿下，張學良以武力強行收回當時為蘇聯掌握的中東鐵路部分管理權。17日，蘇聯政府宣布從中國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國外交官迅速撤離，斷絕外交關係。9至11月，蘇聯遠東特別集團軍進攻中國奉系軍隊，張學良戰敗，不但梁忠甲旅長以下很多重要軍官被俘虜，其這幾年武裝起來的軍隊遭到嚴重損失，根據觀察，至少2個旅重創將近覆滅，其他4個旅中創需要重整。
雙方在當年12月份簽署和平協定，張學良不但沒收回中東路，還賠出去更多，更重要的是，南方蔣政權口頭上說支持他，實際上沒有一點實際援助，而中國布爾什維克政權站在蘇聯一邊，強烈反對張學良。我這個半個布爾什維克永遠進化不了到十足的布爾什維克就是這件事觸動的——按照我樸素的理念，張學良再不好也是中國人，而且他是為收回中東路而戰，蘇聯再好對中國來說也是外國人，哪有中國政黨不幫自己人幫外國人呢？就算再看不慣，兩不相幫總可以吧？這件事我在後來潛伏初期與中共方面也有爭論，暫時不表。【譯者註：這段污衊之詞請注意批判鑑別】
中東路之戰造成了三個後果：
第一，關東軍對蘇聯軍隊產生不安感：這種不安來自於蘇聯完成一五計劃後國力大增，甚至已超過了日本，這是我們從軍隊的戰鬥士氣和銳氣中看出來的，蘇方物資充足、裝備完善，和日俄戰爭時期士氣低落、物資匱乏、準備不足完全是兩回事；
第二，政界要人對失去滿洲充滿恐慌感：因為蘇聯一旦恢復和強大就必然向滿洲滲透，張學良政權抵擋不住蘇聯人，南方蔣政權不實際支持他，內部還有中國布爾什維克為蘇聯人充當內應，這是非常可怕的狀態，很可能某一天醒來蘇聯就占領了滿洲，所以我們必須先下手為強，防止滿洲赤化——這也是石原元帥回國後和我聊天時談起的，我深以為然；
第三，關東軍對張學良政權充斥著蔑視：一方面認為張學良的執政能力和政治智慧比他父親差太多，傻乎乎上了別人圈套，這種人不難對付；另一方面認為張學良的軍隊不堪一擊，奉系最好的部隊原先是郭松齡帶領的，在其反對張作霖的過程中損失殆盡，後來張學良又重建了新軍，很多武器從帝國購買，但這支新軍對上蘇軍卻不堪一擊，由於關東軍認為自己比蘇軍還強大，對奉系軍隊根本不放在眼裡——事實也確實如此。
現在帝國心態已完全扭轉，從政治解決滿洲問題開始過渡到軍事解決了……
事態發展有逐漸醞釀的過程，從皇姑屯事件到滿洲事變隔了3年多，從中東路事件算也隔了將近2年，這中間還有當時覺得一般，但事後來看非常關鍵的推動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經濟危機：
美國經濟危機爆發後，迅速波及到帝國，當時田中內閣已倒台，繼任的濱口內閣為度過難關展開了緊縮政策以應對下滑。
現在經濟界有經驗了，知道危機爆發、市場蕭條時政府不但不應該緊縮而應該儘可能寬鬆並持續用赤字刺激經濟，用政府訂單促進產業回升，即所謂的反周期對策，那時候大家都不懂，不但日本不懂，美國、英國也不懂，大家都用緊縮試圖度過難關。普遍以為危機1年，最多2年就過去了，咬咬牙就行，沒想到危機在美國持續了4年，在日本持續了差不多6年——正好是我去滿洲服役前開始探底回升。
昭和4年10月（1929），內閣頒布了高級官員減薪一成規定，請注意，這裡的高級官員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高級官員，那是有官職的基本都涵蓋在裡面，在軍隊中就包括中尉以上等級軍官。這件事對軍隊和軍官士氣影響非常大，本來前幾年裁軍就讓軍官們義憤填膺，再減薪就更難以忍耐，特別是出身貧寒，家庭遭遇衝擊的年輕將校本來還希望用自己的薪水替家裡撐一撐，減薪等於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也許有人會奇怪，不就減少了10%麼？為什麼會這麼大反應？他根本不懂得，一份薪水發下來，經過使用，剩餘的可能就只有15-20%，個別節儉的也不會超過30%，一下子砍掉10%，其他必要開支又無法縮減，等於剩餘部分少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這種日子是很難過的。
這大潮中我是個特殊例外：一則我剛剛從中尉晉升為大尉，哪怕減薪了實際拿到手的錢也超過以往，二則我家庭負擔小——我自己父母一方全部在關東地震中罹難，想接濟也找不到對象，而我岳父母一方是多年中產階級，生活還可以，再加當時我只有2個孩子，負擔不算重，靜子雖是書香門第出身，但很會過日子，能精打細算，家庭比較寬裕。岳父大人不但不用我接濟家裡，還特意寫信來問我需不需要錢，因為他知道我剛剛去近衛師團，花銷肯定大，我沒接受，我覺得我夠花了。
這段時期我在近衛師團結交了很多新朋友，以前我在西伯利亞服役時因為囊中羞澀，很少和大家一起出去玩樂，到近衛師團就不一樣，我把以前減少的都補了回來，而且我買單時候非常多，因為比較寬裕。不過有一點我堅持住了，吃飯喝酒玩玩鬧鬧可以，花街我堅決不去，我不能對不起靜子，這件事沒少被其他人笑話，以為我怕老婆。
在這些玩鬧當中，我第一次遇到了堀長官和山本元帥（編者註：元帥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那時候堀長官和山本元帥都已是少將，前者還是海軍省軍務局長、將官會議議員，正是意氣風發之際，按歷史推斷，少則7-8年，多則10年，他就有望接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或類似的重要職務。那時候我還是大尉，又是陸軍，照理和海軍根本不熟，但事情就這麼湊巧，有一次陸海軍年輕軍官喝醉酒了打架，這在過去很常見。一般說來這種群毆肯定是陸軍勝利——陸軍野小子出身多，又向來看不慣動輒歐美禮儀的海軍軍官，稍一言辭挑釁就能打起來。
不過大家都知道分寸，最多只敢用拳頭或棍棒，別說武器，就是武士刀也不能拿出來，那是要出大事的。
這次打架正好被這兩位長官趕上，山本元帥在旁邊看熱鬧笑笑——高級軍官一般不管這種小事，但堀長官卻一聲怒喝：「海軍軍官列隊，操椅子，跟我進攻！」
說罷，當時年近50（編者註：48歲）的堀長官率先操起椅子撲過來，身後跟著一群嗷嗷直叫、打了雞血一般的海軍將校（譯者註：日本所謂將校大多數時候指軍官而非真實的將校軍銜），我們這邊最高軍銜只是少佐，一看少將撲過來趕緊逃——再怎麼有理、高層怎麼袒護，少佐對少將動手總歸不合體例要處分的，所以他腦子很清醒立即跑——不跑就要挨揍了，他一跑，我們這人心也散了，全部都跑。
後來老有人說堀長官怎麼身先士卒帶艦隊衝鋒，堪稱軍人楷模，我在昭和5年就知道了，一點都不奇怪，他就這麼個人。（編者註：此話系採訪時補充，因堀元帥、山本元帥均已過世，未得當事人印證，但另有其他陸海軍將校佐證確有其事）
這時候政客又開始發揮作用，他們希望收買奉系軍閥楊宇霆來取代張學良，但楊宇霆很快就被張學良擊斃，這條線也斷了。更讓少壯派軍人驚恐的是中東路事件——昭和5年7月，也就是田中內閣倒台的同一個月，在南京國民政府慫恿下，張學良以武力強行收回當時為蘇聯掌握的中東鐵路部分管理權。17日，蘇聯政府宣布從中國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國外交官迅速撤離，斷絕外交關係。9至11月，蘇聯遠東特別集團軍進攻中國奉系軍隊，張學良戰敗，不但梁忠甲旅長以下很多重要軍官被俘虜，其這幾年武裝起來的軍隊遭到嚴重損失，根據觀察，至少2個旅重創將近覆滅，其他4個旅中創需要重整。
雙方在當年12月份簽署和平協定，張學良不但沒收回中東路，還賠出去更多，更重要的是，南方蔣政權口頭上說支持他，實際上沒有一點實際援助，而中國布爾什維克政權站在蘇聯一邊，強烈反對張學良。我這個半個布爾什維克永遠進化不了到十足的布爾什維克就是這件事觸動的——按照我樸素的理念，張學良再不好也是中國人，而且他是為收回中東路而戰，蘇聯再好對中國來說也是外國人，哪有中國政黨不幫自己人幫外國人呢？就算再看不慣，兩不相幫總可以吧？這件事我在後來潛伏初期與中共方面也有爭論，暫時不表。【譯者註：這段污衊之詞請注意批判鑑別】
中東路之戰造成了三個後果：
第一，關東軍對蘇聯軍隊產生不安感：這種不安來自於蘇聯完成一五計劃後國力大增，甚至已超過了日本，這是我們從軍隊的戰鬥士氣和銳氣中看出來的，蘇方物資充足、裝備完善，和日俄戰爭時期士氣低落、物資匱乏、準備不足完全是兩回事；
第二，政界要人對失去滿洲充滿恐慌感：因為蘇聯一旦恢復和強大就必然向滿洲滲透，張學良政權抵擋不住蘇聯人，南方蔣政權不實際支持他，內部還有中國布爾什維克為蘇聯人充當內應，這是非常可怕的狀態，很可能某一天醒來蘇聯就占領了滿洲，所以我們必須先下手為強，防止滿洲赤化——這也是石原元帥回國後和我聊天時談起的，我深以為然；
第三，關東軍對張學良政權充斥著蔑視：一方面認為張學良的執政能力和政治智慧比他父親差太多，傻乎乎上了別人圈套，這種人不難對付；另一方面認為張學良的軍隊不堪一擊，奉系最好的部隊原先是郭松齡帶領的，在其反對張作霖的過程中損失殆盡，後來張學良又重建了新軍，很多武器從帝國購買，但這支新軍對上蘇軍卻不堪一擊，由於關東軍認為自己比蘇軍還強大，對奉系軍隊根本不放在眼裡——事實也確實如此。
現在帝國心態已完全扭轉，從政治解決滿洲問題開始過渡到軍事解決了……
事態發展有逐漸醞釀的過程，從皇姑屯事件到滿洲事變隔了3年多，從中東路事件算也隔了將近2年，這中間還有當時覺得一般，但事後來看非常關鍵的推動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經濟危機：
美國經濟危機爆發後，迅速波及到帝國，當時田中內閣已倒台，繼任的濱口內閣為度過難關展開了緊縮政策以應對下滑。
現在經濟界有經驗了，知道危機爆發、市場蕭條時政府不但不應該緊縮而應該儘可能寬鬆並持續用赤字刺激經濟，用政府訂單促進產業回升，即所謂的反周期對策，那時候大家都不懂，不但日本不懂，美國、英國也不懂，大家都用緊縮試圖度過難關。普遍以為危機1年，最多2年就過去了，咬咬牙就行，沒想到危機在美國持續了4年，在日本持續了差不多6年——正好是我去滿洲服役前開始探底回升。
昭和4年10月（1929），內閣頒布了高級官員減薪一成規定，請注意，這裡的高級官員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高級官員，那是有官職的基本都涵蓋在裡面，在軍隊中就包括中尉以上等級軍官。這件事對軍隊和軍官士氣影響非常大，本來前幾年裁軍就讓軍官們義憤填膺，再減薪就更難以忍耐，特別是出身貧寒，家庭遭遇衝擊的年輕將校本來還希望用自己的薪水替家裡撐一撐，減薪等於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也許有人會奇怪，不就減少了10%麼？為什麼會這麼大反應？他根本不懂得，一份薪水發下來，經過使用，剩餘的可能就只有15-20%，個別節儉的也不會超過30%，一下子砍掉10%，其他必要開支又無法縮減，等於剩餘部分少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這種日子是很難過的。
這大潮中我是個特殊例外：一則我剛剛從中尉晉升為大尉，哪怕減薪了實際拿到手的錢也超過以往，二則我家庭負擔小——我自己父母一方全部在關東地震中罹難，想接濟也找不到對象，而我岳父母一方是多年中產階級，生活還可以，再加當時我只有2個孩子，負擔不算重，靜子雖是書香門第出身，但很會過日子，能精打細算，家庭比較寬裕。岳父大人不但不用我接濟家裡，還特意寫信來問我需不需要錢，因為他知道我剛剛去近衛師團，花銷肯定大，我沒接受，我覺得我夠花了。
這段時期我在近衛師團結交了很多新朋友，以前我在西伯利亞服役時因為囊中羞澀，很少和大家一起出去玩樂，到近衛師團就不一樣，我把以前減少的都補了回來，而且我買單時候非常多，因為比較寬裕。不過有一點我堅持住了，吃飯喝酒玩玩鬧鬧可以，花街我堅決不去，我不能對不起靜子，這件事沒少被其他人笑話，以為我怕老婆。
在這些玩鬧當中，我第一次遇到了堀長官和山本元帥（編者註：元帥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那時候堀長官和山本元帥都已是少將，前者還是海軍省軍務局長、將官會議議員，正是意氣風發之際，按歷史推斷，少則7-8年，多則10年，他就有望接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或類似的重要職務。那時候我還是大尉，又是陸軍，照理和海軍根本不熟，但事情就這麼湊巧，有一次陸海軍年輕軍官喝醉酒了打架，這在過去很常見。一般說來這種群毆肯定是陸軍勝利——陸軍野小子出身多，又向來看不慣動輒歐美禮儀的海軍軍官，稍一言辭挑釁就能打起來。
不過大家都知道分寸，最多只敢用拳頭或棍棒，別說武器，就是武士刀也不能拿出來，那是要出大事的。
這次打架正好被這兩位長官趕上，山本元帥在旁邊看熱鬧笑笑——高級軍官一般不管這種小事，但堀長官卻一聲怒喝：「海軍軍官列隊，操椅子，跟我進攻！」
說罷，當時年近50（編者註：48歲）的堀長官率先操起椅子撲過來，身後跟著一群嗷嗷直叫、打了雞血一般的海軍將校（譯者註：日本所謂將校大多數時候指軍官而非真實的將校軍銜），我們這邊最高軍銜只是少佐，一看少將撲過來趕緊逃——再怎麼有理、高層怎麼袒護，少佐對少將動手總歸不合體例要處分的，所以他腦子很清醒立即跑——不跑就要挨揍了，他一跑，我們這人心也散了，全部都跑。
後來老有人說堀長官怎麼身先士卒帶艦隊衝鋒，堪稱軍人楷模，我在昭和5年就知道了，一點都不奇怪，他就這麼個人。（編者註：此話系採訪時補充，因堀元帥、山本元帥均已過世，未得當事人印證，但另有其他陸海軍將校佐證確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