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5章 整個巴黎都抑鬱了！
第495章 整個巴黎都抑鬱了！
《費加羅報》文學副刊編輯部里堆滿了信，桌子上，椅子上，窗台上，到處都是。
信封各式各樣，有的精緻，有的粗糙，有的帶著香水味，有的沾著咖啡漬。
編輯助理皮埃爾從門縫裡擠進來，懷裡又抱著一摞。
他把信扔在已經堆成小山的桌子上，喘了口氣：「今天又兩百多封，全是關於《太陽照常升起》的。」
主編佩里維耶站在窗前，背對著房間，只問了一句：「信里都說了什麼？」
皮埃爾抹了把汗：「說什麼的都有。罵的，夸的，說不懂的，說看哭的還有人說這根本不是小說。」
佩里維耶這才轉過身，走到桌邊，隨手拿起幾封信拆開。
第一封字跡工整，用的上好的信紙：
【————《太陽照常升起》我已忍耐閱讀到三期，我必須說，這是對文學的侮辱。
沒有情節，沒有人物塑造，沒有道德立場，只是一群浪蕩子無意義的對話和酗酒記錄。
法國剛剛經歷恥辱的戰敗，我們需要的是振奮民族精神的作品，不是這種消沉墮落的囈語！
如果貴報繼續刊登此類文字，我將取消訂閱！】
這封信的落款是「一名老共和派，1870年志願兵」。
佩里維耶放下信，又拿起第二封，這封字跡潦草，用的普通信紙：
【我看不懂，這些人到底在幹什麼？他們為什麼總在喝酒？為什麼總在說話但什麼都不說？作者想表達什麼？
戰爭過去了，生活要繼續，這些人為什麼不工作？為什麼不思考法國的未來？作者自己想清楚了嗎？】
第三封信看起來是一位女性寫的，筆跡秀氣：
【作為一個女人，我感到被冒犯了！小說里無論是女主角貝爾特，還是其他出現的女人，都只是男人慾望的對象。
作者沒有給她們靈魂，沒有給她們聲音。男人在小說里用冷漠掩飾軟弱，用酒精逃避責任。
而我們女人只能看著，等著，被愛或被拋棄。這不公平！】
佩里維耶一連看了十幾封，又走到窗邊，看著下面的街道。
《太陽照常升起》已經連載了五天，收到的反饋既沒有一邊倒的讚美，也沒有一邊倒的批判。
而是充滿了分裂和困惑，還有不安的騷動。
這小說不像萊昂納爾以前的作品——
《老衛兵》讓人同情，《合唱團》讓人溫暖，《雷雨》讓人震撼，《咖啡館》讓人反思。
但《太陽照常升起》——讓人不舒服。
不是討厭，就是不舒服，讀者讀完每天的連載，就像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又走進了一個太安靜的房間。
這種感受，讓整個巴黎都開始抑鬱起來。
聖日耳曼大道的一家咖啡館裡，三個男人坐在角落。
他們都在看《費加羅報》，看《太陽照常升起》今天連載的部分。
其中一人把報紙放下，喝了口咖啡：「還是沒看懂。」
第二個人也說：「我也沒看懂。」
第三個人沒說話，盯著報紙，過了一會兒，才說：「我昨晚又看了一遍前面的。」
另外兩個追問：「然後呢？」
第三個人說：「然後我做了個夢。夢到我坐在雙偶」里。不是我常去的那個位置，是雅克坐的那個角落。
我看著窗外，外面是巴黎的街道。然後我醒了，發現才凌晨三點。我睡不著了。」
三個人都沉默了。
第一個男人四十歲左右，臉上有皺紋，手指關節粗大，他是個木匠，戰時在國民自衛隊待過。
木匠突然說：「我認識雅克這樣的人，不是真的認識，但我見過。在酒館裡，在街上。
他們總是下午才出來，眼睛發紅，不說話，就坐在那裡，一坐就是一下午。」
第二個男人年輕些，三十出頭，是個小公務員。
公務員則說：「科恩那種人我也見過。總說要寫東西，總說有事要做。
但永遠都把時間消磨在咖啡館裡，也永遠在說我明天就開始」。
第三個人是畫家，留著長發，他自己的生活就放蕩不羈。
畫家補充道：「貝爾特那樣的女人我見過更多。舞會上的寡婦，沙龍里的常客。她們笑得很響，說話很快。
但你看她們的眼睛，裡面什麼都沒有，連廢墟也沒有。」
木匠拿起報紙，又看了看今天連載的那段，然後搖了搖頭：「這算什么小說？什麼都沒發生。」
畫家不以為然：「其實已經發生了，只是沒寫出來。」
公務員追問：「什麼意思？」
畫家指著報紙：「貝爾特在告訴雅克她昨晚在別人那裡跳舞到三點，還喝別人的酒。
雅克聽懂了，但他只說哦」和是嗎」，而不問你為什麼去」你和誰跳舞」你什麼時候回家的」。
他不問，因為他知道問了也沒用。貝爾特也不會說真話。」
木匠皺起眉：「你想太多了吧？」
畫家呵呵一笑：「不是我想太多。是作者寫得太少，只能我們自己去想。」
公務員點點頭：「我也有這種感覺，這小說像一堆碎片，你得自己拼起來。」
木匠搖搖頭：「我還是不懂，小說不應該是這樣的。小說應該講故事講清楚誰是誰，為什麼這樣做，後來怎麼樣了。」
畫家嗤笑一聲，反問：「那生活呢？生活講清楚了嗎？」
木匠和公務員都愣住了。
畫家繼續說：「我的生活就是一堆碎片。早上起床，去畫室，畫畫或者不畫畫，吃飯，喝酒，睡覺。
沒什麼故事，沒什麼後來怎麼樣了」，就是這麼一天天過。」
公務員低聲說：「我也是——辦公室，家，咖啡館————沒什麼變化。」
木匠想了想：「我也是。工坊，家，酒館。戰爭之前是這樣，戰爭之後還是這樣。只是————」
「只是什麼？」
木匠嘆了口氣：「只是感覺不一樣了。戰爭之前，我覺得我在建設法國。
戰爭之後，我覺得我就是個木匠，做桌子椅子，換錢吃飯。沒了。」
三個人都沉默了。
過了一會兒，公務員忽然說：「這小說寫的就是這個。」
「什麼？」
公務員的語氣篤定起來：「就是沒了」！戰爭把什麼東西打沒了。不是土地，不是城市，是別的東西。
是什麼？說不清。但這小說里的人，他們都感覺到了——沒了」。」
畫家看著報紙：「所以作者不寫沒了」，他只寫這些人怎麼活著。雖然人還活著，但感覺沒了。」
木匠終於點點頭：「我好像有點懂了。」
法蘭西學院的一次聚會上，幾個院士坐在休息室里，他們也在談《太陽照常升起》。
埃內斯特·勒南忿忿不平地說：「簡直是胡鬧。小說不像小說，隨筆不像隨筆！」
夏爾·德·馬扎德點頭：「這個索雷爾寫的是什麼？酒館筆記？戰地通訊？
還是旅行隨筆？」
于勒·西蒙更嚴厲：「這是逃避。面對國家的恥辱，他寫的不是反思，不是奮進，而是一群人的墮落。
這些人為什麼不思考法國？為什麼不談責任？為什麼只喝酒、談女人、到處遊蕩？」
這時路易·德·洛梅尼開口了，他已經八十歲了，經歷過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國、第二帝國，現在是第三共和國。
路易·德·洛梅尼的聲音很慢：「我讀了，我也不喜歡。這小說的筆調太冷，描寫太空白，沒有撫慰我的精神。
但我卻忘不掉裡面的人，和他們的生活。」
他看著其他人：「我兒子就是這樣的。1870年他二十歲，上了前線。幸好沒受傷，活著回來了，但他變了。
以前他熱情，有理想，想當個律師，想服務國家。現在他沒工作，沒結婚，每天下午才起床，去咖啡館坐到深夜。
我問他將來怎麼辦，他說不知道」。我問他想要什麼，他說不知道」。
說到這裡，路易·德·洛梅尼的聲音有些顫抖：「我罵過他，勸過他，幫他找過工作，但是都沒用。
他就是坐在那裡，看著，等著，但不知道等什麼。這小說寫的就是我兒子。
不是故事，不是情節，就是那種狀態一—
坐在那裡，看著，等著，但不知道等什麼。」
埃內斯特·勒南想說什麼，但沒說出來。
路易·德·洛梅尼站了起來：「我不喜歡這小說，它讓我難受。但它說的是真話！真話不一定好聽，但它是真話。」
說完，他慢慢走出休息室，剩下的人沉默了很長時間。
最後，埃內斯特·勒南低聲說：「也許我們老了。」
「什麼意思？」
「我們期待看到的是戰敗、恥辱、復仇的意志、國家的重生。就像索雷爾自己在《米隆老爹》里寫的那樣。
但我們忘了—一不是所有人都能這樣。有些人卡住了，停在恥辱那裡，走不到復仇，更走不到重生。
他們就卡在那兒。」
這個總結，引發了更漫長的沉默。
《費加羅報》的讀者來信開始發生變化，變得簡短，但更沉重：
【我父親就是雅克。他整天不說話，只會喝酒，已經十年了。】
【我哥哥從戰場回來後就變了。他以前愛笑，現在只是坐著。我們都假裝沒事，但其實有事。
這小說說出了這種看著沒事，其實有事的狀態。】
【我在銀行工作十五年。每天一樣。我有時想，我和雅克有什麼區別？他坐在咖啡館裡，我坐在銀行里。
我們都等著什麼，但不知道等什麼。】
主編辦公室里，多了說「我懂了」的信，不是懂了情節，是懂了那種感覺。
原來這小說不是關於戰爭，不是關於失敗，不是關於道德；
而是關於戰爭之後、失敗之後、道德之後，法國一代人所剩無幾的內心。
隨著討論的深入，《費加羅報》的銷量開始默默增長。
不像《現代生活》連載「福爾摩斯」時的爆發式增長，而是很穩定的，一天一兩千份的持續增長。
看著報紙的銷量數字，主編佩里維耶心理默默說了一句：「這才是《費加羅報》應該刊登的小說！」
這時候，一篇維克多·雨果親筆撰寫的評論，發表在《共和國報》上，為這場關於《太陽照常升起》的大討論，又火上澆油了一把！
（第二更，晚點還有一更，求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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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加羅報》文學副刊編輯部里堆滿了信，桌子上，椅子上，窗台上，到處都是。
信封各式各樣，有的精緻，有的粗糙，有的帶著香水味，有的沾著咖啡漬。
編輯助理皮埃爾從門縫裡擠進來，懷裡又抱著一摞。
他把信扔在已經堆成小山的桌子上，喘了口氣：「今天又兩百多封，全是關於《太陽照常升起》的。」
主編佩里維耶站在窗前，背對著房間，只問了一句：「信里都說了什麼？」
皮埃爾抹了把汗：「說什麼的都有。罵的，夸的，說不懂的，說看哭的還有人說這根本不是小說。」
佩里維耶這才轉過身，走到桌邊，隨手拿起幾封信拆開。
第一封字跡工整，用的上好的信紙：
【————《太陽照常升起》我已忍耐閱讀到三期，我必須說，這是對文學的侮辱。
沒有情節，沒有人物塑造，沒有道德立場，只是一群浪蕩子無意義的對話和酗酒記錄。
法國剛剛經歷恥辱的戰敗，我們需要的是振奮民族精神的作品，不是這種消沉墮落的囈語！
如果貴報繼續刊登此類文字，我將取消訂閱！】
這封信的落款是「一名老共和派，1870年志願兵」。
佩里維耶放下信，又拿起第二封，這封字跡潦草，用的普通信紙：
【我看不懂，這些人到底在幹什麼？他們為什麼總在喝酒？為什麼總在說話但什麼都不說？作者想表達什麼？
戰爭過去了，生活要繼續，這些人為什麼不工作？為什麼不思考法國的未來？作者自己想清楚了嗎？】
第三封信看起來是一位女性寫的，筆跡秀氣：
【作為一個女人，我感到被冒犯了！小說里無論是女主角貝爾特，還是其他出現的女人，都只是男人慾望的對象。
作者沒有給她們靈魂，沒有給她們聲音。男人在小說里用冷漠掩飾軟弱，用酒精逃避責任。
而我們女人只能看著，等著，被愛或被拋棄。這不公平！】
佩里維耶一連看了十幾封，又走到窗邊，看著下面的街道。
《太陽照常升起》已經連載了五天，收到的反饋既沒有一邊倒的讚美，也沒有一邊倒的批判。
而是充滿了分裂和困惑，還有不安的騷動。
這小說不像萊昂納爾以前的作品——
《老衛兵》讓人同情，《合唱團》讓人溫暖，《雷雨》讓人震撼，《咖啡館》讓人反思。
但《太陽照常升起》——讓人不舒服。
不是討厭，就是不舒服，讀者讀完每天的連載，就像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又走進了一個太安靜的房間。
這種感受，讓整個巴黎都開始抑鬱起來。
聖日耳曼大道的一家咖啡館裡，三個男人坐在角落。
他們都在看《費加羅報》，看《太陽照常升起》今天連載的部分。
其中一人把報紙放下，喝了口咖啡：「還是沒看懂。」
第二個人也說：「我也沒看懂。」
第三個人沒說話，盯著報紙，過了一會兒，才說：「我昨晚又看了一遍前面的。」
另外兩個追問：「然後呢？」
第三個人說：「然後我做了個夢。夢到我坐在雙偶」里。不是我常去的那個位置，是雅克坐的那個角落。
我看著窗外，外面是巴黎的街道。然後我醒了，發現才凌晨三點。我睡不著了。」
三個人都沉默了。
第一個男人四十歲左右，臉上有皺紋，手指關節粗大，他是個木匠，戰時在國民自衛隊待過。
木匠突然說：「我認識雅克這樣的人，不是真的認識，但我見過。在酒館裡，在街上。
他們總是下午才出來，眼睛發紅，不說話，就坐在那裡，一坐就是一下午。」
第二個男人年輕些，三十出頭，是個小公務員。
公務員則說：「科恩那種人我也見過。總說要寫東西，總說有事要做。
但永遠都把時間消磨在咖啡館裡，也永遠在說我明天就開始」。
第三個人是畫家，留著長發，他自己的生活就放蕩不羈。
畫家補充道：「貝爾特那樣的女人我見過更多。舞會上的寡婦，沙龍里的常客。她們笑得很響，說話很快。
但你看她們的眼睛，裡面什麼都沒有，連廢墟也沒有。」
木匠拿起報紙，又看了看今天連載的那段，然後搖了搖頭：「這算什么小說？什麼都沒發生。」
畫家不以為然：「其實已經發生了，只是沒寫出來。」
公務員追問：「什麼意思？」
畫家指著報紙：「貝爾特在告訴雅克她昨晚在別人那裡跳舞到三點，還喝別人的酒。
雅克聽懂了，但他只說哦」和是嗎」，而不問你為什麼去」你和誰跳舞」你什麼時候回家的」。
他不問，因為他知道問了也沒用。貝爾特也不會說真話。」
木匠皺起眉：「你想太多了吧？」
畫家呵呵一笑：「不是我想太多。是作者寫得太少，只能我們自己去想。」
公務員點點頭：「我也有這種感覺，這小說像一堆碎片，你得自己拼起來。」
木匠搖搖頭：「我還是不懂，小說不應該是這樣的。小說應該講故事講清楚誰是誰，為什麼這樣做，後來怎麼樣了。」
畫家嗤笑一聲，反問：「那生活呢？生活講清楚了嗎？」
木匠和公務員都愣住了。
畫家繼續說：「我的生活就是一堆碎片。早上起床，去畫室，畫畫或者不畫畫，吃飯，喝酒，睡覺。
沒什麼故事，沒什麼後來怎麼樣了」，就是這麼一天天過。」
公務員低聲說：「我也是——辦公室，家，咖啡館————沒什麼變化。」
木匠想了想：「我也是。工坊，家，酒館。戰爭之前是這樣，戰爭之後還是這樣。只是————」
「只是什麼？」
木匠嘆了口氣：「只是感覺不一樣了。戰爭之前，我覺得我在建設法國。
戰爭之後，我覺得我就是個木匠，做桌子椅子，換錢吃飯。沒了。」
三個人都沉默了。
過了一會兒，公務員忽然說：「這小說寫的就是這個。」
「什麼？」
公務員的語氣篤定起來：「就是沒了」！戰爭把什麼東西打沒了。不是土地，不是城市，是別的東西。
是什麼？說不清。但這小說里的人，他們都感覺到了——沒了」。」
畫家看著報紙：「所以作者不寫沒了」，他只寫這些人怎麼活著。雖然人還活著，但感覺沒了。」
木匠終於點點頭：「我好像有點懂了。」
法蘭西學院的一次聚會上，幾個院士坐在休息室里，他們也在談《太陽照常升起》。
埃內斯特·勒南忿忿不平地說：「簡直是胡鬧。小說不像小說，隨筆不像隨筆！」
夏爾·德·馬扎德點頭：「這個索雷爾寫的是什麼？酒館筆記？戰地通訊？
還是旅行隨筆？」
于勒·西蒙更嚴厲：「這是逃避。面對國家的恥辱，他寫的不是反思，不是奮進，而是一群人的墮落。
這些人為什麼不思考法國？為什麼不談責任？為什麼只喝酒、談女人、到處遊蕩？」
這時路易·德·洛梅尼開口了，他已經八十歲了，經歷過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國、第二帝國，現在是第三共和國。
路易·德·洛梅尼的聲音很慢：「我讀了，我也不喜歡。這小說的筆調太冷，描寫太空白，沒有撫慰我的精神。
但我卻忘不掉裡面的人，和他們的生活。」
他看著其他人：「我兒子就是這樣的。1870年他二十歲，上了前線。幸好沒受傷，活著回來了，但他變了。
以前他熱情，有理想，想當個律師，想服務國家。現在他沒工作，沒結婚，每天下午才起床，去咖啡館坐到深夜。
我問他將來怎麼辦，他說不知道」。我問他想要什麼，他說不知道」。
說到這裡，路易·德·洛梅尼的聲音有些顫抖：「我罵過他，勸過他，幫他找過工作，但是都沒用。
他就是坐在那裡，看著，等著，但不知道等什麼。這小說寫的就是我兒子。
不是故事，不是情節，就是那種狀態一—
坐在那裡，看著，等著，但不知道等什麼。」
埃內斯特·勒南想說什麼，但沒說出來。
路易·德·洛梅尼站了起來：「我不喜歡這小說，它讓我難受。但它說的是真話！真話不一定好聽，但它是真話。」
說完，他慢慢走出休息室，剩下的人沉默了很長時間。
最後，埃內斯特·勒南低聲說：「也許我們老了。」
「什麼意思？」
「我們期待看到的是戰敗、恥辱、復仇的意志、國家的重生。就像索雷爾自己在《米隆老爹》里寫的那樣。
但我們忘了—一不是所有人都能這樣。有些人卡住了，停在恥辱那裡，走不到復仇，更走不到重生。
他們就卡在那兒。」
這個總結，引發了更漫長的沉默。
《費加羅報》的讀者來信開始發生變化，變得簡短，但更沉重：
【我父親就是雅克。他整天不說話，只會喝酒，已經十年了。】
【我哥哥從戰場回來後就變了。他以前愛笑，現在只是坐著。我們都假裝沒事，但其實有事。
這小說說出了這種看著沒事，其實有事的狀態。】
【我在銀行工作十五年。每天一樣。我有時想，我和雅克有什麼區別？他坐在咖啡館裡，我坐在銀行里。
我們都等著什麼，但不知道等什麼。】
主編辦公室里，多了說「我懂了」的信，不是懂了情節，是懂了那種感覺。
原來這小說不是關於戰爭，不是關於失敗，不是關於道德；
而是關於戰爭之後、失敗之後、道德之後，法國一代人所剩無幾的內心。
隨著討論的深入，《費加羅報》的銷量開始默默增長。
不像《現代生活》連載「福爾摩斯」時的爆發式增長，而是很穩定的，一天一兩千份的持續增長。
看著報紙的銷量數字，主編佩里維耶心理默默說了一句：「這才是《費加羅報》應該刊登的小說！」
這時候，一篇維克多·雨果親筆撰寫的評論，發表在《共和國報》上，為這場關於《太陽照常升起》的大討論，又火上澆油了一把！
（第二更，晚點還有一更，求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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