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4章 俾斯麥的早餐
八月的萊比錫，天氣悶熱得讓人喘不過氣。
弗里德里希·尼采坐在伊麗莎大街7號的書房裡，面前攤著《鼠疫》的法文原版和他翻譯好的德文稿。陽光透過窗簾的縫隙照進來，可以看到他的臉色比幾周前好了不少，雖然依舊蒼白，但顴骨上有了紅色。
翻譯進度比預想的快。自從《兩世界評論》那期雜誌出版以後，他的偏頭痛奇蹟般地緩解了。他現在每天早上八點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中間只休息兩次，每次半小時，吃點東西就繼續干。保羅·蘭茨基勸他慢一點，但他不聽。
門鈴響了，保羅·蘭茨基去開門，門外站著的是康斯坦丁·瑙曼，這已經是他本周第三次來訪了。瑙曼進了書房，用眼睛量了量桌上稿紙的厚度，臉上立刻堆起笑容：「尼采先生，進度看來不錯？」「第二十節翻完了。」尼采頭也沒抬。
「太好了！」瑙曼搓了搓手，「我能不能先看看？」
尼采把那摞稿紙推過去。瑙曼拿起來，一頁一頁地翻，一邊翻一邊點頭。
他其實不太懂法文，也不怎麼懂德文翻譯的好壞，但他懂一件事一一現在全德國都在等這本書。他已經向各地的書店保證，自己的版本將由索雷爾盛讚過的「德國新哲學腦袋」弗里德里希·尼采翻譯，任何其他譯本都比不上。
「很好，很好。」瑙曼把稿紙放回桌上，「尼采先生，我有個想法。您能不能在譯稿前面加一個譯者序？說說您對這本書的理解。
您在法國的《兩世界評論》上那篇文章，寫得真是太好了。德國讀者也想看，不過最好能有些新東西，和法國的不一樣。」
尼采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考慮一下。」
「別考慮了，寫吧。」瑙曼的語氣像是在求他，「您的名字現在就是招牌。只要有您的名字在封面上，書能多賣上幾倍。」
尼采雖然不喜歡被人當作招牌，但他也知道瑙曼說的是事實。最終他還是點了點頭。
如果沒有索雷爾的那句「德國又長出了一顆偉大的哲學腦袋」，他的名字現在還躺在施邁茨納出版社的倉庫里，和那些積灰的書一起發霉。
「還有一件事。」瑙曼又說，「萊比錫大學想請您去做個報告。主題是「當代法國文學與德國思想』。您願意嗎？」
尼采抬起頭，看了瑙曼一眼。
萊比錫大學……他在這所大學讀過書，也教過書，後來因為身體不好辭了職。那時候他的課只有幾個學生來聽，系裡的教授們也沒拿他當回事。現在他們想請他回去做報告。
「不去。」尼采搖了搖頭。
瑙曼愣了一下：「為什麼？這是個好機會。您可以在大學裡重新一」
「我說了不去。」
瑙曼不敢再勸，只好點點頭：「那我回絕他們。不過您要是改變主意了，隨時跟我說。」
尼采沒說話，低頭繼續翻面前的《鼠疫》。瑙曼站了一會兒，覺得無趣，便告辭離開了。
書房裡又安靜下來。保羅·蘭茨基端著一杯茶走進來，放在桌上：「教授，您真的不去？」「不去。」
「為什麼？這是個好機會。」
尼采放下筆，靠在椅背上，看著窗外灰色的天空，沉默了很久才說：「他們不是因為讀了我的哲學才請我的。他們是因為讀了索雷爾的推薦詞才請我的。
我去做什麼？站在那裡讓人看？讓人說「這就是那個被法國人誇了一通的德國人』？」
保羅欲言又止，但最後還是放棄了繼續勸他。
尼采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的書他們還沒有真正讀過。等他們真讀了我的書，還想請我去做報告，那時候我會去的。」
他說完這句話，又拿起筆，繼續翻譯面前的稿子。筆尖在紙上沙沙地響，像秋天的落葉。
八月中旬，柏林的普魯士內政部出版物監控處收到了一份來自法蘭克福海關的報告。
報告不長，只有兩頁，但內容讓值班的文官坐不住了。
法蘭克福海關在例行檢查從法國入境的貨物時，發現過去兩周內，從巴黎寄往德國各地的《鼠疫》數量激增，不下幾百本。
收件地址遍布全德，從漢堡到慕尼黑，從科隆到柯尼斯堡……大部分收件人是教授、書店、圖書館，還有一些是私人地址。
這還只是抽查的結果，具體的數量難以統計。
監控處的高級文官恩斯特·馮·普特卡默拿到這份報告的時候，正在喝早咖啡，剛讀完第一段，他就把杯子放下了。
普特卡默在這個部門幹了十五年，見過各種違禁出版物一一社會主義小冊子、無政府主義傳單、反普魯士的諷刺漫畫……
但一本法國如此洶湧地從巴黎湧入德國的情形，他還真沒見過幾次。
普特卡默讀完後，按鈴叫來了秘書埃里希·貝克爾詢問：「關於法國《鼠疫》，巴伐利亞那邊有什麼消息嗎？」
貝克爾從文件夾里抽出一張紙：「有的。巴伐利亞警察總局昨天也發來了一份通報。慕尼黑的審查官發現，過去兩周，當地有幾個地下讀書會在組織《鼠疫》的朗誦活動。」
「地下讀書會？」普特卡默皺了皺眉，「什麼人組織的？」
「社會民主黨的同情者，還有慕尼黑的波西米亞圈子。」貝克爾看了一眼手裡的紙，「審查官說，這些讀書會本來不在他們的重點監控名單上，因為人數不多，也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
但現在他們把《鼠疫》當作主要讀物，每星期聚會一次，輪流朗誦書中的段落。參加的人越來越多。」普特卡默沉默了一會兒。社會民主黨同情者他不意外，那些人本來就喜歡法國的東西。
但慕尼黑的波西米亞圈子？那是一群藝術家、作家、詩人，穿奇裝異服，留長頭髮，在咖啡館裡爭論到天亮。
他們以前讀的是海涅、歌德、拜倫……現在開始讀法國了？
「還有別的嗎？」普特卡默問。
貝克爾又翻出一張紙：「耶拿大學的一位教授在給同事的信里提到，《鼠疫》是他過去十年讀過的最重要的。
由於他在監視名單上，所以這封信被當地的警察局截獲了，抄寫件轉到了我們這裡。」
「哪位教授？」
「恩斯特·海因里希·海克爾，是個生物學家。」
普特卡默聽說過這個名字。海克爾是耶拿大學的教授，達爾文主義在德國最重要的傳播者。他雖然明面上不是一個政治人物，但是個反教權、反軍國主義、反世襲特權、支持左派的自由主義分子，學生們很喜歡他。
如果海克爾在公開場合稱讚《鼠疫》，那這本書在大學生中間的傳播速度會更快。
普特卡默把幾份報告攤在桌上，對貝克爾說：「把《鼠疫》的內容摘要編進下一期的《有害出版物觀察月報》。」
貝克爾愣了一下：「先生，這本書沒有違反《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也沒有任何叛國的內容。它只是一本，寫的還是法國的事。編進月報會不會」
「我知道。」普特卡默打斷了他，「所以不歸入現有的類別。新設一個類別。」
「什麼類別？」
普特卡默想了想：「「借虛構敘事攻擊國家行政效能與宗教秩序』。」
貝克爾拿起筆，把這句話記了下來。他不太確定這個類別是否成立，但他知道普特卡默不是那種隨便做決定的人。
這位高級文官在出版物監控領域幹了十五年，每一步都走得很謹慎。
「還有一件事。」普特卡默說，「通知各邦海關，從法國入境的書籍郵包要抽查，如果有《鼠疫》就登記一下，但不要沒收。
誰寄來的，寄給誰的，寄了多少本，都要記下來。每兩周匯總一次報給我。」
貝克爾點點頭，轉身出去了。
普特卡默看著窗外的柏林天空。他想起十年前，俾斯麥推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時候，他剛從基層調來柏林。
那時候的監控工作很簡單一抓到社會主義者的報紙就禁，抓到宣傳冊就沒收，抓到集會就驅散。一切都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一切都可以用「維護國家安全」來解釋。
但現在不一樣了一一社會主義者學會了躲藏，他們的報紙從德國境內搬到了境外，他們的宣傳冊用上了各種花哨的偽裝。
而《鼠疫》這種書，雖然既不是社會主義宣傳，也不是無政府主義傳單，但卻比那些傳單更讓普特卡默不安。
傳單只是告訴人們應該反抗，但這本書讓讀者自己去想：如果有一天災難來了，我們的政府會做得更好嗎？
而這個問題的答案，普特卡默也不知道。
八月底，巴黎，德意志帝國駐巴黎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卡爾·馮·德·海德坐在辦公室里，面前攤著一份剛剛寫完的報告。
他拿起羽毛筆，在最後一段又加了幾句話，然後簽上自己的名字，把報告塞進信封。
他出生在波恩的一個學者家庭，父親是古典學教授，母親是鋼琴家。他從小在法德兩種文化里長大，法語和德語一樣流利。
三十五歲那年他進入外交界，很快就調到巴黎。這個位置很適合他一一他懂法國人的思維方式，也知道怎麼描述給柏林聽。
這份報告是例行的文化觀察，每兩個月提交一次。海德在報告裡梳理了法國文壇最近的變化：雨果去世後的權力真空，左拉和莫泊桑新書的反響，以及過去一個月真正震動巴黎的大事一一萊昂納爾的《鼠疫》出版了！
海德寫得很客觀，沒有加太多個人判斷。他寫道，《鼠疫》在法國首日售出八萬冊，遠超左拉《娜娜》五年前的紀錄；
評論界分裂成兩派，一派認為這是自然主義的頂峰，另一派認為這是對共和國世俗信仰的動搖；教會也介入了爭論，吉博大主教的態度曖昧，既沒有譴責也沒有讚揚……
海德在報告末尾加的那段話是：
【該書作者萊昂納爾·索雷爾此前多部作品在德國擁有廣大的讀者基礎，但那些大部分不涉及德國政治，只能算是娛樂性讀物。
《鼠疫》不同，它的內容可能被我國反對派用作攻擊行政體制的隱喻，與《1984》類似。鑑於索雷爾煽動民意的能力，請務必慎重對待。】
海德把報告又看了一遍，確認沒有遺漏什麼，然後封好信封，在上面寫了收件人地址：柏林，威廉街77號，首相辦公廳。
他沒有把報告直接寄給外交部，而是寄給了首相辦公廳。這是他的習慣一一重要的文化觀察報告，直接送給俾斯麥的辦公室。
外交部看不懂這些，他們只關心關稅、條約和軍備。但俾斯麥懂！這位首相雖然從不公開談論文學，但他知道文學能做什麼。
海德把信交給門外的信使，然後回到辦公桌前，點了一根煙。
他在巴黎待了六年，親眼看著儒勒·費里推行教育改革，看著殖民派和反殖民派在議會裡打得不可開交，看著雨果的葬禮變成一場政治角力……
還有，看著萊昂納爾·索雷爾一路崛起，一次次捲入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鬥爭當中。
他越來越覺得法國人有種德國人不太理解的本事一一他們能把一切政治問題變成文化問題，又把一切文化問題變成政治問題。
《鼠疫》就是最好的例子。一本，寫的是瘟疫和封城，但法國人讀到的卻是共和國、教會、科學和道德的邊界。
九月初，柏林，威廉街77號，上午十一點，奧托·馮·俾斯麥坐在早餐桌前，享用今天自己的第一餐飯他面前擺著的東西，只有一杯牛奶、一杯咖啡、兩個雞蛋、一塊塗了薄黃油的黑麥麵包，還有幾片熏鮭魚。
這是他1880年中風以後，醫生恩斯特·施韋林格給他制定的食譜，避免他的血管再次堵塞。而在這之前，他一頓早飯至少要吃掉12個雞蛋、整整一籃塗了厚厚黃油的麵包、一整條鱒魚、幾塊牛排和大量的啤酒。
如今他已經七十一歲了，不再是當年那個普魯士最有名的大胃袋。
今天是星期一，例行文件批閱日。他的秘書庫爾特·馮·施萊尼茨把一周積攢的重要文件分門別類，擺在他右手邊的架子上。
最上面是外交電報，中間是農業報告，最下面是內政部的各種通報。
施萊尼茨知道俾斯麥的習慣一一邊吃飯，一邊看文件，聽取報告，好及時地做出決策。
等俾斯麥吃完第一個雞蛋，他才開口：「最近法國有本新出版的，叫《鼠疫》，駐巴黎使館和內政部都認為有觀察價值。」
俾斯麥接過文件，最上面是海德的報告，後面附了幾份內政部的通報。
讀到那句「該書可能被我國反對派用作攻擊行政體制的隱喻」時，他想了一會兒，然後才繼續往下讀。接著是《鼠疫》的簡介、法蘭克福海關的數據、巴伐利亞警察總局的報告、耶拿大學海克爾教授的信件摘要……
俾斯麥一頁一頁地翻過去，像在審閱一份軍事情報。等他讀完最後一頁，盤子裡熏鮭魚也只剩下一小塊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開口了：「法國人終於寫出一本誠實的書，雖然他們自己未必敢承認。」施萊尼茨沒接話。他知道俾斯麥不是在跟他說話，而是在自言自語。
俾斯麥把報告又翻了一遍，敏銳地抓住了報告中體現的《鼠疫》這部在煽動「無政府主義」和「反對領袖」方面的「潛力」。
他想起在1878年推動《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時候，做的那些準備。
他知道他們的組織結構，知道他們的報紙在哪裡印刷，知道他們的集會地點在哪個街區。
打擊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敵人，這很容易。
但如果敵人沒有組織，沒有綱領，沒有報紙，只是一群普通人自發地走到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後散開呢？
《鼠疫》里的志願隊沒有工會背景，沒有階級口號，就是一群普通人，今天去消毒街道，明天去搬運屍體，後天去記錄死者。
沒有人給他們下命令，沒有人給他們發錢，甚至沒有人要求他們這麼做。
這種「無組織的組織」，比社會民主黨的宣傳冊更讓俾斯麥不安，因為它無法被納入現有的監控框架。你沒辦法通過滲透來瓦解它，因為它根本就不是一個組織；
你沒辦法通過逮捕頭目來癱瘓它，因為它根本沒有頭目；
你沒辦法通過查封印刷廠來阻止它，因為它不印刷任何東西。
它只用氣味和腳步聲，就提醒每一個人，它就在你的身邊。
俾斯麥把報告放到一邊，拿起下一份文件。這份是農業報告，講的是今年土豆的收成。他看了幾行，又放下了。
「施萊尼茨。」
「在，閣下。」
「告訴內政部，《鼠疫》這本書不必列入禁書目錄。」
施萊尼茨愣了一下。他原以為俾斯麥會下令禁止這本書入境。
俾斯麥看出了他的疑惑，解釋道：「禁了它，它就成了殉道者的書了。柏林和慕尼黑那些波西米亞圈子正愁找不到東西可以標榜自己。
禁了《鼠疫》，他們反而會人手一本，拿來當反對帝國的旗幟。我們不可能檢查每一個包裹、每一件行李。」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放行，但登記。」俾斯麥叉起最後那塊熏鮭魚，塞進嘴裡，「各邦的海關開始抽查從法國入境的書籍，有《鼠疫》的就登記，
讓內政部注意收到書的人是否與國內的工人協會或文學社團有聯繫。書店也可以賣它，但進貨清單要抄送給當地警察分局。」
施萊尼茨拿出本子，把俾斯麥的話記了下來。
俾斯麥又看了一眼那份報告，把杯子裡剩下的咖啡喝完，不由得想起了一個「老朋友」一一儒勒·費里，兩任法國內閣總理。
那位法國前總理是他過去幾年最可靠的對話者。費里雖然是個共和派，但他務實，沒被復仇主義沖昏頭，願意和德國做交易。
俾斯麥原本計劃通過費里拉攏法國，在殖民地的爭奪上聯合對抗英國。
但費里在今年三月倒台了，導火索是在越南的失敗，但深層原因是法國人受夠了殖民戰爭的消耗，受夠了政府的無能。
費里的倒台意味著俾斯麥的法德緩和戰略失去了支點，也意味著法國又要回到那種每隔幾個月換一屆內閣的內耗狀態。
現在，一本法國跳出來，把法國政府面對危機時的無能寫了個透一一而這部的作者，至少導致了兩屆法國內閣下台。
「法國人自己在拆自己的台。」俾斯麥語氣裡帶著嘲諷，也帶著一絲慶幸。「我們不用動手，他們自己的作家就把自己搞垮了。」
施萊尼茨站在旁邊，沒敢接話。
「還有一件事。」俾斯麥繼續交代，「告訴外交部，以後凡是和這本書的作者有關的動向，不管是大是小，都要報到我這裡來。」
施萊尼茨在本子上又記了一筆。
俾斯麥不擔心《鼠疫》在德國的傳播。德國人讀法國不是一兩天了，從伏爾泰到雨果，從喬治·桑到左拉…
每一代法國一流作家都在德國有廣泛的讀者基礎。俾斯麥自己年輕時也讀過不少法國，雖然他現在不會公開承認這一點。
但他擔心的是那本書里描寫的「無組織的組織」一一法國人喜歡在咖啡館裡爭論，爭論完了就散了，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
但德國人不一樣，德國人喜歡組織，喜歡登記，喜歡章程，喜歡一切有秩序的東西……
如果有一天，德國人從法國人那裡學會了「無組織的組織」呢？
俾斯麥把這個念頭從腦子裡趕了出去。
他看了一眼牆上的鐘，已經快十二點了。下午還有兩個會，一個是和陸軍部的，一個是和財政部的。他把最後一塊麵包咽下去，拍了拍手上的麵包屑，對施萊尼茨說：「把文件收起來吧。下午再接著看。」
施萊尼茨把文件整理好，放進文件包里，然後離開了餐廳。
九月中旬，萊比錫，弗里德里希·尼采翻譯的《鼠疫》德文版正式出版了。
書的封面是灰綠色，和法文原版一樣，一座城市的剪影，角落裡一隻仰頭的老鼠。
萊比錫最大的書店「萊曼書店」在櫥窗最顯眼的位置擺了一摞《鼠疫》，旁邊貼了一張海報：【弗里德里希·尼采教授翻譯，萊昂納爾·索雷爾著，今夏法國最轟動的長篇。】
書店的老闆卡爾·萊曼站在門口，看著街上的行人，產生了一種直覺《鼠疫》會賣得很好。萊昂納爾·索雷爾在德國本來就有讀者，《血字的研究》和《四簽名》賣了幾萬冊，是個金字招牌。但這次不一樣，這次還加上了尼采。尼采這個名字在幾周前還沒人知道，但現在不一樣了。自從《兩世界評論》那期雜誌出版以後，全德國的知識分子都在問「尼采是誰」。
書店裡積壓了好幾年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突然被搶購一空，施邁茨納出版社正在加班加點地加印卡爾·萊曼不知道尼采的哲學說了什麼，但他知道一件事一一這個名字現在能賣書。
上午九點，書店準時開門。第一批顧客湧進來，大部分人直奔櫃檯，問的都是同一句話：「《鼠疫》到了嗎？」
卡爾·萊曼站在櫃檯後面，親眼看著一本又一本的《鼠疫》被遞出去，一張又一張的馬克被收進來。買書的有大學生，有教授，有穿制服的高級文官，有戴帽子的太太，還有幾個一看就是工人打扮的年輕人。
他們買了書以後，有的站在路邊就開始翻，有的夾在腋下匆匆離開，有的走到書店角落的區坐下來，一頁一頁地讀。
同一天，柏林、漢堡、慕尼黑、科隆、法蘭克福、斯圖加特……全德國每一個有書店的城市，都在上演同樣的場景。
而同一時間，在巴黎，另一場由萊昂納爾開啟的盛會，也緩緩拉開了序幕。
（兩更合一，求月票！）
弗里德里希·尼采坐在伊麗莎大街7號的書房裡，面前攤著《鼠疫》的法文原版和他翻譯好的德文稿。陽光透過窗簾的縫隙照進來，可以看到他的臉色比幾周前好了不少，雖然依舊蒼白，但顴骨上有了紅色。
翻譯進度比預想的快。自從《兩世界評論》那期雜誌出版以後，他的偏頭痛奇蹟般地緩解了。他現在每天早上八點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中間只休息兩次，每次半小時，吃點東西就繼續干。保羅·蘭茨基勸他慢一點，但他不聽。
門鈴響了，保羅·蘭茨基去開門，門外站著的是康斯坦丁·瑙曼，這已經是他本周第三次來訪了。瑙曼進了書房，用眼睛量了量桌上稿紙的厚度，臉上立刻堆起笑容：「尼采先生，進度看來不錯？」「第二十節翻完了。」尼采頭也沒抬。
「太好了！」瑙曼搓了搓手，「我能不能先看看？」
尼采把那摞稿紙推過去。瑙曼拿起來，一頁一頁地翻，一邊翻一邊點頭。
他其實不太懂法文，也不怎麼懂德文翻譯的好壞，但他懂一件事一一現在全德國都在等這本書。他已經向各地的書店保證，自己的版本將由索雷爾盛讚過的「德國新哲學腦袋」弗里德里希·尼采翻譯，任何其他譯本都比不上。
「很好，很好。」瑙曼把稿紙放回桌上，「尼采先生，我有個想法。您能不能在譯稿前面加一個譯者序？說說您對這本書的理解。
您在法國的《兩世界評論》上那篇文章，寫得真是太好了。德國讀者也想看，不過最好能有些新東西，和法國的不一樣。」
尼采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考慮一下。」
「別考慮了，寫吧。」瑙曼的語氣像是在求他，「您的名字現在就是招牌。只要有您的名字在封面上，書能多賣上幾倍。」
尼采雖然不喜歡被人當作招牌，但他也知道瑙曼說的是事實。最終他還是點了點頭。
如果沒有索雷爾的那句「德國又長出了一顆偉大的哲學腦袋」，他的名字現在還躺在施邁茨納出版社的倉庫里，和那些積灰的書一起發霉。
「還有一件事。」瑙曼又說，「萊比錫大學想請您去做個報告。主題是「當代法國文學與德國思想』。您願意嗎？」
尼采抬起頭，看了瑙曼一眼。
萊比錫大學……他在這所大學讀過書，也教過書，後來因為身體不好辭了職。那時候他的課只有幾個學生來聽，系裡的教授們也沒拿他當回事。現在他們想請他回去做報告。
「不去。」尼采搖了搖頭。
瑙曼愣了一下：「為什麼？這是個好機會。您可以在大學裡重新一」
「我說了不去。」
瑙曼不敢再勸，只好點點頭：「那我回絕他們。不過您要是改變主意了，隨時跟我說。」
尼采沒說話，低頭繼續翻面前的《鼠疫》。瑙曼站了一會兒，覺得無趣，便告辭離開了。
書房裡又安靜下來。保羅·蘭茨基端著一杯茶走進來，放在桌上：「教授，您真的不去？」「不去。」
「為什麼？這是個好機會。」
尼采放下筆，靠在椅背上，看著窗外灰色的天空，沉默了很久才說：「他們不是因為讀了我的哲學才請我的。他們是因為讀了索雷爾的推薦詞才請我的。
我去做什麼？站在那裡讓人看？讓人說「這就是那個被法國人誇了一通的德國人』？」
保羅欲言又止，但最後還是放棄了繼續勸他。
尼采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的書他們還沒有真正讀過。等他們真讀了我的書，還想請我去做報告，那時候我會去的。」
他說完這句話，又拿起筆，繼續翻譯面前的稿子。筆尖在紙上沙沙地響，像秋天的落葉。
八月中旬，柏林的普魯士內政部出版物監控處收到了一份來自法蘭克福海關的報告。
報告不長，只有兩頁，但內容讓值班的文官坐不住了。
法蘭克福海關在例行檢查從法國入境的貨物時，發現過去兩周內，從巴黎寄往德國各地的《鼠疫》數量激增，不下幾百本。
收件地址遍布全德，從漢堡到慕尼黑，從科隆到柯尼斯堡……大部分收件人是教授、書店、圖書館，還有一些是私人地址。
這還只是抽查的結果，具體的數量難以統計。
監控處的高級文官恩斯特·馮·普特卡默拿到這份報告的時候，正在喝早咖啡，剛讀完第一段，他就把杯子放下了。
普特卡默在這個部門幹了十五年，見過各種違禁出版物一一社會主義小冊子、無政府主義傳單、反普魯士的諷刺漫畫……
但一本法國如此洶湧地從巴黎湧入德國的情形，他還真沒見過幾次。
普特卡默讀完後，按鈴叫來了秘書埃里希·貝克爾詢問：「關於法國《鼠疫》，巴伐利亞那邊有什麼消息嗎？」
貝克爾從文件夾里抽出一張紙：「有的。巴伐利亞警察總局昨天也發來了一份通報。慕尼黑的審查官發現，過去兩周，當地有幾個地下讀書會在組織《鼠疫》的朗誦活動。」
「地下讀書會？」普特卡默皺了皺眉，「什麼人組織的？」
「社會民主黨的同情者，還有慕尼黑的波西米亞圈子。」貝克爾看了一眼手裡的紙，「審查官說，這些讀書會本來不在他們的重點監控名單上，因為人數不多，也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
但現在他們把《鼠疫》當作主要讀物，每星期聚會一次，輪流朗誦書中的段落。參加的人越來越多。」普特卡默沉默了一會兒。社會民主黨同情者他不意外，那些人本來就喜歡法國的東西。
但慕尼黑的波西米亞圈子？那是一群藝術家、作家、詩人，穿奇裝異服，留長頭髮，在咖啡館裡爭論到天亮。
他們以前讀的是海涅、歌德、拜倫……現在開始讀法國了？
「還有別的嗎？」普特卡默問。
貝克爾又翻出一張紙：「耶拿大學的一位教授在給同事的信里提到，《鼠疫》是他過去十年讀過的最重要的。
由於他在監視名單上，所以這封信被當地的警察局截獲了，抄寫件轉到了我們這裡。」
「哪位教授？」
「恩斯特·海因里希·海克爾，是個生物學家。」
普特卡默聽說過這個名字。海克爾是耶拿大學的教授，達爾文主義在德國最重要的傳播者。他雖然明面上不是一個政治人物，但是個反教權、反軍國主義、反世襲特權、支持左派的自由主義分子，學生們很喜歡他。
如果海克爾在公開場合稱讚《鼠疫》，那這本書在大學生中間的傳播速度會更快。
普特卡默把幾份報告攤在桌上，對貝克爾說：「把《鼠疫》的內容摘要編進下一期的《有害出版物觀察月報》。」
貝克爾愣了一下：「先生，這本書沒有違反《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也沒有任何叛國的內容。它只是一本，寫的還是法國的事。編進月報會不會」
「我知道。」普特卡默打斷了他，「所以不歸入現有的類別。新設一個類別。」
「什麼類別？」
普特卡默想了想：「「借虛構敘事攻擊國家行政效能與宗教秩序』。」
貝克爾拿起筆，把這句話記了下來。他不太確定這個類別是否成立，但他知道普特卡默不是那種隨便做決定的人。
這位高級文官在出版物監控領域幹了十五年，每一步都走得很謹慎。
「還有一件事。」普特卡默說，「通知各邦海關，從法國入境的書籍郵包要抽查，如果有《鼠疫》就登記一下，但不要沒收。
誰寄來的，寄給誰的，寄了多少本，都要記下來。每兩周匯總一次報給我。」
貝克爾點點頭，轉身出去了。
普特卡默看著窗外的柏林天空。他想起十年前，俾斯麥推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時候，他剛從基層調來柏林。
那時候的監控工作很簡單一抓到社會主義者的報紙就禁，抓到宣傳冊就沒收，抓到集會就驅散。一切都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一切都可以用「維護國家安全」來解釋。
但現在不一樣了一一社會主義者學會了躲藏，他們的報紙從德國境內搬到了境外，他們的宣傳冊用上了各種花哨的偽裝。
而《鼠疫》這種書，雖然既不是社會主義宣傳，也不是無政府主義傳單，但卻比那些傳單更讓普特卡默不安。
傳單只是告訴人們應該反抗，但這本書讓讀者自己去想：如果有一天災難來了，我們的政府會做得更好嗎？
而這個問題的答案，普特卡默也不知道。
八月底，巴黎，德意志帝國駐巴黎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卡爾·馮·德·海德坐在辦公室里，面前攤著一份剛剛寫完的報告。
他拿起羽毛筆，在最後一段又加了幾句話，然後簽上自己的名字，把報告塞進信封。
他出生在波恩的一個學者家庭，父親是古典學教授，母親是鋼琴家。他從小在法德兩種文化里長大，法語和德語一樣流利。
三十五歲那年他進入外交界，很快就調到巴黎。這個位置很適合他一一他懂法國人的思維方式，也知道怎麼描述給柏林聽。
這份報告是例行的文化觀察，每兩個月提交一次。海德在報告裡梳理了法國文壇最近的變化：雨果去世後的權力真空，左拉和莫泊桑新書的反響，以及過去一個月真正震動巴黎的大事一一萊昂納爾的《鼠疫》出版了！
海德寫得很客觀，沒有加太多個人判斷。他寫道，《鼠疫》在法國首日售出八萬冊，遠超左拉《娜娜》五年前的紀錄；
評論界分裂成兩派，一派認為這是自然主義的頂峰，另一派認為這是對共和國世俗信仰的動搖；教會也介入了爭論，吉博大主教的態度曖昧，既沒有譴責也沒有讚揚……
海德在報告末尾加的那段話是：
【該書作者萊昂納爾·索雷爾此前多部作品在德國擁有廣大的讀者基礎，但那些大部分不涉及德國政治，只能算是娛樂性讀物。
《鼠疫》不同，它的內容可能被我國反對派用作攻擊行政體制的隱喻，與《1984》類似。鑑於索雷爾煽動民意的能力，請務必慎重對待。】
海德把報告又看了一遍，確認沒有遺漏什麼，然後封好信封，在上面寫了收件人地址：柏林，威廉街77號，首相辦公廳。
他沒有把報告直接寄給外交部，而是寄給了首相辦公廳。這是他的習慣一一重要的文化觀察報告，直接送給俾斯麥的辦公室。
外交部看不懂這些，他們只關心關稅、條約和軍備。但俾斯麥懂！這位首相雖然從不公開談論文學，但他知道文學能做什麼。
海德把信交給門外的信使，然後回到辦公桌前，點了一根煙。
他在巴黎待了六年，親眼看著儒勒·費里推行教育改革，看著殖民派和反殖民派在議會裡打得不可開交，看著雨果的葬禮變成一場政治角力……
還有，看著萊昂納爾·索雷爾一路崛起，一次次捲入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鬥爭當中。
他越來越覺得法國人有種德國人不太理解的本事一一他們能把一切政治問題變成文化問題，又把一切文化問題變成政治問題。
《鼠疫》就是最好的例子。一本，寫的是瘟疫和封城，但法國人讀到的卻是共和國、教會、科學和道德的邊界。
九月初，柏林，威廉街77號，上午十一點，奧托·馮·俾斯麥坐在早餐桌前，享用今天自己的第一餐飯他面前擺著的東西，只有一杯牛奶、一杯咖啡、兩個雞蛋、一塊塗了薄黃油的黑麥麵包，還有幾片熏鮭魚。
這是他1880年中風以後，醫生恩斯特·施韋林格給他制定的食譜，避免他的血管再次堵塞。而在這之前，他一頓早飯至少要吃掉12個雞蛋、整整一籃塗了厚厚黃油的麵包、一整條鱒魚、幾塊牛排和大量的啤酒。
如今他已經七十一歲了，不再是當年那個普魯士最有名的大胃袋。
今天是星期一，例行文件批閱日。他的秘書庫爾特·馮·施萊尼茨把一周積攢的重要文件分門別類，擺在他右手邊的架子上。
最上面是外交電報，中間是農業報告，最下面是內政部的各種通報。
施萊尼茨知道俾斯麥的習慣一一邊吃飯，一邊看文件，聽取報告，好及時地做出決策。
等俾斯麥吃完第一個雞蛋，他才開口：「最近法國有本新出版的，叫《鼠疫》，駐巴黎使館和內政部都認為有觀察價值。」
俾斯麥接過文件，最上面是海德的報告，後面附了幾份內政部的通報。
讀到那句「該書可能被我國反對派用作攻擊行政體制的隱喻」時，他想了一會兒，然後才繼續往下讀。接著是《鼠疫》的簡介、法蘭克福海關的數據、巴伐利亞警察總局的報告、耶拿大學海克爾教授的信件摘要……
俾斯麥一頁一頁地翻過去，像在審閱一份軍事情報。等他讀完最後一頁，盤子裡熏鮭魚也只剩下一小塊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開口了：「法國人終於寫出一本誠實的書，雖然他們自己未必敢承認。」施萊尼茨沒接話。他知道俾斯麥不是在跟他說話，而是在自言自語。
俾斯麥把報告又翻了一遍，敏銳地抓住了報告中體現的《鼠疫》這部在煽動「無政府主義」和「反對領袖」方面的「潛力」。
他想起在1878年推動《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時候，做的那些準備。
他知道他們的組織結構，知道他們的報紙在哪裡印刷，知道他們的集會地點在哪個街區。
打擊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敵人，這很容易。
但如果敵人沒有組織，沒有綱領，沒有報紙，只是一群普通人自發地走到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後散開呢？
《鼠疫》里的志願隊沒有工會背景，沒有階級口號，就是一群普通人，今天去消毒街道，明天去搬運屍體，後天去記錄死者。
沒有人給他們下命令，沒有人給他們發錢，甚至沒有人要求他們這麼做。
這種「無組織的組織」，比社會民主黨的宣傳冊更讓俾斯麥不安，因為它無法被納入現有的監控框架。你沒辦法通過滲透來瓦解它，因為它根本就不是一個組織；
你沒辦法通過逮捕頭目來癱瘓它，因為它根本沒有頭目；
你沒辦法通過查封印刷廠來阻止它，因為它不印刷任何東西。
它只用氣味和腳步聲，就提醒每一個人，它就在你的身邊。
俾斯麥把報告放到一邊，拿起下一份文件。這份是農業報告，講的是今年土豆的收成。他看了幾行，又放下了。
「施萊尼茨。」
「在，閣下。」
「告訴內政部，《鼠疫》這本書不必列入禁書目錄。」
施萊尼茨愣了一下。他原以為俾斯麥會下令禁止這本書入境。
俾斯麥看出了他的疑惑，解釋道：「禁了它，它就成了殉道者的書了。柏林和慕尼黑那些波西米亞圈子正愁找不到東西可以標榜自己。
禁了《鼠疫》，他們反而會人手一本，拿來當反對帝國的旗幟。我們不可能檢查每一個包裹、每一件行李。」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放行，但登記。」俾斯麥叉起最後那塊熏鮭魚，塞進嘴裡，「各邦的海關開始抽查從法國入境的書籍，有《鼠疫》的就登記，
讓內政部注意收到書的人是否與國內的工人協會或文學社團有聯繫。書店也可以賣它，但進貨清單要抄送給當地警察分局。」
施萊尼茨拿出本子，把俾斯麥的話記了下來。
俾斯麥又看了一眼那份報告，把杯子裡剩下的咖啡喝完，不由得想起了一個「老朋友」一一儒勒·費里，兩任法國內閣總理。
那位法國前總理是他過去幾年最可靠的對話者。費里雖然是個共和派，但他務實，沒被復仇主義沖昏頭，願意和德國做交易。
俾斯麥原本計劃通過費里拉攏法國，在殖民地的爭奪上聯合對抗英國。
但費里在今年三月倒台了，導火索是在越南的失敗，但深層原因是法國人受夠了殖民戰爭的消耗，受夠了政府的無能。
費里的倒台意味著俾斯麥的法德緩和戰略失去了支點，也意味著法國又要回到那種每隔幾個月換一屆內閣的內耗狀態。
現在，一本法國跳出來，把法國政府面對危機時的無能寫了個透一一而這部的作者，至少導致了兩屆法國內閣下台。
「法國人自己在拆自己的台。」俾斯麥語氣裡帶著嘲諷，也帶著一絲慶幸。「我們不用動手，他們自己的作家就把自己搞垮了。」
施萊尼茨站在旁邊，沒敢接話。
「還有一件事。」俾斯麥繼續交代，「告訴外交部，以後凡是和這本書的作者有關的動向，不管是大是小，都要報到我這裡來。」
施萊尼茨在本子上又記了一筆。
俾斯麥不擔心《鼠疫》在德國的傳播。德國人讀法國不是一兩天了，從伏爾泰到雨果，從喬治·桑到左拉…
每一代法國一流作家都在德國有廣泛的讀者基礎。俾斯麥自己年輕時也讀過不少法國，雖然他現在不會公開承認這一點。
但他擔心的是那本書里描寫的「無組織的組織」一一法國人喜歡在咖啡館裡爭論，爭論完了就散了，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
但德國人不一樣，德國人喜歡組織，喜歡登記，喜歡章程，喜歡一切有秩序的東西……
如果有一天，德國人從法國人那裡學會了「無組織的組織」呢？
俾斯麥把這個念頭從腦子裡趕了出去。
他看了一眼牆上的鐘，已經快十二點了。下午還有兩個會，一個是和陸軍部的，一個是和財政部的。他把最後一塊麵包咽下去，拍了拍手上的麵包屑，對施萊尼茨說：「把文件收起來吧。下午再接著看。」
施萊尼茨把文件整理好，放進文件包里，然後離開了餐廳。
九月中旬，萊比錫，弗里德里希·尼采翻譯的《鼠疫》德文版正式出版了。
書的封面是灰綠色，和法文原版一樣，一座城市的剪影，角落裡一隻仰頭的老鼠。
萊比錫最大的書店「萊曼書店」在櫥窗最顯眼的位置擺了一摞《鼠疫》，旁邊貼了一張海報：【弗里德里希·尼采教授翻譯，萊昂納爾·索雷爾著，今夏法國最轟動的長篇。】
書店的老闆卡爾·萊曼站在門口，看著街上的行人，產生了一種直覺《鼠疫》會賣得很好。萊昂納爾·索雷爾在德國本來就有讀者，《血字的研究》和《四簽名》賣了幾萬冊，是個金字招牌。但這次不一樣，這次還加上了尼采。尼采這個名字在幾周前還沒人知道，但現在不一樣了。自從《兩世界評論》那期雜誌出版以後，全德國的知識分子都在問「尼采是誰」。
書店裡積壓了好幾年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突然被搶購一空，施邁茨納出版社正在加班加點地加印卡爾·萊曼不知道尼采的哲學說了什麼，但他知道一件事一一這個名字現在能賣書。
上午九點，書店準時開門。第一批顧客湧進來，大部分人直奔櫃檯，問的都是同一句話：「《鼠疫》到了嗎？」
卡爾·萊曼站在櫃檯後面，親眼看著一本又一本的《鼠疫》被遞出去，一張又一張的馬克被收進來。買書的有大學生，有教授，有穿制服的高級文官，有戴帽子的太太，還有幾個一看就是工人打扮的年輕人。
他們買了書以後，有的站在路邊就開始翻，有的夾在腋下匆匆離開，有的走到書店角落的區坐下來，一頁一頁地讀。
同一天，柏林、漢堡、慕尼黑、科隆、法蘭克福、斯圖加特……全德國每一個有書店的城市，都在上演同樣的場景。
而同一時間，在巴黎，另一場由萊昂納爾開啟的盛會，也緩緩拉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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