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動盪的昭和時代（續）
我前文已經說過，不同於皇姑屯事件中河本大作是臨時起意，滿洲事變雖也是下級少壯派軍人獨走，但其實進行了精心策劃，這種策劃一度長達兩年，以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為首的關東軍少壯派軍人不斷地搜集情報、商量方案和研究對策，還經常與東京的陸軍機關中樞進行商議。
對這種行為，關東軍高層知道麼？當然知道，但裝作不知道。陸軍高層知道麼？說都知道顯然不符合事實，說不知道也純屬狡辯，確切地說是部分知道、部分不知道。當然知道的也裝作不知道，這裡有兩個關節需要理清：
第一，滿洲事變是以小博大、以寡擊眾，風險很大，所以高層不能明確表態，萬一將來失敗要承擔責任——我多次說，陸軍將校在大佐以下都勇猛得不得了，一旦當了將軍尤其是大中將，立即變得縮手縮腳——注意，這不是個貶義詞，實際上是地位高了、眼界寬了、知道內幕多了、考慮層次更豐富了，所以會有這種反應。高層心態很好理解：大膽去干吧，干成了他們有功勞，干失敗了他們可以推卸責任——本人不知情、本人不知道、本人從未耳聞、本人從未同意等等這樣不負責任的話張口就來。
針對這種情況，堀長官在昭和維新體制中就進行了改革，叫做長官負責制、首問負責制：一個省出了問題，先拿該省長官開刀，一個縣出了問題就拿縣長開刀。你狡辯我不知情是沒用的，只能說明你對屬下、對本部門人員和情況一點都不熟悉、不掌握，這樣的長官要來幹什麼？統統擼掉！實事求是地說，這套改革矯枉過正了，長官畢竟不是三頭六臂，可以洞察知悉一切下級情況。但在當時有很大的積極作用和意義，迅速制止了那種高級官員坐享其成、推過攬功的現象。
現在因為信息發達、媒體監管也多，所以爆出來各種各樣的政府和軍隊醜聞仿佛社會腐敗墮落的不得了，其實我告訴你們，以前體制腐敗也不少，那時候你連捅出來的機會都沒有！所以不要老是吹以前好、現在壞——在我看來一樣的！現在至少還比以前能讓你知道。當然，動不動就讓一個省的大臣下台我認為也嚴苛了點，可以先從副手、助理問責開始嘛……
第二，當時陸軍中樞有所謂中層一致這個說法。何謂中層一致呢？我舉最簡單的例子，陸軍中樞機構在昭和6年（1931）6月組成了五課長會議，由陸軍省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補任課課長岡村寧次、參謀本部編制動員課課長山肋正隆（從8月開始換成東條英機）、歐美課課長渡久雄、中國課課長重藤千秋這五人組成，後來又加入了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今村均、教育總監部第二課課長磯谷廉介，這7個人討論一份議案，叫《滿蒙問題解決大綱》，主張在本年度合適時間「果斷」執行！
這樣一個提案，不過是課長一級人物的意見，照理說沒什麼法律效應，但以前體制就這麼奇怪，課長級人物才真正掌握實權，那些高高在上的陸軍大臣、陸軍次官、參謀總長、次長反而要尊重課里、部里的意見，如果一、兩個課長跳出來和長官唱反調，當然是狠狠按回去——八嘎牙路。可如果全體課長一起和長官唱反調呢？那事情就完蛋了，長官馬上縮起來說些模稜兩可、怎麼理解都可以的話，實際就是默許。
能夠真正無視中層意見，堅持按自有邏輯推動的長官在上次戰爭中我只見過兩個人。一個是堀長官，堀長官戰功赫赫，前無古人恐怕也後無來者，而他的手段出神入化、下屬很難看懂，自有威望在這裡，所以他要推動什麼，下面都全力以赴——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第二個是石原元帥，他固然沒有堀長官這麼大的指揮聲望，但背後有東久邇宮稔彥王殿下全力以赴支持，殿下經常說的一句話是「石原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如果不一致，以石原的意見為準！有事你們找石原！」這幾乎就是張可以無限透支的信用卡啊！
石原元帥在人事問題上是吃過苦頭的，自己也蟄伏過一段日子，所以後來他汲取了教訓，掌握中樞以後就先從人事上下功夫，首先把陸軍省的兩位大臣換成他的派系，然後大力整肅陸軍省、參謀本部機關，凡不贊同他意見的人只說服一次，說服不了就換人，他的口頭禪是「不換腦子就換位置」，戰爭期間他在中樞一共換了27個課長——幾乎重要位置都換過一遍，有些位置甚至換過2-3次，換上來的全是石原派或准石原派。
有一年還打電報給岡村元帥，問：「光秀（編者註：指作者）在哪裡，讓他回東京，我要用他！」聽說我「陣亡」後他還連連感慨：「可惜、可惜……」後來聽說我沒死還在中國，他顯得很高興，我回國後經常招呼我喝酒，當然他酒量不行，經常喝著喝著就醉了……
我說這些不是為我自己臉上貼金，我只是想說那段時間人事震盪很大，有些軍官腦筋比較靈活，能跟得上形勢，一下子就躥了起來，有些軍官還是死腦筋，很快就被換下去，換下去有些退役、有些被整肅，還有的發配去南洋，至今有很多人對石原元帥不滿，這我都理解。
堀長官的威望可以高到團結一切人，所有下屬都自願心服口服，連過去一直和航空兵頂著乾的艦隊派都對他佩服得不得了，所以他能發動天誅國賊和昭和維新。石原元帥就沒有這個辦法，只能用換人來實現意見貫徹一致。
有人會說這不是任人唯親嘛？對，這當然是任人唯親，問題是上面長官如果非常高明，他任人唯親、形成意見快速傳達反而是好事——整個機構全是高明的策略而不是掣肘，如果長官水平不夠，任人唯親就是災難了。
我們部分政治學家還有一些社會公共知識分子很有意思，經常拿民主和獨裁這兩個名詞簡單地做比較：說現在民主不好、混亂，一點點事情就折騰半天，外圍整天鬧事，當初獨裁時多麼政令暢通、心情愉悅、上下齊心、國家快速前進啊。進而得出結論：民主壞獨裁好。
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民主和獨裁，固然看體制，也要看執政者的水平，堀長官、石原元帥、東久邇宮稔彥王殿下這種昭和巨子搞獨裁或寡頭政治，那當然效果非同凡響，整個國家如同27節滿速狂飆的大和號一樣前進——又快又穩又好，可你們不要忘了，他們之前東條英機也獨裁啊，那就是全國上下一團糟，弄不好就要翻船——當時差點就翻船了！
現在沒有這樣高明的人物，所以我說還是民主吧，最好的獨裁超過最好的民主，但最壞的獨裁比最壞的民主惡劣百倍，日本現在這麼大，基礎也還不錯，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問題，至少還是世界三極之一，穩穩噹噹把日子過好就足以對得起前人、對得起子孫了，千萬不要瞎折騰——那是往絕地裡帶。
其實這也是世界潮流，德國當初元首執政，當然是徹頭徹尾的獨裁，元首退休後把國家交給施佩爾閣下，但把總統和總理的職位重新分開了，總理是戈培爾博士，執政結構就民主一些，現在德國比當時民主多了，聽說施佩爾閣下多次表示自己年紀大了——其實他比我還小几歲呢，希望再過幾年把總統交班給科勒閣下，總理已換了新生代上來，那應該會更民主……（編者註：此話系平成24年（1981）第二次採訪時追加）
【譯者註：科勒·希特勒系阿道夫·希特勒元首之子，1986年提前大選後當選為德國總統，目前即將結束第二個任期，準備開始連任第三次，他已表示第三次任期結束後不再謀求連任，同時也肯定地表示不會把總統職務交給自己的子女）
蘇聯——確切地說是東俄也是如此，中國同樣如此，他們第一代領袖毛的時代當然以獨裁為主，第二代領袖鄧的時代剛剛開始不久，我感覺就民主一些……
【譯者註：黨一直主張人民民主專政，一直強調集體領導，此錯誤觀點請注意批判鑑別】
剛才說到滿洲事變在謀略上、在心理上、在內部思想統一上都已經做好了準備，那為什麼選擇9月18日而不是10月18或者更早或更晚的時間呢？這裡有兩個誘因：
其一是中國內部的政治危機。蔣政權在昭和5年擊敗地方實力派後並未完全消滅對手，而是將削弱了對手納入自己的陣營，雖然快速解決了問題，但卻給後續政治、經濟、軍事埋下隱患，和日本全軍一統的體系明顯不同，中國內部總有嫡系部隊、雜牌軍的說法，雜牌軍哪裡來？就是這些被他吸納進本方陣營的軍隊。
蔣本人當然無時無刻不在推動消滅這些雜牌軍，採用了很多辦法：分化、瓦解、收編乃至借外人的手消滅，固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為雜牌軍太多、嫡系部隊太少，持續了十幾年都消滅不了，且這種手法會讓所有人都身懷戒心，不肯全力付出。
就以消滅為由，我可以舉例說明，昭和4年末到5年中，不過半年時間，蔣介石便勒令雜牌軍對湖南、江西布爾什維克政權發動兩次大規模清剿活動【編者註：即1930年11月-1931年5月第一次、第二次反圍剿】，連續失敗。蔣除了生氣之外並不心痛，因為這些都是他本來就打算要消滅的雜牌軍，根本不放在心上。
執行這兩次清剿後，蔣介石認為對內部威壓已具備條件，便在當年5月召開國民會議，通過中華民國約法草案，引起國民黨內其他實力派嚴重不滿，為壓制這種不滿，他在南京湯山軟禁黨內元老、重量級人物胡漢民，這立即引起恐慌，胡派、汪（精衛）派、桂系（李宗仁派）、孫科（編者註：孫中山之子，傳統派）等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彷照孫中山護法戰爭時做法，在廣州另立政府，稱廣州國民政府，以汪精衛為主席。
【編者註：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內謀求合作，最終粵、寧兩派息爭，於12月22日在南京再召開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廣州政府取消，由林森為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
5月底，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秘密出訪帝國，三次會見外相幣原喜重郎，表示願以東北權益換取日本軍火，但未得到響應，陳友仁在日期間還會見蘇聯駐日大使尋求支持，也被拒絕。
至於為什麼拒絕很好理解，大家都不認為廣州派能成事，廣州派手裡沒有基幹軍隊，有的軍隊都是懼怕蔣介石吞併的雜牌軍，只要蔣介石稍微施加軍事或政治或經濟壓力，這些軍隊就很容易反水。
在內部危機時刻，蔣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內的30萬軍隊執行清剿【編者註：1931年7月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這次清剿有勝有敗，如果蔣介石內部不遭遇那麼多反抗，這次行動成果也許會更大，但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並在天津設立「北方軍事政務委員會」，任命閻錫山、馮玉祥、韓復榘、鄒魯等人為委員，統一北方反蔣武裝，其實就是地方實力派，蔣介石迅速調兵「討逆」並親自從南京往南昌督戰，清剿自然也只能暫停。至此，國民政府主要軍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這就使石原莞爾認為，如果我們在滿洲執行行動，有很大概率不會遭遇來自南京政權的反對，關東軍只要關注張學良的兵力即可——這是他相當高明的判斷，事態發展完全沒有超過預期。
之所以擔心南京政權反對，倒不是說帝國陸軍打不過中國軍隊，而是關東軍擔心扛不住巨大壓力，南京政權再怎麼弱小也是一個主權國家。如果引發事態擴大化，不僅國際要干涉，國內也會施加壓力，這不是只有區區大佐的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可以承受的。就算能抗住，到時候主要功勞也是上面的，他們兩人如何甘心？——這句話不是我編排石原元帥，是他主動和我說的，都過去這麼多年，早已塵歸塵、土歸土，我沒必要撒謊。
其二，滿洲地方衝突。
當年7月，中國和朝鮮農民因為吉林萬寶山附近的土地歸屬、流轉、種植等因素產生摩擦，滿洲地方當局驅逐朝鮮農民出境，而帝國駐新京【編者註：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雙方發生械鬥，中國人多、朝鮮人少，所以肯定是吃虧了，吃虧後領事與警察介入，打死了不少中國農民——這不是蓄意謀殺，但採取對策我認為是不妥當的。非要說中國人完全無辜純是我方挑釁，也不盡然。因為這批朝鮮人耕種的田地是從中國商人這裡租借而來，即便違規，也是善意第三人——按道理中國當局應先解決內部問題，給予朝鮮農民合理賠償然後再清退，問題商人與官府有勾結，矛頭指向了第三人。那時候關東軍正在謀求滿矇事件解決，自然要抓住一切機會做文章，風潮越鬧越大，形成了所謂的萬寶山事件，關東軍藉機增兵滿洲。
第二件是該年6月參謀本部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長杉延太郎等人在興安嶺索倫一帶作軍事調查，被中國軍人發現並扣留，然後中村等4人被處決。
【編者註：在證據確鑿情況下，為了防止上層把人員再交還日方，東北軍團長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中村震太郎】。
這件事站在不同立場上有不同理解，中國方面堅持認為中村等人在刺探他們的軍事情報，所以扣押乃至處決是有道理的——間諜罪嘛。站在帝國的立場，他們去那一段偵查主要是為了應對蘇聯，張學良部隊那點情報根本不值得我們去刺探——只要想要，有的是人乖乖送上，說句不客氣的話，關東軍對張學良所部的了解要超過他對自己手下的了解，哪些地方有兵及實際員額、哪些地方的工事防禦程度，哪些將領的性格愛好和社會關係我們都一清二楚，他的部隊對我們來說基本是透明的，犯得著這麼費力麼？但這句話當時肯定不能說。當然，實際上中村也順帶調查了中國軍的情況，但我們認為這一點不重要。
他們處決中村後留下的馬腳是個很大問題，按理說既然按照間諜罪處置，身上值錢的東西——包括手錶、望遠鏡、錢包等都應該封存起來，但恰恰因為中村失蹤，我方在展開後續調查時發現了中村的手錶——一塊「三道梁」牌手錶，當時就認為是張學良部士兵因謀財害命而殺死中村。
我後來在中國潛伏，與中國人接觸多了使我能更深刻地理解這件事：張學良部扣押我方人員後，常理來說不敢殺，但中村大尉肯定有過反抗、辱罵甚至還有其他過激行為，這就使他最後被殺——完全是激憤殺人。至於東西，應該是殺人之後順便擄走或者私自截留了，張學良部最根本的基因是土匪，這種事得心應手。【譯者註：這是污衊之詞，請注意批判鑑別】
面對我方施壓，張學良肯定不能把當事人交出來，一交出來，他在軍隊中的威望就完蛋了。我方同樣不能善罷甘休，死了一個大尉如果沒說法，那軍隊上下就要沸反盈天了。這不是普通人，是參謀本部的大尉，昭和參謀眼高於頂，外派執行任務死一個還了得？
於是，中村事件、萬寶山事件成為我方準備發動事變、施加壓力的直接原因，張學良固然不肯交出或懲辦當事人，但也不敢和我們強硬對抗。
【譯者註：儘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仍於1931年9月6日致電（魚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這種首鼠兩端的性格，讓我們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虛弱本質。倘若張能夠委曲求全，全部按我方意圖辦，因為找不到藉口，我們還得再等等——等下去南方的蔣政權說不定就解決問題了；倘若張足夠強硬，不但嚴詞拒絕，甚至還能夠從關外抽調一部分部隊回滿洲做出不惜軍事對抗的態勢，說不定我們也要慎重考慮。但張既不能委曲求全又不能全力以赴，甚至連長袖善舞、四處周旋也辦不到，使我們對他的評價繼續往下調——這個人沒救了！
當然，昭和10年他在西安的舉動還是讓我們刮目相看，這對我們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不過那是後話，暫且不提。【譯者註：西安事變】
有人指責我們「欺軟怕硬」，對，國家和國家之間相處不就是「欺軟怕硬」的本質麼？更別說帝國主義時代更是弱肉強食，這一點完全正確，難道要「欺硬怕軟？」豈不是自討苦吃？【譯者註：請注意批判鑑別】
經過這樣精心的分析、商討、準備，我們在軍事、政治、思想、輿論等各方面都完成了部署，而中國內部的危機給了我們千載難逢的動手時間窗口——石原元帥很為這個時間選擇感到自豪。
他回國後原原本本和我講述了他的工作，因為希望能把這番作為刊載在戰史教材（內部）中流芳百世，所以沒有對我有絲毫隱瞞。那時候他根本預料不到後面會有一場全面戰爭，更預料不到他的行為刺激了其他少壯派的野心，使他們迫不及待仿效他的舉動，一步步將戰爭擴大，甚至對他試圖阻攔還予以嘲笑。
後來他很懊悔，反覆糾纏這件事：「都是我開的壞頭，這是報應！」
我想公平地說一句：那些少壯派學會了石原的大膽和下克上，卻沒學會他的精心謀劃和深入布置，這種學一半不求甚解的昭和參謀作風極其鮮明，在我看來比什麼都不學還要壞，遺憾的是，當時陸軍中樞80%以上都是這種人。
對這種行為，關東軍高層知道麼？當然知道，但裝作不知道。陸軍高層知道麼？說都知道顯然不符合事實，說不知道也純屬狡辯，確切地說是部分知道、部分不知道。當然知道的也裝作不知道，這裡有兩個關節需要理清：
第一，滿洲事變是以小博大、以寡擊眾，風險很大，所以高層不能明確表態，萬一將來失敗要承擔責任——我多次說，陸軍將校在大佐以下都勇猛得不得了，一旦當了將軍尤其是大中將，立即變得縮手縮腳——注意，這不是個貶義詞，實際上是地位高了、眼界寬了、知道內幕多了、考慮層次更豐富了，所以會有這種反應。高層心態很好理解：大膽去干吧，干成了他們有功勞，干失敗了他們可以推卸責任——本人不知情、本人不知道、本人從未耳聞、本人從未同意等等這樣不負責任的話張口就來。
針對這種情況，堀長官在昭和維新體制中就進行了改革，叫做長官負責制、首問負責制：一個省出了問題，先拿該省長官開刀，一個縣出了問題就拿縣長開刀。你狡辯我不知情是沒用的，只能說明你對屬下、對本部門人員和情況一點都不熟悉、不掌握，這樣的長官要來幹什麼？統統擼掉！實事求是地說，這套改革矯枉過正了，長官畢竟不是三頭六臂，可以洞察知悉一切下級情況。但在當時有很大的積極作用和意義，迅速制止了那種高級官員坐享其成、推過攬功的現象。
現在因為信息發達、媒體監管也多，所以爆出來各種各樣的政府和軍隊醜聞仿佛社會腐敗墮落的不得了，其實我告訴你們，以前體制腐敗也不少，那時候你連捅出來的機會都沒有！所以不要老是吹以前好、現在壞——在我看來一樣的！現在至少還比以前能讓你知道。當然，動不動就讓一個省的大臣下台我認為也嚴苛了點，可以先從副手、助理問責開始嘛……
第二，當時陸軍中樞有所謂中層一致這個說法。何謂中層一致呢？我舉最簡單的例子，陸軍中樞機構在昭和6年（1931）6月組成了五課長會議，由陸軍省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補任課課長岡村寧次、參謀本部編制動員課課長山肋正隆（從8月開始換成東條英機）、歐美課課長渡久雄、中國課課長重藤千秋這五人組成，後來又加入了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今村均、教育總監部第二課課長磯谷廉介，這7個人討論一份議案，叫《滿蒙問題解決大綱》，主張在本年度合適時間「果斷」執行！
這樣一個提案，不過是課長一級人物的意見，照理說沒什麼法律效應，但以前體制就這麼奇怪，課長級人物才真正掌握實權，那些高高在上的陸軍大臣、陸軍次官、參謀總長、次長反而要尊重課里、部里的意見，如果一、兩個課長跳出來和長官唱反調，當然是狠狠按回去——八嘎牙路。可如果全體課長一起和長官唱反調呢？那事情就完蛋了，長官馬上縮起來說些模稜兩可、怎麼理解都可以的話，實際就是默許。
能夠真正無視中層意見，堅持按自有邏輯推動的長官在上次戰爭中我只見過兩個人。一個是堀長官，堀長官戰功赫赫，前無古人恐怕也後無來者，而他的手段出神入化、下屬很難看懂，自有威望在這裡，所以他要推動什麼，下面都全力以赴——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第二個是石原元帥，他固然沒有堀長官這麼大的指揮聲望，但背後有東久邇宮稔彥王殿下全力以赴支持，殿下經常說的一句話是「石原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如果不一致，以石原的意見為準！有事你們找石原！」這幾乎就是張可以無限透支的信用卡啊！
石原元帥在人事問題上是吃過苦頭的，自己也蟄伏過一段日子，所以後來他汲取了教訓，掌握中樞以後就先從人事上下功夫，首先把陸軍省的兩位大臣換成他的派系，然後大力整肅陸軍省、參謀本部機關，凡不贊同他意見的人只說服一次，說服不了就換人，他的口頭禪是「不換腦子就換位置」，戰爭期間他在中樞一共換了27個課長——幾乎重要位置都換過一遍，有些位置甚至換過2-3次，換上來的全是石原派或准石原派。
有一年還打電報給岡村元帥，問：「光秀（編者註：指作者）在哪裡，讓他回東京，我要用他！」聽說我「陣亡」後他還連連感慨：「可惜、可惜……」後來聽說我沒死還在中國，他顯得很高興，我回國後經常招呼我喝酒，當然他酒量不行，經常喝著喝著就醉了……
我說這些不是為我自己臉上貼金，我只是想說那段時間人事震盪很大，有些軍官腦筋比較靈活，能跟得上形勢，一下子就躥了起來，有些軍官還是死腦筋，很快就被換下去，換下去有些退役、有些被整肅，還有的發配去南洋，至今有很多人對石原元帥不滿，這我都理解。
堀長官的威望可以高到團結一切人，所有下屬都自願心服口服，連過去一直和航空兵頂著乾的艦隊派都對他佩服得不得了，所以他能發動天誅國賊和昭和維新。石原元帥就沒有這個辦法，只能用換人來實現意見貫徹一致。
有人會說這不是任人唯親嘛？對，這當然是任人唯親，問題是上面長官如果非常高明，他任人唯親、形成意見快速傳達反而是好事——整個機構全是高明的策略而不是掣肘，如果長官水平不夠，任人唯親就是災難了。
我們部分政治學家還有一些社會公共知識分子很有意思，經常拿民主和獨裁這兩個名詞簡單地做比較：說現在民主不好、混亂，一點點事情就折騰半天，外圍整天鬧事，當初獨裁時多麼政令暢通、心情愉悅、上下齊心、國家快速前進啊。進而得出結論：民主壞獨裁好。
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民主和獨裁，固然看體制，也要看執政者的水平，堀長官、石原元帥、東久邇宮稔彥王殿下這種昭和巨子搞獨裁或寡頭政治，那當然效果非同凡響，整個國家如同27節滿速狂飆的大和號一樣前進——又快又穩又好，可你們不要忘了，他們之前東條英機也獨裁啊，那就是全國上下一團糟，弄不好就要翻船——當時差點就翻船了！
現在沒有這樣高明的人物，所以我說還是民主吧，最好的獨裁超過最好的民主，但最壞的獨裁比最壞的民主惡劣百倍，日本現在這麼大，基礎也還不錯，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問題，至少還是世界三極之一，穩穩噹噹把日子過好就足以對得起前人、對得起子孫了，千萬不要瞎折騰——那是往絕地裡帶。
其實這也是世界潮流，德國當初元首執政，當然是徹頭徹尾的獨裁，元首退休後把國家交給施佩爾閣下，但把總統和總理的職位重新分開了，總理是戈培爾博士，執政結構就民主一些，現在德國比當時民主多了，聽說施佩爾閣下多次表示自己年紀大了——其實他比我還小几歲呢，希望再過幾年把總統交班給科勒閣下，總理已換了新生代上來，那應該會更民主……（編者註：此話系平成24年（1981）第二次採訪時追加）
【譯者註：科勒·希特勒系阿道夫·希特勒元首之子，1986年提前大選後當選為德國總統，目前即將結束第二個任期，準備開始連任第三次，他已表示第三次任期結束後不再謀求連任，同時也肯定地表示不會把總統職務交給自己的子女）
蘇聯——確切地說是東俄也是如此，中國同樣如此，他們第一代領袖毛的時代當然以獨裁為主，第二代領袖鄧的時代剛剛開始不久，我感覺就民主一些……
【譯者註：黨一直主張人民民主專政，一直強調集體領導，此錯誤觀點請注意批判鑑別】
剛才說到滿洲事變在謀略上、在心理上、在內部思想統一上都已經做好了準備，那為什麼選擇9月18日而不是10月18或者更早或更晚的時間呢？這裡有兩個誘因：
其一是中國內部的政治危機。蔣政權在昭和5年擊敗地方實力派後並未完全消滅對手，而是將削弱了對手納入自己的陣營，雖然快速解決了問題，但卻給後續政治、經濟、軍事埋下隱患，和日本全軍一統的體系明顯不同，中國內部總有嫡系部隊、雜牌軍的說法，雜牌軍哪裡來？就是這些被他吸納進本方陣營的軍隊。
蔣本人當然無時無刻不在推動消滅這些雜牌軍，採用了很多辦法：分化、瓦解、收編乃至借外人的手消滅，固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為雜牌軍太多、嫡系部隊太少，持續了十幾年都消滅不了，且這種手法會讓所有人都身懷戒心，不肯全力付出。
就以消滅為由，我可以舉例說明，昭和4年末到5年中，不過半年時間，蔣介石便勒令雜牌軍對湖南、江西布爾什維克政權發動兩次大規模清剿活動【編者註：即1930年11月-1931年5月第一次、第二次反圍剿】，連續失敗。蔣除了生氣之外並不心痛，因為這些都是他本來就打算要消滅的雜牌軍，根本不放在心上。
執行這兩次清剿後，蔣介石認為對內部威壓已具備條件，便在當年5月召開國民會議，通過中華民國約法草案，引起國民黨內其他實力派嚴重不滿，為壓制這種不滿，他在南京湯山軟禁黨內元老、重量級人物胡漢民，這立即引起恐慌，胡派、汪（精衛）派、桂系（李宗仁派）、孫科（編者註：孫中山之子，傳統派）等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彷照孫中山護法戰爭時做法，在廣州另立政府，稱廣州國民政府，以汪精衛為主席。
【編者註：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內謀求合作，最終粵、寧兩派息爭，於12月22日在南京再召開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廣州政府取消，由林森為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
5月底，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秘密出訪帝國，三次會見外相幣原喜重郎，表示願以東北權益換取日本軍火，但未得到響應，陳友仁在日期間還會見蘇聯駐日大使尋求支持，也被拒絕。
至於為什麼拒絕很好理解，大家都不認為廣州派能成事，廣州派手裡沒有基幹軍隊，有的軍隊都是懼怕蔣介石吞併的雜牌軍，只要蔣介石稍微施加軍事或政治或經濟壓力，這些軍隊就很容易反水。
在內部危機時刻，蔣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內的30萬軍隊執行清剿【編者註：1931年7月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這次清剿有勝有敗，如果蔣介石內部不遭遇那麼多反抗，這次行動成果也許會更大，但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並在天津設立「北方軍事政務委員會」，任命閻錫山、馮玉祥、韓復榘、鄒魯等人為委員，統一北方反蔣武裝，其實就是地方實力派，蔣介石迅速調兵「討逆」並親自從南京往南昌督戰，清剿自然也只能暫停。至此，國民政府主要軍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這就使石原莞爾認為，如果我們在滿洲執行行動，有很大概率不會遭遇來自南京政權的反對，關東軍只要關注張學良的兵力即可——這是他相當高明的判斷，事態發展完全沒有超過預期。
之所以擔心南京政權反對，倒不是說帝國陸軍打不過中國軍隊，而是關東軍擔心扛不住巨大壓力，南京政權再怎麼弱小也是一個主權國家。如果引發事態擴大化，不僅國際要干涉，國內也會施加壓力，這不是只有區區大佐的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可以承受的。就算能抗住，到時候主要功勞也是上面的，他們兩人如何甘心？——這句話不是我編排石原元帥，是他主動和我說的，都過去這麼多年，早已塵歸塵、土歸土，我沒必要撒謊。
其二，滿洲地方衝突。
當年7月，中國和朝鮮農民因為吉林萬寶山附近的土地歸屬、流轉、種植等因素產生摩擦，滿洲地方當局驅逐朝鮮農民出境，而帝國駐新京【編者註：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雙方發生械鬥，中國人多、朝鮮人少，所以肯定是吃虧了，吃虧後領事與警察介入，打死了不少中國農民——這不是蓄意謀殺，但採取對策我認為是不妥當的。非要說中國人完全無辜純是我方挑釁，也不盡然。因為這批朝鮮人耕種的田地是從中國商人這裡租借而來，即便違規，也是善意第三人——按道理中國當局應先解決內部問題，給予朝鮮農民合理賠償然後再清退，問題商人與官府有勾結，矛頭指向了第三人。那時候關東軍正在謀求滿矇事件解決，自然要抓住一切機會做文章，風潮越鬧越大，形成了所謂的萬寶山事件，關東軍藉機增兵滿洲。
第二件是該年6月參謀本部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長杉延太郎等人在興安嶺索倫一帶作軍事調查，被中國軍人發現並扣留，然後中村等4人被處決。
【編者註：在證據確鑿情況下，為了防止上層把人員再交還日方，東北軍團長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中村震太郎】。
這件事站在不同立場上有不同理解，中國方面堅持認為中村等人在刺探他們的軍事情報，所以扣押乃至處決是有道理的——間諜罪嘛。站在帝國的立場，他們去那一段偵查主要是為了應對蘇聯，張學良部隊那點情報根本不值得我們去刺探——只要想要，有的是人乖乖送上，說句不客氣的話，關東軍對張學良所部的了解要超過他對自己手下的了解，哪些地方有兵及實際員額、哪些地方的工事防禦程度，哪些將領的性格愛好和社會關係我們都一清二楚，他的部隊對我們來說基本是透明的，犯得著這麼費力麼？但這句話當時肯定不能說。當然，實際上中村也順帶調查了中國軍的情況，但我們認為這一點不重要。
他們處決中村後留下的馬腳是個很大問題，按理說既然按照間諜罪處置，身上值錢的東西——包括手錶、望遠鏡、錢包等都應該封存起來，但恰恰因為中村失蹤，我方在展開後續調查時發現了中村的手錶——一塊「三道梁」牌手錶，當時就認為是張學良部士兵因謀財害命而殺死中村。
我後來在中國潛伏，與中國人接觸多了使我能更深刻地理解這件事：張學良部扣押我方人員後，常理來說不敢殺，但中村大尉肯定有過反抗、辱罵甚至還有其他過激行為，這就使他最後被殺——完全是激憤殺人。至於東西，應該是殺人之後順便擄走或者私自截留了，張學良部最根本的基因是土匪，這種事得心應手。【譯者註：這是污衊之詞，請注意批判鑑別】
面對我方施壓，張學良肯定不能把當事人交出來，一交出來，他在軍隊中的威望就完蛋了。我方同樣不能善罷甘休，死了一個大尉如果沒說法，那軍隊上下就要沸反盈天了。這不是普通人，是參謀本部的大尉，昭和參謀眼高於頂，外派執行任務死一個還了得？
於是，中村事件、萬寶山事件成為我方準備發動事變、施加壓力的直接原因，張學良固然不肯交出或懲辦當事人，但也不敢和我們強硬對抗。
【譯者註：儘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仍於1931年9月6日致電（魚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這種首鼠兩端的性格，讓我們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虛弱本質。倘若張能夠委曲求全，全部按我方意圖辦，因為找不到藉口，我們還得再等等——等下去南方的蔣政權說不定就解決問題了；倘若張足夠強硬，不但嚴詞拒絕，甚至還能夠從關外抽調一部分部隊回滿洲做出不惜軍事對抗的態勢，說不定我們也要慎重考慮。但張既不能委曲求全又不能全力以赴，甚至連長袖善舞、四處周旋也辦不到，使我們對他的評價繼續往下調——這個人沒救了！
當然，昭和10年他在西安的舉動還是讓我們刮目相看，這對我們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不過那是後話，暫且不提。【譯者註：西安事變】
有人指責我們「欺軟怕硬」，對，國家和國家之間相處不就是「欺軟怕硬」的本質麼？更別說帝國主義時代更是弱肉強食，這一點完全正確，難道要「欺硬怕軟？」豈不是自討苦吃？【譯者註：請注意批判鑑別】
經過這樣精心的分析、商討、準備，我們在軍事、政治、思想、輿論等各方面都完成了部署，而中國內部的危機給了我們千載難逢的動手時間窗口——石原元帥很為這個時間選擇感到自豪。
他回國後原原本本和我講述了他的工作，因為希望能把這番作為刊載在戰史教材（內部）中流芳百世，所以沒有對我有絲毫隱瞞。那時候他根本預料不到後面會有一場全面戰爭，更預料不到他的行為刺激了其他少壯派的野心，使他們迫不及待仿效他的舉動，一步步將戰爭擴大，甚至對他試圖阻攔還予以嘲笑。
後來他很懊悔，反覆糾纏這件事：「都是我開的壞頭，這是報應！」
我想公平地說一句：那些少壯派學會了石原的大膽和下克上，卻沒學會他的精心謀劃和深入布置，這種學一半不求甚解的昭和參謀作風極其鮮明，在我看來比什麼都不學還要壞，遺憾的是，當時陸軍中樞80%以上都是這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