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的番外：潘漢年命運解讀
上次說了潘漢年的情況後，很多讀者來問我到底潘「不可用」以及潘後來的下場是什麼原因，那我就寫一個番外的番外，該情況與劇情無關，不感興趣的同學可以不看。
潘漢年的情況十分複雜，他的下場與他和各路政治勢力交織在一起大有密切關係，
1925年，潘漢年與博古在無錫有關孫中山追悼儀式上認識，由此兩人結識，這一年潘加入了中共。由於潘不但是書香門第之後，本身學識、口才、文化都不錯，因此在後面幾年曆任《革命軍報》總編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等要職，結識了方方面面尤其是文化戰線的人物。在十里洋場的上海，潘漢年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獲得了「小開」的綽號（上海話大老闆公子）。
412之後，潘的身份沒有暴露，後來繼續留在上海工作，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左翼文化總同盟中共黨組書記，繼續與左翼文人打交道，1930年9月，博古從莫斯科回到上海，被分配到全國總工會任宣傳幹事，同時在《勞動報》任編輯。而此時潘從左翼文藝運動委員會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紅旗日報》任總採訪，和在中宣部任黨刊《真理》編輯的王稼祥住在一起，當時中央宣傳部長是李立三。
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進了中央政治局，分工擔任江蘇省委書記，他對博古說需要一個得力助手幫他主持宣傳工作，博古就推薦了潘漢年。於是，1931年1月底，潘就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直接受王明領導。這一年也是中共臨時中央遭到破壞最嚴重的時刻，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被叛徒出賣，4月27日，長期領導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6月2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外宿時被人認出，遭逮捕後叛變，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無法繼續在上海工作，被迫離開。
9月份，搜捕更趨嚴重，幾乎難以立足，王明也想離開上海，徵得共產國際同意後，準備去莫斯科擔任瞿秋白離任回國後一直空缺的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職位。臨走前他作出幾項項安排來保證自己的地位：第一項是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康生、陳雲共六人組成。並確定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三人為常委，博古任總負責人。這裡六個人全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人物，而博古、張聞天、李竹聲又都是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是在中山大學的政治鬥爭中觀點一致的戰友。由於周恩來不在，他巧妙地排除了三朝元老周。同時這個臨時班子不設總書記，只有常委和總負責人，給自己保留了總書記的位置。
第二項是決定重新加強特科工作，由於長期工作的人員相繼叛變或者犧牲，王明就提出要用全新的人才。博古特別推薦潘漢年，認定他是搞保衛和反間諜的能手，因為從入黨到現在，潘漢年一直周旋在白色恐怖下，但自身毫髮無損，甚至連威脅都沒有，還為其他同志解決了大量的安全困難，這就使得博古對他有一種信任感，動員他搞保衛工作，潘接受了博古的意見，離開宣傳系統，切斷了與左翼文化團體的聯繫，參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王明對此表示接受，並和博古約定潘漢年為雙方的聯絡員——「從1932年1月1日起與共產國際的電訊更換新密碼，絕對不準用於對蘇區的電訊上。如果發生與共產國際的電訊中斷，出現特別情況必須報告時，我們兩人確定一個秘密聯絡員，只有他來莫斯科，說的話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話」。
由於當時白區國民黨特工多如牛毛，派出去面述的人，不能帶信函文件，只能靠腦子記，用口述傳達，所以人選特別重要，既要可靠可信，腦子記憶力特別好，還要機敏善於應付種種環境，能穿插過敵人布下的特務網線。博古認為只有他的好友潘漢年具有這方面的才能，於是兩人商定了聯絡員為潘漢年。
1933年1月，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潘漢年和特科暫留在上海中央分局工作，潘在其中做了不少工作，損失不大、功勞不小。5月，左翼文化人丁玲和潘梓年同時被捕。潘梓年與潘漢年是同鄉，丁玲和潘漢年也有過接觸。為防止意外（潘早幾年與文人接觸特別頻繁），潘漢年撤出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工作。當時中央紅軍在3月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土改「查田」運動亦取得了勝利，邊貿開展得很活躍，根據地正在發展，軍隊和地方都很需要幹部。彭德懷向博古提出要給他配個政治幹部，楊尚昆願意去與彭共事。作為最高負責人的博古表示同意，讓潘漢年接楊尚昆的工作，任中宣部中央蘇區宣傳部長，在中宣部部長張聞天手下工作。
長征開始後，本來潘是要留地方工作的，是博古臨時把潘調回來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同部隊一起轉移，為的就是使潘能留在身邊。
【作者註：長征免不了有人上路，有人留下，大家都知道走的機會大，留下危險，但不可能人人都走。所以誰走誰留成了一個敏感話題，有很多人被留了下來，留下來的只有部分幸運兒躲過了追殺，其他很大一部分都不幸被捕遇難。其中最著名的留下人物是瞿秋白，作為黨內政敵，瞿秋白就被博古留下了，理由是「手無縛雞之力，眼有高度近視；肺疾重而血常咯，熱不止則風難禁」，認為不適合長征。可實際上，比瞿秋白年紀大得多，將近60歲的徐特立都成功轉移了，由此可見權術。毛當初為瞿秋白求過情，但他自己也自身難保，最後還是不了了之。瞿最後在1935年犧牲。】
1935年2月，遵義會議結束後，博古決定交權，讓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來領導，博古要求潘漢年向莫斯科匯報這裡的變動情況，因為只有潘才是王明接受的聯絡員，也只有潘出面說話才能讓王明相信這是博古的真實想法並進而獲得共產國際同意。
周恩來考慮一個人過於危險，讓陳雲同志也去，兩人分開走，不管誰先到莫斯科都要找王明並通過王明向共產國際匯報，但匯報以潘為主，陳補充。」
9月中旬，潘抵達了莫斯科找到了王明。此時王明剛剛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當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候補書記。在公布主席團名單時，他的名字和史達林、季米特洛夫、台爾曼等七人的名字一樣，受到「暴風雨般的掌聲」的歡迎，是他一生權勢的頂峰、王明聽說博古交權表示很遺憾，但對張聞天上台認為可以接受，在他工作之下，10月2日共產國際批准張聞天為中國共產黨臨時負責人——這才使得遵義會議有法統依據。
任命宣布以後，王明決定派潘漢年和張浩（原名林育英，林彪堂兄）兩人分別回國，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七大文件和對張聞天的任命。由於當時不知道中共中央到了哪裡，因此決定張浩走陸路，潘走水路，由於紅軍此時已抵達陝北，所以從蒙古穿陸路的張浩特別順利，只用了一個多月就找到了中央，這時候一問潘還沒到，考慮到潘走水路確實折騰，中央也表示立即，決心等。
其實這時候潘還沒有離開莫斯科，王明更願意相信潘，所以在讓張浩走後又交代了一個特殊任務：在共產國際情報局學習「新編密碼辦法」和「第一套新編密碼」，不但要學會，而且要把密碼本記在腦子裡，不允許有任何紙片輔助。潘在這方面是天才，經過三個月訓練完全背熟。正準備就緒要回國時，王明又找他說：蔣介石派國民黨政府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來商談國共合作抗日問題，王明本人不方便出面談，便請潘漢年和陳雲出面。
【作者註：所謂國共再次合作抗日，不光是毛提過，王明也提過，蔣也提過，當然大家口頭都說合作，怎麼個合作法是有差異的，西安事變只是促成了合作，而不是激發了合作這個思路。】
潘和陳雲商量這件事，陳說你是個「談判高手」，你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去和鄧文儀接觸，全權負責得了。
【作者註：陳雲成功甩鍋，當時國共還是敵對，在沒有中央認可的情況下去商談合作，本身很敏感，陳雲腦子想得多，潘沒有顧慮這層，於1月17日、22日和2月3日，潘漢年同鄧文儀進行了三次談判，確定7月在南京和陳果夫繼續深談】
2月下旬，潘漢年經列寧格勒，準備乘希臘客輪繞道香港回國，本來就是一個多月的事，不料他運氣非常差，希臘政治情況突然變化，船出海兩天後又折回列寧格勒。直到旅遊旺季的4月8日才以旅遊者身份出發乘坐國際列車，取道巴黎從馬賽乘船到達香港，此時已是1936年5月中旬，距商定的7月會見陳果夫時間很近，先回陝北再來南京肯定來不及，於是他在香港給陳果夫發信，並與國民黨中央委員張沖聯繫上，有張沖這張護身符，潘漢年才平安到達南京。可當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得知潘尚未和陝北毛、周見面後，便不肯親自出面，派鐵道部次長曾養甫來和潘漢年談，要潘先回陝北，將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談判條件帶來南京，然後再進行正式談判，並給了潘漢年特別通行證。
【作者註：這是段非常驚險的事，潘掌握著絕密密碼，不先去陝北匯報反而大大咧咧去南京與國民黨會談，萬一對方使詐，輕則他自己完蛋密碼中斷，重則國民黨直接截獲有關密碼，幸虧二陳兄弟還有點義氣，沒對潘動手，但已為懷疑埋下伏筆。】
有了特別通行證後，潘於8月1日乘火車到達西安今天后找到了中共中央，由於他比張浩晚到九個月，沒儘快帶回國際的指示和密電碼，毛澤東對他很不滿意。而潘遲鈍的政治嗅覺又看不出來中共中央實際當家掌權的人不是張聞天，也不是周恩來，而是毛澤東。還言必稱王明，在向張聞天匯報時口口聲聲把與國民黨的合作說成是王明下達的指令，這更令毛澤東十分反感。
在這種情況下，對潘的回來，毛與周恩來都表現得比較冷漠，甚至都沒有接見他，只讓他住到中央黨校宿舍，撥出一窯洞，讓他晝夜不停地把新編密電碼寫出來。
然後中央討論了潘的工作和他匯報的與國黨方面的談判問題，關於合作抗日，都沒什麼問題，關鍵是對潘的評價很差，毛對周說：「潘漢年這個人不知輕重，這麼重要的『密電碼』放在腦子裡九個月，不積極返回陝北中央根據地，把密碼交給機要處後再去辦別的事，卻先去辦『國共和談』，讓我們在這裡急等，耽誤了大事，這樣的人不可信用。」
沒等周發表意見，他又說：「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漢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對王明安排的任務比交『密電碼』給中央還看得重。」
【作者註：這句話就幾乎確定了潘在政治上不可靠，不能重用的前奏。】
博古知道潘的處境很糟糕，一方面努力為潘辯解幾句，一方面又對潘說：「……凡事要提高警惕，謹慎從事，大事小事先報告周恩來，批准後再辦。千萬不要獨自行動，自作主張，否則後果難測，小則不被使用，大則禍從天降。千萬注意別出差錯。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後我們兩人少來往，你不論走到哪裡，不論遇到什麼情況，見到什麼人，寫文章談話等等一概不要談到我。現在已經有人說你是我的人，這對你今後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頭，這件事的確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作者註：這談話雖然給潘提了醒，但也使潘失掉了政治上最信賴他的領導，當然博古自身難保，這麼做無可厚非】
總算潘在上海經營特科時保護了一大批人，再加上特科時周對他還有一點香火情，因此潘後來派出去與國民黨談判統一戰線的事，取得了成績，後來被派駐上海搞情報工作，身份是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他利用當年與文化界的香火情，將一大批文化戰線的知識分子在上海淪陷前後送到了香港，到1938年9月回到延安出任中社部副部長，排名在李克農之後。
在延安的安穩日子沒幾天，潘又被派出去搞情報，最初的重點是香港，後來到了淮南，主要就是在華中局領導下負責對日、對汪事務，實際上，汪精衛政權負責特務工作的人員是李士群，他自己也是特科出身，他怎麼可能不懂潘漢年的手法與節奏呢？說起來兩人都是知根知底的關係，所謂搞情報，除了瞞著日本人之外，無非是互相交換——潘提供重慶的情報，李提供日方的情報。
在此期間，李還讓他去見了一面汪精衛，很多歷史書是「脅迫」，其實這完全誤解了潘和李之間的關係——潘不願意見，李還能拿著繩子捆著他去見麼？見汪固然是對方主動提出，但潘自己也有想法：他也想搞個大情報或者大新聞好對上面交代。因此從當初來看，新四軍和汪的部隊之間很多時候是有默契的，雙方甚至還有軍火、鴉片、大宗物資等貿易往來，1943年在瓜島戰役之後，汪應該也能看出日本差不多了，無非他沒有其他路可以走，只能一條道走到黑，與延安聯絡一下備條後路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一方想見，一方也敢見，那就有了這次會面。
會見汪精衛這樣的大事，事先沒請示，已屬「膽大妄為」。按理，潘漢年一回到淮南新四軍根據地，就應該立即向新四軍政委兼華中局書記饒漱石匯報，甚至應該同時以書面的方式向延安詳做說明。但潘回到淮南後，並沒有向上級提及此事。不但當時沒有匯報，此後也一直對此事三緘其口，甚至到1945年七大時，毛單獨見了潘一面，還調侃似地說起他的「小開」綽號，在那個比較融洽的時候都沒有說，那他就永遠失去了說的時候。
直到1955年4月初在北京開會期間，整個會場都是在批判高饒聯盟和其他，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潘才向上海市委書記陳毅匯報了1943年春夏間在南京汪公館與汪精衛見面一事，並遞交了書面說明和檢討。陳毅大吃一驚，第二天急忙匯報，並送上潘漢年的書面材料。毛翻看完潘漢年寫的材料，立即在材料上批示：「此人從此不可信用。」午飯後，毛澤東又提筆寫了手諭：「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
這裡僅僅是查潘的問題麼？表面上看起來確實如此，因為潘有多次可以匯報的機會不匯報，臨到最後實在挨不過去了才匯報當然有問題，可這個問題就能被打成內奸麼？當然也不夠格，真正的原因是潘在進入新四軍、華中局系統後一直在饒手下工作，當時正在肅清高饒同盟流毒，任何對於這件事有利的武器都要拿出來使用，所以潘不幸撞槍口上。更傻的是，他不向周恩來匯報偏偏向陳毅匯報——他以為自己和陳毅在新四軍時關係還不錯，陳會幫他一把，可他這個政治觀念淡薄的人怎麼能想到陳對當年排擠、批鬥他的饒是何等憎恨，這種機會豈能錯過？
當初鄧小平主持通過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中對饒漱石的組織處理原本是撤銷一切職務，但保留黨籍，後經過討論，改為同高崗一樣「永遠開除黨籍」。到這時候，饒還有人身自由，雖然日子難過了點，但潘的材料一交，就認定饒犯有反革命罪，還把饒漱石列為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案的首犯來查究。
很多年以後，潘的案子平反了，楊帆（上海公安局局長）的案子平反了，號稱「饒、潘、楊反革命集團」首犯的饒卻沒人給他專門作出複查結論。
在1986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兩卷本的「注釋」第436條中，有以下的陳述：「……在這期間（按：指上海解放後，饒漱石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期間），他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於潘漢年被錯定為『內奸分子』，饒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而被認為犯有反革命罪並被判刑。」有人說這段經過黨中央有關主管部門認可的「注釋」算是事實上給饒漱石的「內奸」問題平反。
但潘的內奸罪名起源於抗戰，加重於私見汪精衛，都和新四軍與饒漱石有密切關係，這時候反而不提了？
潘漢年的情況十分複雜，他的下場與他和各路政治勢力交織在一起大有密切關係，
1925年，潘漢年與博古在無錫有關孫中山追悼儀式上認識，由此兩人結識，這一年潘加入了中共。由於潘不但是書香門第之後，本身學識、口才、文化都不錯，因此在後面幾年曆任《革命軍報》總編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等要職，結識了方方面面尤其是文化戰線的人物。在十里洋場的上海，潘漢年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獲得了「小開」的綽號（上海話大老闆公子）。
412之後，潘的身份沒有暴露，後來繼續留在上海工作，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左翼文化總同盟中共黨組書記，繼續與左翼文人打交道，1930年9月，博古從莫斯科回到上海，被分配到全國總工會任宣傳幹事，同時在《勞動報》任編輯。而此時潘從左翼文藝運動委員會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紅旗日報》任總採訪，和在中宣部任黨刊《真理》編輯的王稼祥住在一起，當時中央宣傳部長是李立三。
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進了中央政治局，分工擔任江蘇省委書記，他對博古說需要一個得力助手幫他主持宣傳工作，博古就推薦了潘漢年。於是，1931年1月底，潘就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直接受王明領導。這一年也是中共臨時中央遭到破壞最嚴重的時刻，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被叛徒出賣，4月27日，長期領導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6月2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外宿時被人認出，遭逮捕後叛變，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無法繼續在上海工作，被迫離開。
9月份，搜捕更趨嚴重，幾乎難以立足，王明也想離開上海，徵得共產國際同意後，準備去莫斯科擔任瞿秋白離任回國後一直空缺的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職位。臨走前他作出幾項項安排來保證自己的地位：第一項是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康生、陳雲共六人組成。並確定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三人為常委，博古任總負責人。這裡六個人全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人物，而博古、張聞天、李竹聲又都是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是在中山大學的政治鬥爭中觀點一致的戰友。由於周恩來不在，他巧妙地排除了三朝元老周。同時這個臨時班子不設總書記，只有常委和總負責人，給自己保留了總書記的位置。
第二項是決定重新加強特科工作，由於長期工作的人員相繼叛變或者犧牲，王明就提出要用全新的人才。博古特別推薦潘漢年，認定他是搞保衛和反間諜的能手，因為從入黨到現在，潘漢年一直周旋在白色恐怖下，但自身毫髮無損，甚至連威脅都沒有，還為其他同志解決了大量的安全困難，這就使得博古對他有一種信任感，動員他搞保衛工作，潘接受了博古的意見，離開宣傳系統，切斷了與左翼文化團體的聯繫，參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王明對此表示接受，並和博古約定潘漢年為雙方的聯絡員——「從1932年1月1日起與共產國際的電訊更換新密碼，絕對不準用於對蘇區的電訊上。如果發生與共產國際的電訊中斷，出現特別情況必須報告時，我們兩人確定一個秘密聯絡員，只有他來莫斯科，說的話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話」。
由於當時白區國民黨特工多如牛毛，派出去面述的人，不能帶信函文件，只能靠腦子記，用口述傳達，所以人選特別重要，既要可靠可信，腦子記憶力特別好，還要機敏善於應付種種環境，能穿插過敵人布下的特務網線。博古認為只有他的好友潘漢年具有這方面的才能，於是兩人商定了聯絡員為潘漢年。
1933年1月，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潘漢年和特科暫留在上海中央分局工作，潘在其中做了不少工作，損失不大、功勞不小。5月，左翼文化人丁玲和潘梓年同時被捕。潘梓年與潘漢年是同鄉，丁玲和潘漢年也有過接觸。為防止意外（潘早幾年與文人接觸特別頻繁），潘漢年撤出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工作。當時中央紅軍在3月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土改「查田」運動亦取得了勝利，邊貿開展得很活躍，根據地正在發展，軍隊和地方都很需要幹部。彭德懷向博古提出要給他配個政治幹部，楊尚昆願意去與彭共事。作為最高負責人的博古表示同意，讓潘漢年接楊尚昆的工作，任中宣部中央蘇區宣傳部長，在中宣部部長張聞天手下工作。
長征開始後，本來潘是要留地方工作的，是博古臨時把潘調回來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同部隊一起轉移，為的就是使潘能留在身邊。
【作者註：長征免不了有人上路，有人留下，大家都知道走的機會大，留下危險，但不可能人人都走。所以誰走誰留成了一個敏感話題，有很多人被留了下來，留下來的只有部分幸運兒躲過了追殺，其他很大一部分都不幸被捕遇難。其中最著名的留下人物是瞿秋白，作為黨內政敵，瞿秋白就被博古留下了，理由是「手無縛雞之力，眼有高度近視；肺疾重而血常咯，熱不止則風難禁」，認為不適合長征。可實際上，比瞿秋白年紀大得多，將近60歲的徐特立都成功轉移了，由此可見權術。毛當初為瞿秋白求過情，但他自己也自身難保，最後還是不了了之。瞿最後在1935年犧牲。】
1935年2月，遵義會議結束後，博古決定交權，讓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來領導，博古要求潘漢年向莫斯科匯報這裡的變動情況，因為只有潘才是王明接受的聯絡員，也只有潘出面說話才能讓王明相信這是博古的真實想法並進而獲得共產國際同意。
周恩來考慮一個人過於危險，讓陳雲同志也去，兩人分開走，不管誰先到莫斯科都要找王明並通過王明向共產國際匯報，但匯報以潘為主，陳補充。」
9月中旬，潘抵達了莫斯科找到了王明。此時王明剛剛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當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候補書記。在公布主席團名單時，他的名字和史達林、季米特洛夫、台爾曼等七人的名字一樣，受到「暴風雨般的掌聲」的歡迎，是他一生權勢的頂峰、王明聽說博古交權表示很遺憾，但對張聞天上台認為可以接受，在他工作之下，10月2日共產國際批准張聞天為中國共產黨臨時負責人——這才使得遵義會議有法統依據。
任命宣布以後，王明決定派潘漢年和張浩（原名林育英，林彪堂兄）兩人分別回國，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七大文件和對張聞天的任命。由於當時不知道中共中央到了哪裡，因此決定張浩走陸路，潘走水路，由於紅軍此時已抵達陝北，所以從蒙古穿陸路的張浩特別順利，只用了一個多月就找到了中央，這時候一問潘還沒到，考慮到潘走水路確實折騰，中央也表示立即，決心等。
其實這時候潘還沒有離開莫斯科，王明更願意相信潘，所以在讓張浩走後又交代了一個特殊任務：在共產國際情報局學習「新編密碼辦法」和「第一套新編密碼」，不但要學會，而且要把密碼本記在腦子裡，不允許有任何紙片輔助。潘在這方面是天才，經過三個月訓練完全背熟。正準備就緒要回國時，王明又找他說：蔣介石派國民黨政府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來商談國共合作抗日問題，王明本人不方便出面談，便請潘漢年和陳雲出面。
【作者註：所謂國共再次合作抗日，不光是毛提過，王明也提過，蔣也提過，當然大家口頭都說合作，怎麼個合作法是有差異的，西安事變只是促成了合作，而不是激發了合作這個思路。】
潘和陳雲商量這件事，陳說你是個「談判高手」，你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去和鄧文儀接觸，全權負責得了。
【作者註：陳雲成功甩鍋，當時國共還是敵對，在沒有中央認可的情況下去商談合作，本身很敏感，陳雲腦子想得多，潘沒有顧慮這層，於1月17日、22日和2月3日，潘漢年同鄧文儀進行了三次談判，確定7月在南京和陳果夫繼續深談】
2月下旬，潘漢年經列寧格勒，準備乘希臘客輪繞道香港回國，本來就是一個多月的事，不料他運氣非常差，希臘政治情況突然變化，船出海兩天後又折回列寧格勒。直到旅遊旺季的4月8日才以旅遊者身份出發乘坐國際列車，取道巴黎從馬賽乘船到達香港，此時已是1936年5月中旬，距商定的7月會見陳果夫時間很近，先回陝北再來南京肯定來不及，於是他在香港給陳果夫發信，並與國民黨中央委員張沖聯繫上，有張沖這張護身符，潘漢年才平安到達南京。可當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得知潘尚未和陝北毛、周見面後，便不肯親自出面，派鐵道部次長曾養甫來和潘漢年談，要潘先回陝北，將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談判條件帶來南京，然後再進行正式談判，並給了潘漢年特別通行證。
【作者註：這是段非常驚險的事，潘掌握著絕密密碼，不先去陝北匯報反而大大咧咧去南京與國民黨會談，萬一對方使詐，輕則他自己完蛋密碼中斷，重則國民黨直接截獲有關密碼，幸虧二陳兄弟還有點義氣，沒對潘動手，但已為懷疑埋下伏筆。】
有了特別通行證後，潘於8月1日乘火車到達西安今天后找到了中共中央，由於他比張浩晚到九個月，沒儘快帶回國際的指示和密電碼，毛澤東對他很不滿意。而潘遲鈍的政治嗅覺又看不出來中共中央實際當家掌權的人不是張聞天，也不是周恩來，而是毛澤東。還言必稱王明，在向張聞天匯報時口口聲聲把與國民黨的合作說成是王明下達的指令，這更令毛澤東十分反感。
在這種情況下，對潘的回來，毛與周恩來都表現得比較冷漠，甚至都沒有接見他，只讓他住到中央黨校宿舍，撥出一窯洞，讓他晝夜不停地把新編密電碼寫出來。
然後中央討論了潘的工作和他匯報的與國黨方面的談判問題，關於合作抗日，都沒什麼問題，關鍵是對潘的評價很差，毛對周說：「潘漢年這個人不知輕重，這麼重要的『密電碼』放在腦子裡九個月，不積極返回陝北中央根據地，把密碼交給機要處後再去辦別的事，卻先去辦『國共和談』，讓我們在這裡急等，耽誤了大事，這樣的人不可信用。」
沒等周發表意見，他又說：「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漢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對王明安排的任務比交『密電碼』給中央還看得重。」
【作者註：這句話就幾乎確定了潘在政治上不可靠，不能重用的前奏。】
博古知道潘的處境很糟糕，一方面努力為潘辯解幾句，一方面又對潘說：「……凡事要提高警惕，謹慎從事，大事小事先報告周恩來，批准後再辦。千萬不要獨自行動，自作主張，否則後果難測，小則不被使用，大則禍從天降。千萬注意別出差錯。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後我們兩人少來往，你不論走到哪裡，不論遇到什麼情況，見到什麼人，寫文章談話等等一概不要談到我。現在已經有人說你是我的人，這對你今後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頭，這件事的確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作者註：這談話雖然給潘提了醒，但也使潘失掉了政治上最信賴他的領導，當然博古自身難保，這麼做無可厚非】
總算潘在上海經營特科時保護了一大批人，再加上特科時周對他還有一點香火情，因此潘後來派出去與國民黨談判統一戰線的事，取得了成績，後來被派駐上海搞情報工作，身份是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他利用當年與文化界的香火情，將一大批文化戰線的知識分子在上海淪陷前後送到了香港，到1938年9月回到延安出任中社部副部長，排名在李克農之後。
在延安的安穩日子沒幾天，潘又被派出去搞情報，最初的重點是香港，後來到了淮南，主要就是在華中局領導下負責對日、對汪事務，實際上，汪精衛政權負責特務工作的人員是李士群，他自己也是特科出身，他怎麼可能不懂潘漢年的手法與節奏呢？說起來兩人都是知根知底的關係，所謂搞情報，除了瞞著日本人之外，無非是互相交換——潘提供重慶的情報，李提供日方的情報。
在此期間，李還讓他去見了一面汪精衛，很多歷史書是「脅迫」，其實這完全誤解了潘和李之間的關係——潘不願意見，李還能拿著繩子捆著他去見麼？見汪固然是對方主動提出，但潘自己也有想法：他也想搞個大情報或者大新聞好對上面交代。因此從當初來看，新四軍和汪的部隊之間很多時候是有默契的，雙方甚至還有軍火、鴉片、大宗物資等貿易往來，1943年在瓜島戰役之後，汪應該也能看出日本差不多了，無非他沒有其他路可以走，只能一條道走到黑，與延安聯絡一下備條後路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一方想見，一方也敢見，那就有了這次會面。
會見汪精衛這樣的大事，事先沒請示，已屬「膽大妄為」。按理，潘漢年一回到淮南新四軍根據地，就應該立即向新四軍政委兼華中局書記饒漱石匯報，甚至應該同時以書面的方式向延安詳做說明。但潘回到淮南後，並沒有向上級提及此事。不但當時沒有匯報，此後也一直對此事三緘其口，甚至到1945年七大時，毛單獨見了潘一面，還調侃似地說起他的「小開」綽號，在那個比較融洽的時候都沒有說，那他就永遠失去了說的時候。
直到1955年4月初在北京開會期間，整個會場都是在批判高饒聯盟和其他，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潘才向上海市委書記陳毅匯報了1943年春夏間在南京汪公館與汪精衛見面一事，並遞交了書面說明和檢討。陳毅大吃一驚，第二天急忙匯報，並送上潘漢年的書面材料。毛翻看完潘漢年寫的材料，立即在材料上批示：「此人從此不可信用。」午飯後，毛澤東又提筆寫了手諭：「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
這裡僅僅是查潘的問題麼？表面上看起來確實如此，因為潘有多次可以匯報的機會不匯報，臨到最後實在挨不過去了才匯報當然有問題，可這個問題就能被打成內奸麼？當然也不夠格，真正的原因是潘在進入新四軍、華中局系統後一直在饒手下工作，當時正在肅清高饒同盟流毒，任何對於這件事有利的武器都要拿出來使用，所以潘不幸撞槍口上。更傻的是，他不向周恩來匯報偏偏向陳毅匯報——他以為自己和陳毅在新四軍時關係還不錯，陳會幫他一把，可他這個政治觀念淡薄的人怎麼能想到陳對當年排擠、批鬥他的饒是何等憎恨，這種機會豈能錯過？
當初鄧小平主持通過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中對饒漱石的組織處理原本是撤銷一切職務，但保留黨籍，後經過討論，改為同高崗一樣「永遠開除黨籍」。到這時候，饒還有人身自由，雖然日子難過了點，但潘的材料一交，就認定饒犯有反革命罪，還把饒漱石列為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案的首犯來查究。
很多年以後，潘的案子平反了，楊帆（上海公安局局長）的案子平反了，號稱「饒、潘、楊反革命集團」首犯的饒卻沒人給他專門作出複查結論。
在1986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兩卷本的「注釋」第436條中，有以下的陳述：「……在這期間（按：指上海解放後，饒漱石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期間），他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於潘漢年被錯定為『內奸分子』，饒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而被認為犯有反革命罪並被判刑。」有人說這段經過黨中央有關主管部門認可的「注釋」算是事實上給饒漱石的「內奸」問題平反。
但潘的內奸罪名起源於抗戰，加重於私見汪精衛，都和新四軍與饒漱石有密切關係，這時候反而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