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節 敵與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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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的這番言論,很快便被概括為兩個凡是——凡是史達林同志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莫斯科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這句話理論上一聽就是錯的,不過卻不能顯而易見地說出來,當然王明本人不承認這個凡是,他頂多承認一個凡是——凡是有利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局的,我們都要堅決維護!

  所謂大局,當然包括侵犯中國甚至中共利益滿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需要,這就更有欺騙性和迷惑性——不是要講大局和整體麼?黨怎麼能斤斤計較呢?所以雖然王明路線還沒有被批判,但在人群中已被日益孤立了,不但本土派、中間派都不贊同這個策略,甚至連國際派都反對王明的提法。張聞天這個理論家用理論證明了史達林同志和莫斯科並不代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正確性,但他不能觸及這樣一個雷區——損害中國利益滿足國際共產主義好麼?

  這個話題他覺得很難回答,既不能理所當然地說是,又不能斬釘截鐵地說不行。因為這件事已有了多個先河:

  第一,中東路事件喊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奉系,招來民眾一片抗議,要不是張少帥太不能打以及後來西安事變這檔子事,這是大家繞不過去的;

  第二,蒙古獨立,說軍閥控制中國還是讓蒙古獨立為好,但如果以後中國共產黨拿了天下,蒙古是獨立還是回歸呢?蘇聯從不正面回答,只說要尊重民族自決權;

  第三,承認滿洲國並與日本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互不侵犯還可以理解,承認滿洲國換取日本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遭到很多人的抗議,中共最開始說的是權宜之計,是鬥爭策略,可事態如此發展,還稱得上是權宜之計麼?如果是權宜之計,那又要承認多久呢?不會最後也來個承認民族自決權吧?

  所以王明的問題非解決不可,但如何解決卻不是一時三刻能完成的,毛考慮再三,決定加強整風的力度,用王明的話作為衡量標準,用於折射出其他的問題。

  就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印度戰場的局勢還在繼續惡化,在日本海陸並進、德國海軍陸戰旅的配合下,英國本土軍隊連續受創,求援的消息從新德里發到了倫敦,又從倫敦發到了華盛頓,華盛頓再次催促重慶政府出兵,但馬歇爾匯報的語氣卻讓羅斯福大吃一驚。

  「蔣只對我們的物資感興趣,他和他手下的高級將領對保衛印度沒什麼熱情,史迪威將軍表示這1個多月只有不到4000人通過飛機抵達印度,除極少數軍官,其他明顯都是沒接受過任何訓練的普通人,身體素質也不盡人意,他只能費力地加以培養。據情報員在重慶觀察到的消息,他們更摩拳擦掌地期待與共產黨開戰,理由是共產黨在新疆出賣中國利益,與蘇聯勾結。」馬歇爾苦笑道,「就算是這些軍官,也是蔣政權中被排擠出來、不得志的少數派。我現在非常擔心這些美援物資不是被他用於打擊日本人,反而會成為他打內戰的底氣。」

  「他瘋了麼?」羅斯福怒道。

  「他沒瘋,相反他很冷靜。由於前期俄國人在中國西北搶劫的行為,大大刺痛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感情,那些對蔣不滿的民主派人士現在對史達林更加不滿,重慶方面握有很大的輿論和軍事優勢,他想利用這個有利局面消滅共產黨,用他的話說,叫攘外必先安內!日軍力量的退出又為兩者間的爭鬥創造了條件——原本兩派並不接觸的地方因日軍撤退而變成了雙方互相爭奪的地盤,小摩擦越來越劇烈,共產黨方面通過重慶聯絡員向我們投訴,但這沒什麼用……」

  這些話還好,赫爾講的關於重慶和日本之間的軍隊、地盤買賣更是引發了全場詫異——「日本陸續退出好幾個省,除交通要道和重大城市外,很多縣城都賣給了蔣政權——我們看到的所謂收復失地其實就是不斷賄賂日軍退出的過程,真正通過戰鬥奪取微乎其微。」赫爾聳聳肩,「與其說日軍是被中國人逐出的,不如說他們主動撤退——收縮了戰線,提高了軍隊機動能力,增強了反應速度。」

  「這真是奇怪的戰爭,到底誰是中國的敵人,誰是中國的朋友?」

  「中國?總統閣下,您不如問,誰是蔣的敵人和朋友,誰是毛的敵人和朋友,或許再加一個,誰是汪的敵人和朋友?」赫爾兩手一攤,「中國人自己都稀里糊塗,我們又怎麼看得清呢?」

  「這樣不行,必須保衛印度,如果讓日本和德國在印度洋一線打通會師,我們將面臨非常困難的局面。」羅斯福的決策當然是毫無問題的,但現在英國人沒有艦隊可以運送力量到印度,而重慶又不肯派兵,光靠在印度的盟軍力量又不足以抵擋日本犀利的攻勢,雖然日本目前只占領了錫蘭,但誰都知道錫蘭才是印度的橋頭堡,印度面臨大規模進攻的時間很接近了。

  最後,羅斯福口氣嚴厲地對赫爾說:「加大對蔣的敲打力度,如果不願意幫助盟友保護印度,我們就只能遺憾地將各類物資留給願意保護印度的人。他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一旦日本控制印度,中國會失去所有接受外援的通道。就算我們願意支持他打共產黨,他也不要指望來自美國的一槍一彈。」

  赫爾連忙反問:「您支持他打共產黨?」

  「共產黨和史達林鬧得有些不太像話,適當敲打一下也應該,但要控制節奏和場合。」羅斯福狡黠地笑道,「等打得差不多我們再出面調解,反正既不能讓蔣消滅共產黨,也不能隨便讓俄國人把手伸到中國去。如果遭遇挫折的共產黨表現出馴服和聽話,願意和蘇聯方面斷絕聯繫並向我們靠攏,我也不介意扶持他們一把。」

  所有人都嚇壞了:總統居然說要扶持另一個國家的共產黨,這是認真的嗎?

  羅斯福把頭轉向赫爾:「您也看過《戴維斯報告》吧?」

  戴維斯是駐華使館成員,在重慶期間多次與中共代表周、董進行接觸,前兩天向白宮呈上了一份長達10頁紙的報告,詳盡分析了兩黨間存在的分歧與鬥爭,以及美國捲入這一鬥爭的危險性,最後他在報告中提出與中共方面直接進行接觸的大膽建議,並主張向中共控制區派駐觀察員。

  「我希望觀察員能傳遞這樣一個信號:我們支持一切與日本進行鬥爭的中國政黨,支持一切願意讓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富裕的政黨,這不僅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只有中國人富了才能購買更多的美國產品。對中共,我們不因為他是共產黨而表示懷疑,只因為他與蘇聯走得過近、成為俄國代理人才表示懷疑,蔣政權當初也是在蘇聯扶持下建立起來的,只有當他們願意走獨立路線時,我們才給予了謹慎支持。」

  羅斯福道:「我的最終目標是推動在中國設立聯合政府,美國應充分發揮仲裁者的角色,既不能讓共產黨走極端,又不能讓蔣脫離我們的掌控,一個有所制約的政府才是好政府。我們要抓住史達林解散共產國際這種機會,用民族感情、用現實利益去感召他們,俄國人總號召『武裝保衛蘇聯』,我不用他們保衛美國,只要他們不反對我們就行。我們可以和史達林聯合起來,為什麼不能和這些共產黨聯合起來?難道他們比俄國人還可怕?比希特勒還可怕?」

  眾人點點頭,總統這話很有一點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勁頭。

  「拍電報給史迪威,總統特使近期將準備出訪重慶,主要協調三方面內容:第一,安排觀察員去延安;第二,要求蔣必須抽調2個精銳軍去印度,如果他能做到這些,我們暗示對他後續動作表示支持;第三……」羅斯福沉吟許久,緩緩說道,「如果蔣頑固地拒絕了我們的意見,希望他能推薦一個蔣政權內部有影響力的頭面人物,我們也可以考慮……」

  後面還有半句話沒說出來,但大家都懂——換人!

  於是,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後不久,延安收到了令人振奮的消息:美國人將要派駐觀察員來延安,據說還要加大對延安的直接援助。甚至關於延安從日本引進裝備這件事美國人也知道了,表示特殊時期可以理解,但中共必須保證不能和日本勾結起來,這當然是毫無疑問的。

  不過羅斯福的希望註定要泡湯,不到2星期,目睹印度戰局惡化的重慶當局拒絕出兵請求,蔣介石在張群的建議下,同意美國與延安接觸,並表示既然中共一再說自己缺少物資和裝備,也有強烈的抗日願望,可以考慮由中共派遣3-5個師去印度,由美國進行武裝——這是將最大的讓步,原因是羅斯福默許他對延安動手。

  所以蔣的算盤打得很精明:先把共產黨的部隊調走一批,然後再開戰就有把握了。

  7月26日,重慶的史迪威正式見到了周恩來,並把美國希望中共出兵援助印度的消息正式通報給了對方,現在延安面臨是不是接手的考驗了,毛看完電報後只說了一句話:「把小林光秀同志請來,順便再把印度戰局的情況搜集完整,我要來請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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