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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蘭生也不大知道百年後的電影史會如何書寫他這種人——最早的獨立電影人。
是熱血？還是莽撞？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其實最早，謝蘭生就只是想拍他喜歡的內容而已，和寫小說一樣，製片廠要論資排輩，「破窗而入」的學長們與原先那批老導演們一起壟斷電影廠標，加上審查無比嚴格，他等不了了。然而，仔細想想，不拿指標，跳出限制，總有人要做這件事，去挑戰現今的標準，去推進現狀的改革，最終達到一個平衡。
縱觀世界，各個國家都經歷過這樣一段特殊時期，即，審查制度與從業者的對立及相互妥協。制度的每次改變都需要天時地利人和，謝蘭生曾看過一本以好萊塢為例探討電影審查的書籍，說，1915年《一個國家的誕生》讓資本看到巨大利潤，不再滿足於在寬鬆的幾個州單獨上映，於是要求徹改審查制度，而「海斯辦公室」這樣的電影人行業協會則開始承擔「自我審查」「自我管理」的工作，同時也承擔了與各政府解釋溝通的工作，越來越有話語權。後來，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壟斷，舊好萊塢土崩瓦解，新體制的核心不再是製片，而是發行，漸漸地，因為發行公司可對不同內容區別發行，有的公映，有的播放，有的制碟，政府變得沒有必要對製片口嚴格控制，於是，終於，1968年，電影分級正式取代電影審查這個制度，由委員會監督實施。當然，1953年《奇蹟》勝訴也是一座里程碑，雖然那時導演訴訟只是為了收回成本。
謝蘭生也一直認為現有標準會變寬鬆，卻不知道會在何時，因為何事，也許不會只是一次改變，而是很多次改變。
其實，平心而論，謝蘭生並不是審查制度的反抗者，相反，他總覺得，外部政治十分複雜，電影局也無可厚非。各方都有各自立場，有人認為「公民是否需要指導」只應該以年齡劃分、只要具有政治權利就應當能自主選擇並自己負責，而非「有人終生是老師，有人終生是學生」，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18歲」只是一個數字，公民就是需要指導，甚至是畢生的指導，兩個觀點都挺正常，而誰對誰錯誰是誰非或平衡點究竟在哪，也許只有歷史能給答案。也是出於這些原因，他並不厭惡電影局，也不厭惡製片廠。他甚至都可以理解「霸占廠標」的老導演，還有那些擠壓後輩的老學長們——各自為利罷了。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現在有些太嚴苛了，幾乎不能真正觸及目前存在著的問題。創作空間會更寬闊，可這需要有人站出來，去衝擊，去博弈，一點一點地向前走，看看結果，試探邊界。或者說，有些東西在現階段是有苦衷或沒辦法的，但創作自由是「正確的」，無法反駁的，因此需要有人爭取，以期達到一個平衡，雖然，這也許要用幾十年，甚至更久，久到世界翻天覆地。
對於文藝而言，批判永遠最有力量，永遠大於讚揚、褒獎。它讓人類改變、向前，而非安於現狀。總有一天，人們會在大熒幕上看到這一類影片的，也一定會讚嘆那些鎂光燈前的導演們，可謝蘭生也真的希望，到那時，人們可以看看他，看看孫鳳毛，看看他們這一代的獨立影人也許早已遠去了的單薄背影。
…………
謝蘭生在收到拷貝的當晚就跑去郵局，把它發往都靈電影節的選片委員會。他不認識要去義大利的人，也辦不來義大利的簽證。
事實上，11月29號就開幕的都靈電影節報名工作一個月前就截止了。謝蘭生也報了名字，但來不及郵寄拷貝，一度打算退出來的，可是祁勇上部電影的導演正正好好是選片委員會的成員，給謝蘭生寬限了下，讓他可以延期寄送。
祁勇他們的意思是，都靈電影節主旨是扶持青年、鼓勵新人，謝蘭生去比較合適。它只接受電影導演的前三部長片作品，而在過去許多年裡，有眾多知名電影人都曾經在這裡起步。如果蘭生錯過都靈，他能參加的對新人比較友好的電影節就只剩下荷蘭的鹿特丹了，西班牙的聖塞巴斯蒂安都比較勉強。對於他們給的原因謝蘭生也覺得有理，就拜託人申請延交了。
因為只有一份拷貝，謝蘭生又神經質般日夜不安輾轉反側，生怕再次出現問題他又必須重新沖印。他焦慮著，直到11月8號，他接到了來自都靈電影節官方的電話。
「謝導，」電話那邊一個男人用蹩腳的英文說，「我是都靈國際電影節的主席Matteo De Sciglio。」
「您好，我是謝蘭生。」謝蘭生動都不敢動，專心地聽。他想像過這通電話可仍然是渾身僵硬。
「Good，Good。」對方繼續說，「謝導，我們希望邀請您的電影《生根》到都靈來參加主競賽單元，您願意嗎？」
「願意願意，當然願意！」謝蘭生連說三個「願意」。他雖然在沒有人時偷偷想過這個可能，但當入圍變成現實他卻感到難以置信。
他本以為他要參加七八九個電影節才能夠擁有一個面對購買者的機會來著。
「好。」大概見了太多謝蘭生這種初出茅廬的青年導演了，Matteo De Sciglio語氣溫和，「那我們會寄出正式的邀請函，請帶著來。另外，請在入圍名單公布之前對電話的內容保密。」
「好的，我一定會嚴格保密。謝謝，辛苦您了。現在拿著邀請函去辦理簽證來得及嗎？」
是熱血？還是莽撞？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其實最早，謝蘭生就只是想拍他喜歡的內容而已，和寫小說一樣，製片廠要論資排輩，「破窗而入」的學長們與原先那批老導演們一起壟斷電影廠標，加上審查無比嚴格，他等不了了。然而，仔細想想，不拿指標，跳出限制，總有人要做這件事，去挑戰現今的標準，去推進現狀的改革，最終達到一個平衡。
縱觀世界，各個國家都經歷過這樣一段特殊時期，即，審查制度與從業者的對立及相互妥協。制度的每次改變都需要天時地利人和，謝蘭生曾看過一本以好萊塢為例探討電影審查的書籍，說，1915年《一個國家的誕生》讓資本看到巨大利潤，不再滿足於在寬鬆的幾個州單獨上映，於是要求徹改審查制度，而「海斯辦公室」這樣的電影人行業協會則開始承擔「自我審查」「自我管理」的工作，同時也承擔了與各政府解釋溝通的工作，越來越有話語權。後來，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壟斷，舊好萊塢土崩瓦解，新體制的核心不再是製片，而是發行，漸漸地，因為發行公司可對不同內容區別發行，有的公映，有的播放，有的制碟，政府變得沒有必要對製片口嚴格控制，於是，終於，1968年，電影分級正式取代電影審查這個制度，由委員會監督實施。當然，1953年《奇蹟》勝訴也是一座里程碑，雖然那時導演訴訟只是為了收回成本。
謝蘭生也一直認為現有標準會變寬鬆，卻不知道會在何時，因為何事，也許不會只是一次改變，而是很多次改變。
其實，平心而論，謝蘭生並不是審查制度的反抗者，相反，他總覺得，外部政治十分複雜，電影局也無可厚非。各方都有各自立場，有人認為「公民是否需要指導」只應該以年齡劃分、只要具有政治權利就應當能自主選擇並自己負責，而非「有人終生是老師，有人終生是學生」，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18歲」只是一個數字，公民就是需要指導，甚至是畢生的指導，兩個觀點都挺正常，而誰對誰錯誰是誰非或平衡點究竟在哪，也許只有歷史能給答案。也是出於這些原因，他並不厭惡電影局，也不厭惡製片廠。他甚至都可以理解「霸占廠標」的老導演，還有那些擠壓後輩的老學長們——各自為利罷了。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現在有些太嚴苛了，幾乎不能真正觸及目前存在著的問題。創作空間會更寬闊，可這需要有人站出來，去衝擊，去博弈，一點一點地向前走，看看結果，試探邊界。或者說，有些東西在現階段是有苦衷或沒辦法的，但創作自由是「正確的」，無法反駁的，因此需要有人爭取，以期達到一個平衡，雖然，這也許要用幾十年，甚至更久，久到世界翻天覆地。
對於文藝而言，批判永遠最有力量，永遠大於讚揚、褒獎。它讓人類改變、向前，而非安於現狀。總有一天，人們會在大熒幕上看到這一類影片的，也一定會讚嘆那些鎂光燈前的導演們，可謝蘭生也真的希望，到那時，人們可以看看他，看看孫鳳毛，看看他們這一代的獨立影人也許早已遠去了的單薄背影。
…………
謝蘭生在收到拷貝的當晚就跑去郵局，把它發往都靈電影節的選片委員會。他不認識要去義大利的人，也辦不來義大利的簽證。
事實上，11月29號就開幕的都靈電影節報名工作一個月前就截止了。謝蘭生也報了名字，但來不及郵寄拷貝，一度打算退出來的，可是祁勇上部電影的導演正正好好是選片委員會的成員，給謝蘭生寬限了下，讓他可以延期寄送。
祁勇他們的意思是，都靈電影節主旨是扶持青年、鼓勵新人，謝蘭生去比較合適。它只接受電影導演的前三部長片作品，而在過去許多年裡，有眾多知名電影人都曾經在這裡起步。如果蘭生錯過都靈，他能參加的對新人比較友好的電影節就只剩下荷蘭的鹿特丹了，西班牙的聖塞巴斯蒂安都比較勉強。對於他們給的原因謝蘭生也覺得有理，就拜託人申請延交了。
因為只有一份拷貝，謝蘭生又神經質般日夜不安輾轉反側，生怕再次出現問題他又必須重新沖印。他焦慮著，直到11月8號，他接到了來自都靈電影節官方的電話。
「謝導，」電話那邊一個男人用蹩腳的英文說，「我是都靈國際電影節的主席Matteo De Sciglio。」
「您好，我是謝蘭生。」謝蘭生動都不敢動，專心地聽。他想像過這通電話可仍然是渾身僵硬。
「Good，Good。」對方繼續說，「謝導，我們希望邀請您的電影《生根》到都靈來參加主競賽單元，您願意嗎？」
「願意願意，當然願意！」謝蘭生連說三個「願意」。他雖然在沒有人時偷偷想過這個可能，但當入圍變成現實他卻感到難以置信。
他本以為他要參加七八九個電影節才能夠擁有一個面對購買者的機會來著。
「好。」大概見了太多謝蘭生這種初出茅廬的青年導演了，Matteo De Sciglio語氣溫和，「那我們會寄出正式的邀請函，請帶著來。另外，請在入圍名單公布之前對電話的內容保密。」
「好的，我一定會嚴格保密。謝謝，辛苦您了。現在拿著邀請函去辦理簽證來得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