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節：滿洲事變（1）
剛才說到滿洲事變在謀略上、在心理上、在內部思想統一上都已經做好了準備，那為什麼選擇9月18日而不是10月18或者更早或更晚的時間呢？這裡有兩個誘因：
其一是中國內部的政治危機。蔣政權在昭和5年擊敗地方實力派後並未完全消滅對手，而是將削弱了對手納入自己的陣營，雖然快速解決了問題，但卻給後續政治、經濟、軍事埋下隱患，和日本全軍一統的體系明顯不同，中國內部總有嫡系部隊、雜牌軍的說法，雜牌軍哪裡來？就是這些被他吸納進本方陣營的軍隊。
蔣介石本人當然無時無刻不在推動消滅這些雜牌軍，採用了很多辦法：分化、瓦解、收編乃至借外人的手消滅，固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為雜牌軍太多、嫡系部隊太少，持續了十幾年都消滅不了，且這種手法會讓所有人都身懷戒心，不肯全力付出。
就以消滅為由，我可以舉例說明，昭和4年末到5年中，不過半年時間，蔣介石便勒令雜牌軍對湖南、江西布爾什維克政權發動兩次大規模清剿活動【編者註：即1930年11月-1931年5月第一次、第二次反圍剿】，連續失敗。蔣除了生氣之外並不心痛，因為這些都是他本來就打算要消滅的雜牌軍，根本不放在心上。
執行這兩次清剿後，蔣介石認為對內部威壓已具備條件，便在當年5月召開國民會議，通過中華民國約法草案，引起國民黨內其他實力派嚴重不滿，為壓制這種不滿，他在南京湯山軟禁黨內元老、重量級人物胡漢民，這立即引起恐慌，胡派、汪（精衛）派、桂系（李宗仁派）、孫科（編者註：孫中山之子，傳統派）等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彷照孫中山護法戰爭時做法，在廣州另立政府，稱廣州國民政府，以汪精衛為主席。
【編者註：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內謀求合作，最終粵、寧兩派息爭，於12月22日在南京再召開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廣州政府取消，由林森為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
5月底，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秘密出訪帝國，三次會見外相幣原喜重郎，表示願以東北權益換取日本軍火，但未得到響應，陳友仁在日期間還會見蘇聯駐日大使尋求支持，也被拒絕。
至於為什麼拒絕很好理解，大家都不認為廣州派能成事，廣州派手裡沒有基幹軍隊，有的軍隊都是懼怕蔣介石吞併的雜牌軍，只要蔣介石稍微施加軍事或政治或經濟壓力，這些軍隊就很容易反水。
在內部危機時刻，蔣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內的30萬軍隊執行清剿【編者註：1931年7月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這次清剿有勝有敗，如果蔣介石內部不遭遇那麼多反抗，這次行動成果也許會更大，但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並在天津設立「北方軍事政務委員會」，任命閻錫山、馮玉祥、韓復榘、鄒魯等人為委員，統一北方反蔣武裝，其實就是地方實力派，蔣介石迅速調兵「討逆」並親自從南京往南昌督戰，清剿自然也只能暫停。至此，國民政府主要軍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這就使石原莞爾認為，如果我們在滿洲執行行動，有很大概率不會遭遇來自南京政權的反對，關東軍只要關注張學良的兵力即可——這是他相當高明的判斷，事態發展完全沒有超過預期。
之所以擔心南京政權反對，倒不是說帝國陸軍打不過中國軍隊，而是關東軍擔心扛不住巨大壓力，南京政權再怎麼弱小也是一個主權國家。如果引發事態擴大化，不僅國際要干涉，國內也會施加壓力，這不是只有區區大佐的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可以承受的。就算能抗住，到時候主要功勞也是上面的，他們兩人如何甘心？——這句話不是我編排石原元帥，是他主動和我說的，都過去這麼多年，早已塵歸塵、土歸土，我沒必要撒謊。
其二，滿洲地方衝突。
當年7月，中國和朝鮮農民因為吉林萬寶山附近的土地歸屬、流轉、種植等因素產生摩擦，滿洲地方當局驅逐朝鮮農民出境，而帝國駐新京【編者註：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雙方發生械鬥，中國人多、朝鮮人少，所以肯定是吃虧了，吃虧後領事與警察介入，打死了不少中國農民——這不是蓄意謀殺，但採取對策我認為是不妥當的。非要說中國人完全無辜純是我方挑釁，也不盡然。因為這批朝鮮人耕種的田地是從中國商人這裡租借而來，即便違規，也是善意第三人——按道理中國當局應先解決內部問題，給予朝鮮農民合理賠償然後再清退，問題商人與官府有勾結，矛頭指向了第三人。那時候關東軍正在謀求滿矇事件解決，自然要抓住一切機會做文章，風潮越鬧越大，形成了所謂的萬寶山事件，關東軍藉機增兵滿洲。
第二件是該年6月參謀本部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長杉延太郎等人在興安嶺索倫一帶作軍事調查，被中國軍人發現並扣留，然後中村等4人被處決。
【編者註：在證據確鑿情況下，為了防止上層把人員再交還日方，東北軍團長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中村震太郎】。
這件事站在不同立場上有不同理解，中國方面堅持認為中村等人在刺探他們的軍事情報，所以扣押乃至處決是有道理的——間諜罪嘛。站在帝國的立場，他們去那一段偵查主要是為了應對蘇聯，張學良部隊那點情報根本不值得我們去刺探——只要想要，有的是人乖乖送上，說句不客氣的話，關東軍對張學良所部的了解要超過他對自己手下的了解，哪些地方有兵及實際員額、哪些地方的工事防禦程度，哪些將領的性格愛好和社會關係我們都一清二楚，他的部隊對我們來說基本是透明的，犯得著這麼費力麼？但這句話當時當然不能說。當然，實際上中村也順帶調查了中國軍的情況，但我們認為這一點不重要。
他們處決中村後留下的馬腳是個很大問題，按理說既然按照間諜罪處置，身上值錢的東西——包括手錶、望遠鏡、錢包等都應該封存起來，但恰恰因為中村失蹤，我方在展開後續調查時發現了中村的手錶——一塊「三道梁 」牌手錶，當時就認為是張學良部士兵因謀財害命而殺死中村。
我後來在中國潛伏，與中國人接觸多了使我能更深刻地理解這件事：張學良部扣押我方人員後，常理來說不敢殺，但中村大尉肯定有過反抗、辱罵甚至還有其他過激行為，這就使他最後被殺——完全是激憤殺人。至於東西，應該是殺人之後順便擄走或者私自截留了，張學良部最根本的基因是土匪，這種事得心應手。【譯者註：這是污衊之詞，請注意批判鑑別】
面對我方施壓，張學良肯定不能把當事人交出來，一交出來，他在軍隊中的威望就完蛋了。我方同樣不能善罷甘休，死了一個大尉如果沒說法，那軍隊上下就要沸反盈天了。這不是普通人，是參謀本部的大尉，昭和參謀眼高於頂，外派執行任務死一個還了得？
於是，中村事件、萬寶山事件成為我方準備發動事變、施加壓力的直接原因，張學良固然不肯交出或懲辦當事人，但也不敢和我們強硬對抗。
【譯者註：儘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仍於1931年9月6日致電（魚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其一是中國內部的政治危機。蔣政權在昭和5年擊敗地方實力派後並未完全消滅對手，而是將削弱了對手納入自己的陣營，雖然快速解決了問題，但卻給後續政治、經濟、軍事埋下隱患，和日本全軍一統的體系明顯不同，中國內部總有嫡系部隊、雜牌軍的說法，雜牌軍哪裡來？就是這些被他吸納進本方陣營的軍隊。
蔣介石本人當然無時無刻不在推動消滅這些雜牌軍，採用了很多辦法：分化、瓦解、收編乃至借外人的手消滅，固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為雜牌軍太多、嫡系部隊太少，持續了十幾年都消滅不了，且這種手法會讓所有人都身懷戒心，不肯全力付出。
就以消滅為由，我可以舉例說明，昭和4年末到5年中，不過半年時間，蔣介石便勒令雜牌軍對湖南、江西布爾什維克政權發動兩次大規模清剿活動【編者註：即1930年11月-1931年5月第一次、第二次反圍剿】，連續失敗。蔣除了生氣之外並不心痛，因為這些都是他本來就打算要消滅的雜牌軍，根本不放在心上。
執行這兩次清剿後，蔣介石認為對內部威壓已具備條件，便在當年5月召開國民會議，通過中華民國約法草案，引起國民黨內其他實力派嚴重不滿，為壓制這種不滿，他在南京湯山軟禁黨內元老、重量級人物胡漢民，這立即引起恐慌，胡派、汪（精衛）派、桂系（李宗仁派）、孫科（編者註：孫中山之子，傳統派）等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彷照孫中山護法戰爭時做法，在廣州另立政府，稱廣州國民政府，以汪精衛為主席。
【編者註：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內謀求合作，最終粵、寧兩派息爭，於12月22日在南京再召開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廣州政府取消，由林森為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
5月底，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秘密出訪帝國，三次會見外相幣原喜重郎，表示願以東北權益換取日本軍火，但未得到響應，陳友仁在日期間還會見蘇聯駐日大使尋求支持，也被拒絕。
至於為什麼拒絕很好理解，大家都不認為廣州派能成事，廣州派手裡沒有基幹軍隊，有的軍隊都是懼怕蔣介石吞併的雜牌軍，只要蔣介石稍微施加軍事或政治或經濟壓力，這些軍隊就很容易反水。
在內部危機時刻，蔣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內的30萬軍隊執行清剿【編者註：1931年7月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這次清剿有勝有敗，如果蔣介石內部不遭遇那麼多反抗，這次行動成果也許會更大，但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並在天津設立「北方軍事政務委員會」，任命閻錫山、馮玉祥、韓復榘、鄒魯等人為委員，統一北方反蔣武裝，其實就是地方實力派，蔣介石迅速調兵「討逆」並親自從南京往南昌督戰，清剿自然也只能暫停。至此，國民政府主要軍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這就使石原莞爾認為，如果我們在滿洲執行行動，有很大概率不會遭遇來自南京政權的反對，關東軍只要關注張學良的兵力即可——這是他相當高明的判斷，事態發展完全沒有超過預期。
之所以擔心南京政權反對，倒不是說帝國陸軍打不過中國軍隊，而是關東軍擔心扛不住巨大壓力，南京政權再怎麼弱小也是一個主權國家。如果引發事態擴大化，不僅國際要干涉，國內也會施加壓力，這不是只有區區大佐的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可以承受的。就算能抗住，到時候主要功勞也是上面的，他們兩人如何甘心？——這句話不是我編排石原元帥，是他主動和我說的，都過去這麼多年，早已塵歸塵、土歸土，我沒必要撒謊。
其二，滿洲地方衝突。
當年7月，中國和朝鮮農民因為吉林萬寶山附近的土地歸屬、流轉、種植等因素產生摩擦，滿洲地方當局驅逐朝鮮農民出境，而帝國駐新京【編者註：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雙方發生械鬥，中國人多、朝鮮人少，所以肯定是吃虧了，吃虧後領事與警察介入，打死了不少中國農民——這不是蓄意謀殺，但採取對策我認為是不妥當的。非要說中國人完全無辜純是我方挑釁，也不盡然。因為這批朝鮮人耕種的田地是從中國商人這裡租借而來，即便違規，也是善意第三人——按道理中國當局應先解決內部問題，給予朝鮮農民合理賠償然後再清退，問題商人與官府有勾結，矛頭指向了第三人。那時候關東軍正在謀求滿矇事件解決，自然要抓住一切機會做文章，風潮越鬧越大，形成了所謂的萬寶山事件，關東軍藉機增兵滿洲。
第二件是該年6月參謀本部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長杉延太郎等人在興安嶺索倫一帶作軍事調查，被中國軍人發現並扣留，然後中村等4人被處決。
【編者註：在證據確鑿情況下，為了防止上層把人員再交還日方，東北軍團長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中村震太郎】。
這件事站在不同立場上有不同理解，中國方面堅持認為中村等人在刺探他們的軍事情報，所以扣押乃至處決是有道理的——間諜罪嘛。站在帝國的立場，他們去那一段偵查主要是為了應對蘇聯，張學良部隊那點情報根本不值得我們去刺探——只要想要，有的是人乖乖送上，說句不客氣的話，關東軍對張學良所部的了解要超過他對自己手下的了解，哪些地方有兵及實際員額、哪些地方的工事防禦程度，哪些將領的性格愛好和社會關係我們都一清二楚，他的部隊對我們來說基本是透明的，犯得著這麼費力麼？但這句話當時當然不能說。當然，實際上中村也順帶調查了中國軍的情況，但我們認為這一點不重要。
他們處決中村後留下的馬腳是個很大問題，按理說既然按照間諜罪處置，身上值錢的東西——包括手錶、望遠鏡、錢包等都應該封存起來，但恰恰因為中村失蹤，我方在展開後續調查時發現了中村的手錶——一塊「三道梁 」牌手錶，當時就認為是張學良部士兵因謀財害命而殺死中村。
我後來在中國潛伏，與中國人接觸多了使我能更深刻地理解這件事：張學良部扣押我方人員後，常理來說不敢殺，但中村大尉肯定有過反抗、辱罵甚至還有其他過激行為，這就使他最後被殺——完全是激憤殺人。至於東西，應該是殺人之後順便擄走或者私自截留了，張學良部最根本的基因是土匪，這種事得心應手。【譯者註：這是污衊之詞，請注意批判鑑別】
面對我方施壓，張學良肯定不能把當事人交出來，一交出來，他在軍隊中的威望就完蛋了。我方同樣不能善罷甘休，死了一個大尉如果沒說法，那軍隊上下就要沸反盈天了。這不是普通人，是參謀本部的大尉，昭和參謀眼高於頂，外派執行任務死一個還了得？
於是，中村事件、萬寶山事件成為我方準備發動事變、施加壓力的直接原因，張學良固然不肯交出或懲辦當事人，但也不敢和我們強硬對抗。
【譯者註：儘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仍於1931年9月6日致電（魚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