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節：滿洲事變（完）
關於這起事變，通常留下的印象是關東軍強行推動陸軍中樞實施的軍事行動，實際上在我看來是以陸軍一夕會主要派別為依託，即在石原、板垣為首的關東軍和永田、岡村等為首的陸軍中樞機關中堅幕僚群體互相合作的結果——實質上是中層推動上層的行為。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李頓代表團來滿洲調查一度被中方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我要說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西方國家會為了中國和日本開戰麼？會為了中國而與日本惡化關係麼？帝國主義時代的鮮明特徵就是弱肉強食，自己不奮發圖強指望其他人怎麼可能？當然中國人不是笨，只是上當吃虧的次數還不多，後來就醒悟了。
李頓調查團的內容很詳細，現在都可以查到報告書原文，具體內容我不多說，只說結論：調查團認為滿洲不是日本領土，是中國領土，但滿洲事變的解決，主張既不應該維持「滿洲國」，也不應恢復到滿洲事變以前的狀態，而是應該中日兩國都撤出武裝力量，由西方列強各國共管，變成特大號的上海公共租界。
對這樣的結論，中國方面不免感到失望，帝國政府尤其是軍部更是憤怒，結果後來大家都看到了，日本退出國聯表示抗議，整件事不了了之，沒有國家會為這件事而制裁日本，當然帝國政府遭遇的外交孤立是不可避免的，在歐美列強操縱下，滿洲國雖然存在，但一直沒有得到承認。
在這樣的背景下，到昭和7年（1932）5月，終於發生了令人震驚的第二次軍事政變——五一五事件，海軍軍官三上卓、古賀清志等11人（含部分陸軍士官候補生）襲擊首相官邸、警視廳、內大臣牧野伸顯邸宅、三菱銀行、政友會總部以及東京周圍變電所。首相犬養毅被殺。由於政變規模小，缺乏建立政權的具體計劃，未達目的，政變者自首。
犬養毅才剛剛上台、跟軍方關係也不錯，本來這種事根本不會發生，但他不僅贊成繼續縮減軍備，又長久以來與中國人有友善往來，加上反對滿州國，與軍方立場及財團（急欲開發滿州的）利益相違背，因此成了犧牲者。
五一五事件有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國內經濟情況持續惡化，再加上部分政治上的考量才產生問題。
有人會問，不是滿洲國剛剛成立了麼？不是政府拿到大筆收入了麼？這些財產去哪裡了？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表面上來看，滿洲事變帝國政權占了不小的便宜，但實際上成本遠不是我們考慮的這麼少：其一，事變以前，帝國商品在中國內陸是比較暢銷的，雖然有抵制日貨的行為，但大體上還可以賣的出去，滿洲事變之後，中國國內群情激奮，這塊市場便被歐美侵蝕了；其二，從滿洲獲得的硬通貨沒有能轉化為國內的財力，而是在滿洲消耗掉了，比如，張部將領馬占山通電就任黑龍江省省主席和軍事總指揮職務，與關東軍對壘，戰況十分激烈，迫使我軍出動將近2萬餘人，損失逾千【譯者註：江橋抗戰】，又比如馮占海、李杜等人的義勇軍，同樣牽制了大量兵力並耗費軍費……然後還有大量的治安整肅、社會秩序維持和各方面的修繕也都需要大量財產，使得滿洲事變中獲取的最容易變現的財產沒能在經濟上見效，反而予以了消耗；其三，滿洲事變後美國對日本的敵視，史汀生主義的出籠對兩國經貿關係影響很大，雖然沒有明面上的制裁，但暗地裡的小動作不小，這都牽制了帝國的經濟狀況。
這就使得激進派認為政客們不行，迫切想要「改造國家」，但他們又沒有綱領，只能亂來。
這11人遭到以軍法起訴，但在審判前，由於輿論一邊倒地傾向於激進派，所以社會公眾大體抱有同情態度，再加上經濟不斷下滑，這種憤懣之情只能針對政府而不可能針對這些軍人，所以很快一份由35萬人以鮮血署名的請願書被送到法庭，請求法庭從寬發落。在審判過程中，激進派軍人們表示自己願望赤誠，對天皇忠心耿耿，希望改造國家，刷新政治，激起了大眾更多的同情心。除請願書之外，法庭還收到另一份求情書，是由11位新潟縣年輕人寄來的。他們請求代替11位軍官一死，並同時附上11根手指表示他們的決心。
這種壓力使得法院根本沒法判，最後果然「從寬發落」，這批軍人很快得到了釋放，但這樣一來，政黨內閣就徹底站不住腳了，同年5月26日，成立以海軍大將齋藤實為首的舉國一致內閣，實際上宣告了政黨內閣時代結束，軍人內閣時代即將開啟的歷史。
但軍隊內部此時並不是鐵板一塊，同樣也有派系和理念糾葛，最突出的就是統制派和皇道派的鬥爭。前面談到的橋本政變，其實是皇道派試圖獲取政權的預演，但並未能夠成功。
但這種鎮壓不但沒能消弭兩派的政見不和，反而更加劇了衝突，雙方開始全面較量，我在參謀本部看得非常清楚，昭和9年（1934）以後，統制派的主張得到日本陸軍大多數中上級軍官的支持，在與皇道派的鬥爭中逐漸占據了上風。就我本人而言，大體算是統制派的外圍成員，這個標籤不是我自己貼的，是因為我的長官——中村少將連帶給我的。
統制派最突出的標誌就是當年1月皇道派頭目荒木貞夫辭職，由林銑十郎大將接任陸軍大臣。他得到宇垣派和南次郎派的支持，把統制派中堅人物永田鐵山提升為軍務局長和少將，這是僅次於陸軍大臣和次長的實權職位。至此，統制派取代皇道派，確立了對陸軍的絕對支配權。而永田鐵山就是統制派的核心——非常奇怪的，以少將為核心的政治體制。
當然永田鐵山是有真才實學的，其水平之高據說連石原元帥也非常欽佩，他第一個完整、全面地提出了「國家總動員」體制，為世界大戰進行了理論準備，他提出的國民動員、產業動員、財政動員、精神動員等各方面滲透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輿論、軍備中去，是日本進行全面戰爭總的指導思想，是軍國主義在日本開始深入武裝的重點體現，時間跨度與元首在德國進行軍備重整幾乎差不多，但元首是以最高領袖的身份在推進，永田鐵山只不過是一個軍務局長，所以他的地位是相當超然而核心的，也由此成為統制派的領袖。
論戰爭水平，永田鐵山可能一般，但論政治水平和手段，他是陸軍中樞中不折不扣的第一人，連石原也要甘拜下風。
控制軍部後，為保持軍隊上下一貫的統制、爭取合法掌握政權，統制派不斷尋找機會打擊皇道派。8月，混入皇道派內部的統制派間諜佐藤勝郎向憲兵隊告發了皇道派軍官的政變陰謀，致使皇道派成員村中孝次、磯部淺一、片岡太郎等人被捕。雖然以「證據不足」為由未起訴這些人，但陸軍省還是以「在士官學校散發怪異文書 」為由免去村中和磯部的職務。皇道派對此極為不滿，認為這是統制派一手製造的陰謀。
昭和10年（1935）7月，也就是我去滿洲的同一月，陸軍大臣林銑十郎借人事調整之機，將一批皇道派軍官轉入預備役，或調離樞要部門、轉任戰地軍官，其中最重要的一項調動就是免去了皇道派頭面人物真崎甚三郎的陸軍教育總監職務。罷免真崎據說有陛下（編者註：昭和天皇）暗中支持，他長期以來一直不滿真崎對少壯軍官的危險影響。
真崎下台後，皇道派與統制派的關係進一步惡化。皇道派少壯軍官把矛頭指向了永田鐵山。7月19日，駐紮在福山縣的皇道派軍官相澤三郎中佐來到東京陸軍省，要求永田辭職，遭到拒絕。當他返回福山後，接到了調往台灣的調令，被激怒了的相澤遂決定刺殺永田。8月12日，他再次返回東京，在永田鐵山的辦公室里將對方刺殺，人稱「相澤事件」或「永田事件」。
可皇道派雖然殺死了永田，但並不能扭轉力量對比的差距，憤怒的統制派為打擊皇道派的囂張氣焰，於12月趁陸軍人事定期調整之際，把第1師團長、鐵桿皇道派成員柳川平助調任台灣駐屯軍司令官，接著又命令駐守東京長達30年之久的第1師團調往滿洲。第1師團是皇道派大本營，這一決定無異火上澆油，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壯軍官，促使他們加快了「異動」的步伐，最終釀成了二二六事件。
由於整個事件發生前我已調往滿洲，所以很多內幕我將不透徹，或者說不該我講，畢竟我當年沒有接觸到這個層面，但石原元帥回憶錄里講到的東西大體是可信的——如果你無視部分粉飾、掩飾動機和用意文字的話。
說到底，石原元帥才是鎮壓二二六事件的直接當事人，而他不算很突出的統制派——他頂多是中立派，他這麼聰明的人物很難加入任何一派並屈居人下。這也使他身上的派系特徵不是特別明顯，後來用人時沒那麼多顧忌，大家也不會將他的人事刷新當成是兩派傾軋的繼續。
按照我的想法，226事件歸根到底是軍隊兩個派別爭奪主導權的鬥爭，等確立起鬥爭焦點了，全面戰爭的步伐也就來臨了。
昭和10年（1935）6月，由於滿洲匪情【譯者註：污衊抗聯抗日舉動為匪】越演越烈，國內不斷增加兵力，此時距離我晉升大尉已有6年，按理說應該升少佐，不過大尉晉升少佐是軍銜晉升中比較困難的一步，我因為軍校成績中游的緣故排得比較靠後，這時同在參謀本部的石原推薦我去關東軍任職，他說：「光秀，你有西伯利亞戰事經驗，又有基層帶兵經歷，在中樞機關也呆了好幾年，也知道這裡晉升、提拔困難，不如去一線吧，難道你想一輩子留在國內編戰史？」
正好我對有關文字工作也感到有些厭倦，便點頭說好，換個環境也不錯。
7月，我調到關東軍，如願以償晉升少佐，上任不到3個月就受命帶部隊去剿匪。
李頓代表團來滿洲調查一度被中方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我要說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西方國家會為了中國和日本開戰麼？會為了中國而與日本惡化關係麼？帝國主義時代的鮮明特徵就是弱肉強食，自己不奮發圖強指望其他人怎麼可能？當然中國人不是笨，只是上當吃虧的次數還不多，後來就醒悟了。
李頓調查團的內容很詳細，現在都可以查到報告書原文，具體內容我不多說，只說結論：調查團認為滿洲不是日本領土，是中國領土，但滿洲事變的解決，主張既不應該維持「滿洲國」，也不應恢復到滿洲事變以前的狀態，而是應該中日兩國都撤出武裝力量，由西方列強各國共管，變成特大號的上海公共租界。
對這樣的結論，中國方面不免感到失望，帝國政府尤其是軍部更是憤怒，結果後來大家都看到了，日本退出國聯表示抗議，整件事不了了之，沒有國家會為這件事而制裁日本，當然帝國政府遭遇的外交孤立是不可避免的，在歐美列強操縱下，滿洲國雖然存在，但一直沒有得到承認。
在這樣的背景下，到昭和7年（1932）5月，終於發生了令人震驚的第二次軍事政變——五一五事件，海軍軍官三上卓、古賀清志等11人（含部分陸軍士官候補生）襲擊首相官邸、警視廳、內大臣牧野伸顯邸宅、三菱銀行、政友會總部以及東京周圍變電所。首相犬養毅被殺。由於政變規模小，缺乏建立政權的具體計劃，未達目的，政變者自首。
犬養毅才剛剛上台、跟軍方關係也不錯，本來這種事根本不會發生，但他不僅贊成繼續縮減軍備，又長久以來與中國人有友善往來，加上反對滿州國，與軍方立場及財團（急欲開發滿州的）利益相違背，因此成了犧牲者。
五一五事件有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國內經濟情況持續惡化，再加上部分政治上的考量才產生問題。
有人會問，不是滿洲國剛剛成立了麼？不是政府拿到大筆收入了麼？這些財產去哪裡了？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表面上來看，滿洲事變帝國政權占了不小的便宜，但實際上成本遠不是我們考慮的這麼少：其一，事變以前，帝國商品在中國內陸是比較暢銷的，雖然有抵制日貨的行為，但大體上還可以賣的出去，滿洲事變之後，中國國內群情激奮，這塊市場便被歐美侵蝕了；其二，從滿洲獲得的硬通貨沒有能轉化為國內的財力，而是在滿洲消耗掉了，比如，張部將領馬占山通電就任黑龍江省省主席和軍事總指揮職務，與關東軍對壘，戰況十分激烈，迫使我軍出動將近2萬餘人，損失逾千【譯者註：江橋抗戰】，又比如馮占海、李杜等人的義勇軍，同樣牽制了大量兵力並耗費軍費……然後還有大量的治安整肅、社會秩序維持和各方面的修繕也都需要大量財產，使得滿洲事變中獲取的最容易變現的財產沒能在經濟上見效，反而予以了消耗；其三，滿洲事變後美國對日本的敵視，史汀生主義的出籠對兩國經貿關係影響很大，雖然沒有明面上的制裁，但暗地裡的小動作不小，這都牽制了帝國的經濟狀況。
這就使得激進派認為政客們不行，迫切想要「改造國家」，但他們又沒有綱領，只能亂來。
這11人遭到以軍法起訴，但在審判前，由於輿論一邊倒地傾向於激進派，所以社會公眾大體抱有同情態度，再加上經濟不斷下滑，這種憤懣之情只能針對政府而不可能針對這些軍人，所以很快一份由35萬人以鮮血署名的請願書被送到法庭，請求法庭從寬發落。在審判過程中，激進派軍人們表示自己願望赤誠，對天皇忠心耿耿，希望改造國家，刷新政治，激起了大眾更多的同情心。除請願書之外，法庭還收到另一份求情書，是由11位新潟縣年輕人寄來的。他們請求代替11位軍官一死，並同時附上11根手指表示他們的決心。
這種壓力使得法院根本沒法判，最後果然「從寬發落」，這批軍人很快得到了釋放，但這樣一來，政黨內閣就徹底站不住腳了，同年5月26日，成立以海軍大將齋藤實為首的舉國一致內閣，實際上宣告了政黨內閣時代結束，軍人內閣時代即將開啟的歷史。
但軍隊內部此時並不是鐵板一塊，同樣也有派系和理念糾葛，最突出的就是統制派和皇道派的鬥爭。前面談到的橋本政變，其實是皇道派試圖獲取政權的預演，但並未能夠成功。
但這種鎮壓不但沒能消弭兩派的政見不和，反而更加劇了衝突，雙方開始全面較量，我在參謀本部看得非常清楚，昭和9年（1934）以後，統制派的主張得到日本陸軍大多數中上級軍官的支持，在與皇道派的鬥爭中逐漸占據了上風。就我本人而言，大體算是統制派的外圍成員，這個標籤不是我自己貼的，是因為我的長官——中村少將連帶給我的。
統制派最突出的標誌就是當年1月皇道派頭目荒木貞夫辭職，由林銑十郎大將接任陸軍大臣。他得到宇垣派和南次郎派的支持，把統制派中堅人物永田鐵山提升為軍務局長和少將，這是僅次於陸軍大臣和次長的實權職位。至此，統制派取代皇道派，確立了對陸軍的絕對支配權。而永田鐵山就是統制派的核心——非常奇怪的，以少將為核心的政治體制。
當然永田鐵山是有真才實學的，其水平之高據說連石原元帥也非常欽佩，他第一個完整、全面地提出了「國家總動員」體制，為世界大戰進行了理論準備，他提出的國民動員、產業動員、財政動員、精神動員等各方面滲透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輿論、軍備中去，是日本進行全面戰爭總的指導思想，是軍國主義在日本開始深入武裝的重點體現，時間跨度與元首在德國進行軍備重整幾乎差不多，但元首是以最高領袖的身份在推進，永田鐵山只不過是一個軍務局長，所以他的地位是相當超然而核心的，也由此成為統制派的領袖。
論戰爭水平，永田鐵山可能一般，但論政治水平和手段，他是陸軍中樞中不折不扣的第一人，連石原也要甘拜下風。
控制軍部後，為保持軍隊上下一貫的統制、爭取合法掌握政權，統制派不斷尋找機會打擊皇道派。8月，混入皇道派內部的統制派間諜佐藤勝郎向憲兵隊告發了皇道派軍官的政變陰謀，致使皇道派成員村中孝次、磯部淺一、片岡太郎等人被捕。雖然以「證據不足」為由未起訴這些人，但陸軍省還是以「在士官學校散發怪異文書 」為由免去村中和磯部的職務。皇道派對此極為不滿，認為這是統制派一手製造的陰謀。
昭和10年（1935）7月，也就是我去滿洲的同一月，陸軍大臣林銑十郎借人事調整之機，將一批皇道派軍官轉入預備役，或調離樞要部門、轉任戰地軍官，其中最重要的一項調動就是免去了皇道派頭面人物真崎甚三郎的陸軍教育總監職務。罷免真崎據說有陛下（編者註：昭和天皇）暗中支持，他長期以來一直不滿真崎對少壯軍官的危險影響。
真崎下台後，皇道派與統制派的關係進一步惡化。皇道派少壯軍官把矛頭指向了永田鐵山。7月19日，駐紮在福山縣的皇道派軍官相澤三郎中佐來到東京陸軍省，要求永田辭職，遭到拒絕。當他返回福山後，接到了調往台灣的調令，被激怒了的相澤遂決定刺殺永田。8月12日，他再次返回東京，在永田鐵山的辦公室里將對方刺殺，人稱「相澤事件」或「永田事件」。
可皇道派雖然殺死了永田，但並不能扭轉力量對比的差距，憤怒的統制派為打擊皇道派的囂張氣焰，於12月趁陸軍人事定期調整之際，把第1師團長、鐵桿皇道派成員柳川平助調任台灣駐屯軍司令官，接著又命令駐守東京長達30年之久的第1師團調往滿洲。第1師團是皇道派大本營，這一決定無異火上澆油，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壯軍官，促使他們加快了「異動」的步伐，最終釀成了二二六事件。
由於整個事件發生前我已調往滿洲，所以很多內幕我將不透徹，或者說不該我講，畢竟我當年沒有接觸到這個層面，但石原元帥回憶錄里講到的東西大體是可信的——如果你無視部分粉飾、掩飾動機和用意文字的話。
說到底，石原元帥才是鎮壓二二六事件的直接當事人，而他不算很突出的統制派——他頂多是中立派，他這麼聰明的人物很難加入任何一派並屈居人下。這也使他身上的派系特徵不是特別明顯，後來用人時沒那麼多顧忌，大家也不會將他的人事刷新當成是兩派傾軋的繼續。
按照我的想法，226事件歸根到底是軍隊兩個派別爭奪主導權的鬥爭，等確立起鬥爭焦點了，全面戰爭的步伐也就來臨了。
昭和10年（1935）6月，由於滿洲匪情【譯者註：污衊抗聯抗日舉動為匪】越演越烈，國內不斷增加兵力，此時距離我晉升大尉已有6年，按理說應該升少佐，不過大尉晉升少佐是軍銜晉升中比較困難的一步，我因為軍校成績中游的緣故排得比較靠後，這時同在參謀本部的石原推薦我去關東軍任職，他說：「光秀，你有西伯利亞戰事經驗，又有基層帶兵經歷，在中樞機關也呆了好幾年，也知道這裡晉升、提拔困難，不如去一線吧，難道你想一輩子留在國內編戰史？」
正好我對有關文字工作也感到有些厭倦，便點頭說好，換個環境也不錯。
7月，我調到關東軍，如願以償晉升少佐，上任不到3個月就受命帶部隊去剿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