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關東軍生涯（1）
關東軍是帝國陸軍最出名的軍鎮，號稱「皇軍之花」，但滿洲事變前其實兵力不多，整個關東軍只有1個師團加6個鐵道守備大隊，這也是石原等人發動滿洲事變時感到最大的挑戰，後來才陸續增加，太平洋戰爭時期，為預防蘇聯兼總預備隊，兵力最高峰突破百萬，大多數時都擁有最精銳的部隊（番號不大於20的甲種師團）和最好的武器（編者註：機甲師團最初基本都在關東軍）。
司令部大部分時間在關東州，滿洲事變後遷到奉天，滿洲國成立後遷往新京，我7月份去報到時就在新京。
接待我的是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他這時也因功勞晉升少將，雖然和他不熟悉，但因為有石原學長推薦，他很關照我，和我談話時決定把我安排在最重要的第1課，還考慮過段時間讓我當課長。
我拒絕了他的好意，舉了兩個理由：第一，我在參謀本部沒進過第1、2部等核心部室，那裡才是統籌作戰、參贊軍務的要害，我是戰史部的，說起來差一頭，雖然關東軍肯定沒參謀本部人才濟濟，但我覺得沒這麼大本事馬上當第1課課長；第二，我初來乍到，且從未有過關東軍服役經歷，一下子到這麼顯眼的地方容易遭人嫉恨，再加上我對滿洲當地情況還不熟悉，千頭萬緒一時無從談起，萬一鬧出笑話自己丟臉不說，還把石原、板垣的臉也丟光了，這是很麻煩的事。
板垣征四郎對此很高興，覺得我是比較謙虛、慎重的人，誇我道：「現在這種踏實守本分的年輕人不多了，難怪石原高看你一眼，不過第2課你先待著吧，總要熟悉參謀工作的，不能一輩子搞戰史吧？」
那時我已經36歲，才剛剛混上少佐，橫向對比來看不算拔尖，因而頗有自知之明，心態也好，和課里同仁關係處得還不錯——他們覺得我不像東京來的那些中樞參謀那樣趾高氣昂、目空一切，算比較容易相處。
在《塘沽停戰協定》簽署後，滿洲國疆域算大體穩固了下來，與中國正規軍的交手算是基本告一段落，剩下的主要工作便是剿匪。
【譯者注，1933年2-3月，日軍占領熱河，旋爆發長城抗戰，國民黨軍不敵，成立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被迫由參謀部作戰廳長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簽訂《塘沽停戰協定》，劃定冀東二十二縣為非武裝區，軍隊不得進入，日軍則退回長城以北，雙方以長城為實際控制線對峙】
從7月到10月，我通過不斷查閱檔案、實地勘察、與當地民眾交流、與清剿官兵等交流的方式，逐漸對滿洲剿匪工作有了全局了解。
所謂剿匪只是口頭約定俗成的說法，實際在滿洲活躍的武裝分子並不全然是匪，其構成十分複雜，大體而言包括以下幾類：東北軍舊部（特別是馬占山、馮占海、李杜等與帝國作戰過的的餘部）、舊警察、原有土匪武裝（張作霖時期並未徹底剿滅乾淨）、滿洲事變後被布爾什維克煽動起來的左翼民眾（年輕學生比較多），另外還有中共地下武裝、滿洲國軍隊中叛變人員等等……前前後後大體有幾十萬之多。昭和9-12年是一個發展高峰，盧溝橋事變後2年，是另一個高峰。等太平洋戰爭進行到最激烈時，滿洲治安戰基本已結束。
說他們是匪也並無不可，因為他們採用的作戰方式是四處流竄、偷襲為主，幾乎沒有正面作戰、陣地作戰過，除野外作戰，在城市裡也有各種各樣表現：比如偷襲滿洲國政府機關、警察署、派出所；偷襲開拓團和其他重點企業；暗殺軍政要人；張貼反對日本和滿洲國的海報、宣傳標語；在工廠、礦上、港口搞串聯，進行經濟破壞等等。
這在當時牽制了我們很大的精力，且接二連三地死人，觀感非常惡劣，社會治安十分動盪，迫使國內下定決心一定要進行治安肅清。通常分兩個渠道下手：對付大股武裝分子，由關東軍、滿洲軍為主力進行野外作戰，統稱大討伐；對付小股、零星武裝分子和隱匿在城市人群中的破壞分子，由陸軍憲兵隊、各特務機關、滿洲警察署、滿鐵會社調查部、特高課予以重點對付。
中國有很多人對日本情報機構不理解，以為特高課就是帝國最大甚至唯一的情報組織，甚至把所有情報機構都劃到特高課下，這完全是以訛傳訛，同樣道理，帝國民眾因很少接觸情報機構，大多數時候也弄不清楚。實際上特高課掛在警察署之下，全名特種高級警察課，在中國的特高課基本都是外務省領事館系統派出的，惡性治安事件和防控間諜首先由特高課出面處理，所以民眾才會有印象以為特高課是最大甚至唯一的情報機構，實際上其他特務機構更為龐大和複雜。
整體而言，日本根本沒有統一的情報機構，陸軍、海軍、外務省、滿鐵都有自己的情報系統，甚至太平洋戰爭開始後，拓務省、興亞院、大東亞省都設立了情報機構。
【譯者註：1942年11月，日本正式成立大東亞省，下設官房、參謀、總務局、滿洲事務局、中國事務局和南方事務局等7個局。同時，原拓務省、興亞院、對滿事務局和外務省的東亞局、南洋局併入該省，即日本在戰爭時期占領的領土全部由該省進行管轄，不再視為普通外交關係而當做內政處理，日後昭和維新進行軍功分田主要也通過大東亞省進行，日本人通常所說的中心-外圍/本土-拓土話語結構中，大東亞省基本分管後者】
第二次近衛文麿內閣時【譯者註：1940年】，為協調各情報機關的工作還特意增設了內閣情報局，但並沒有發揮作用。各情報機構依然都是各自為政、各自為戰，不但彼此相互攻訐、試探、爭功，隱然還有互相扯皮、互相針鋒相對，經常會出現容易、有利的事大家搶著做，困難複雜的事大家推著做這種局面。
二戰各大國當中，日本情報能力比較差勁，甚至還有被敵人滲透到中樞高層、挖走大量情報的例子，簡直丟盡了臉。（編者註：指尾崎秀實案、佐爾格案等）。當然比中國還是強不少，因為帝國在中國的情報部署從日清戰爭之前就開始了，前後長達半個世紀，中國人感慨日本使用的中國內陸軍用地圖比他們使用的還詳細、全面這種事就是靠經年累月積累下來的，沒有任何捷徑可走。
司令部大部分時間在關東州，滿洲事變後遷到奉天，滿洲國成立後遷往新京，我7月份去報到時就在新京。
接待我的是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他這時也因功勞晉升少將，雖然和他不熟悉，但因為有石原學長推薦，他很關照我，和我談話時決定把我安排在最重要的第1課，還考慮過段時間讓我當課長。
我拒絕了他的好意，舉了兩個理由：第一，我在參謀本部沒進過第1、2部等核心部室，那裡才是統籌作戰、參贊軍務的要害，我是戰史部的，說起來差一頭，雖然關東軍肯定沒參謀本部人才濟濟，但我覺得沒這麼大本事馬上當第1課課長；第二，我初來乍到，且從未有過關東軍服役經歷，一下子到這麼顯眼的地方容易遭人嫉恨，再加上我對滿洲當地情況還不熟悉，千頭萬緒一時無從談起，萬一鬧出笑話自己丟臉不說，還把石原、板垣的臉也丟光了，這是很麻煩的事。
板垣征四郎對此很高興，覺得我是比較謙虛、慎重的人，誇我道：「現在這種踏實守本分的年輕人不多了，難怪石原高看你一眼，不過第2課你先待著吧，總要熟悉參謀工作的，不能一輩子搞戰史吧？」
那時我已經36歲，才剛剛混上少佐，橫向對比來看不算拔尖，因而頗有自知之明，心態也好，和課里同仁關係處得還不錯——他們覺得我不像東京來的那些中樞參謀那樣趾高氣昂、目空一切，算比較容易相處。
在《塘沽停戰協定》簽署後，滿洲國疆域算大體穩固了下來，與中國正規軍的交手算是基本告一段落，剩下的主要工作便是剿匪。
【譯者注，1933年2-3月，日軍占領熱河，旋爆發長城抗戰，國民黨軍不敵，成立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被迫由參謀部作戰廳長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簽訂《塘沽停戰協定》，劃定冀東二十二縣為非武裝區，軍隊不得進入，日軍則退回長城以北，雙方以長城為實際控制線對峙】
從7月到10月，我通過不斷查閱檔案、實地勘察、與當地民眾交流、與清剿官兵等交流的方式，逐漸對滿洲剿匪工作有了全局了解。
所謂剿匪只是口頭約定俗成的說法，實際在滿洲活躍的武裝分子並不全然是匪，其構成十分複雜，大體而言包括以下幾類：東北軍舊部（特別是馬占山、馮占海、李杜等與帝國作戰過的的餘部）、舊警察、原有土匪武裝（張作霖時期並未徹底剿滅乾淨）、滿洲事變後被布爾什維克煽動起來的左翼民眾（年輕學生比較多），另外還有中共地下武裝、滿洲國軍隊中叛變人員等等……前前後後大體有幾十萬之多。昭和9-12年是一個發展高峰，盧溝橋事變後2年，是另一個高峰。等太平洋戰爭進行到最激烈時，滿洲治安戰基本已結束。
說他們是匪也並無不可，因為他們採用的作戰方式是四處流竄、偷襲為主，幾乎沒有正面作戰、陣地作戰過，除野外作戰，在城市裡也有各種各樣表現：比如偷襲滿洲國政府機關、警察署、派出所；偷襲開拓團和其他重點企業；暗殺軍政要人；張貼反對日本和滿洲國的海報、宣傳標語；在工廠、礦上、港口搞串聯，進行經濟破壞等等。
這在當時牽制了我們很大的精力，且接二連三地死人，觀感非常惡劣，社會治安十分動盪，迫使國內下定決心一定要進行治安肅清。通常分兩個渠道下手：對付大股武裝分子，由關東軍、滿洲軍為主力進行野外作戰，統稱大討伐；對付小股、零星武裝分子和隱匿在城市人群中的破壞分子，由陸軍憲兵隊、各特務機關、滿洲警察署、滿鐵會社調查部、特高課予以重點對付。
中國有很多人對日本情報機構不理解，以為特高課就是帝國最大甚至唯一的情報組織，甚至把所有情報機構都劃到特高課下，這完全是以訛傳訛，同樣道理，帝國民眾因很少接觸情報機構，大多數時候也弄不清楚。實際上特高課掛在警察署之下，全名特種高級警察課，在中國的特高課基本都是外務省領事館系統派出的，惡性治安事件和防控間諜首先由特高課出面處理，所以民眾才會有印象以為特高課是最大甚至唯一的情報機構，實際上其他特務機構更為龐大和複雜。
整體而言，日本根本沒有統一的情報機構，陸軍、海軍、外務省、滿鐵都有自己的情報系統，甚至太平洋戰爭開始後，拓務省、興亞院、大東亞省都設立了情報機構。
【譯者註：1942年11月，日本正式成立大東亞省，下設官房、參謀、總務局、滿洲事務局、中國事務局和南方事務局等7個局。同時，原拓務省、興亞院、對滿事務局和外務省的東亞局、南洋局併入該省，即日本在戰爭時期占領的領土全部由該省進行管轄，不再視為普通外交關係而當做內政處理，日後昭和維新進行軍功分田主要也通過大東亞省進行，日本人通常所說的中心-外圍/本土-拓土話語結構中，大東亞省基本分管後者】
第二次近衛文麿內閣時【譯者註：1940年】，為協調各情報機關的工作還特意增設了內閣情報局，但並沒有發揮作用。各情報機構依然都是各自為政、各自為戰，不但彼此相互攻訐、試探、爭功，隱然還有互相扯皮、互相針鋒相對，經常會出現容易、有利的事大家搶著做，困難複雜的事大家推著做這種局面。
二戰各大國當中，日本情報能力比較差勁，甚至還有被敵人滲透到中樞高層、挖走大量情報的例子，簡直丟盡了臉。（編者註：指尾崎秀實案、佐爾格案等）。當然比中國還是強不少，因為帝國在中國的情報部署從日清戰爭之前就開始了，前後長達半個世紀，中國人感慨日本使用的中國內陸軍用地圖比他們使用的還詳細、全面這種事就是靠經年累月積累下來的，沒有任何捷徑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