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關東軍生涯（2）
這裡要講一個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間諜中西功。他是日共中央委員，三重縣人，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畢業。昭和5年（1930）因參加學生運動被捕，後因證據不足獲釋，次年在滿鐵工作並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二年回國，在日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和中國問題研究會工作期間第二次被捕，不久再次獲釋，昭和9年（1934）經尾崎秀實介紹入滿鐵工作，就職滿鐵大連本社資料課。
到這裡就可以知道尾崎秀實的政治取向是什麼了，不過他是近衛首相的私人秘書，層級很高，我只是聽說過名字，不認識這個人。但中西功我卻認識，因為他撰寫了大量有關滿洲、華北農業經濟的論文和社會調查，還曾在天津、上海、大連等地滿鐵事務所工作，昭和13年（1938）去中國派遣軍特務部任職，各方面交友都很廣泛、很活躍，三年後因為尾崎秀實被捕後才暴露。
他對滿洲、華北情況非常了解，撰寫了很多資料，我由於從戰史研究轉行過來，和一般習慣於看地圖作戰的軍事參謀不同，非常重視吸收這種擁有大量實證和調查的研究報告，不但將他撰寫的所有報告都仔細進行研讀，還跑過去與他交流過好幾次，後來他先去中國派遣軍，我隨即又調過去，依然一起聊過好幾次天。
事後回想起來，中西功在和我聊天、交往過程中是試探過我政治和價值取向的，因為我給他的印象不像普通陸軍軍官，且對布爾什維克某些主張不那麼深惡痛絕——我前文說過，我是半個布爾什維克，認為公平分配有其合理性！把v
雙方私下交流時探討過這個話題，那時候我比較遲鈍，從沒往他是日共成員這方面考慮，單純認為和我一樣是對布爾什維克主張感興趣但又不能完全接受的人士，很想和其他人交流一下理論看法。說句真心話，他比我激進得多——這還是他隱匿了自己的想法後表現出來的樣子，不過我這個人不會去告密什麼的，單純只當做朋友間進行理論探討，在他暴露後才恍然大悟。
他也很夠意思，沒胡亂招供把我扯進去，更沒有說和我深入交流過布爾什維克想法，只是說有工作上的聯繫。和他有工作上聯繫的軍官可多了，如果把和他聯繫過的軍官全打成是間諜或反戰分子，那大概關東軍參謀部、華北派遣軍司令部都要癱瘓了，所以憲兵隊只是找我問了一下情況，其他什麼動作也沒做。
這段交往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再加後來委派我潛伏時岡村元帥給我看了大量日共、反戰組織的情報和資料，使我對相關內幕了解得非常清楚，「投奔」八路軍後就說我是反戰組織成員，還認識日共成員中西功，甚至能講出與他有關的大量情況。恰好延安也有人認識中西功，雙方情況一對照就印證得上，這對打消對方顧慮、確認我的身份起了極大幫助。為給我的身份保密，中西功後來死在監獄裡，我覺得挺對不起他。（編者註：實際上無論有沒有這段事，中西功在當時的大氣候下都難逃一死）
這四個月資料收集使我對滿洲剿匪有了全面了解和深入的印象，於是我寫了一份報告，洋洋灑灑1萬餘字，把剿匪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缺陷，以及如何改進應對的辦法全寫了出來遞給板垣副參謀長，期待他的肯定。
由於年代久遠，報告底稿我已經丟掉了，或許在關東軍檔案里還會有，不過找不到也無所謂，我可以大體把我的想法羅列一下：
第一個問題：錯誤估計了匪情的集中性、統一性和組織性，因為經常會發生同一時間點不同地區發生的交火事件，情報機構會想當然地認為背後一個嚴密而龐大的組織在操縱，但實際上我調查後發現這完全是孤立的幾撥人馬乾的，完全是巧合也沒有統屬關係，但為什麼情報機構不寫呢？是因為破壞組織的功勞看上去比搗毀偶爾的流竄土匪更大。
第二個問題：要放手使用對方的投誠、歸順人員，放手使用滿洲國軍、警察，關東軍應作為最後壓陣部隊控場，但這種使用有前提，需要在平時的追蹤、整肅、外圍布置、封鎖時大量使用，並不等於在大規模遭遇戰、追擊戰中讓他們首當其衝。因為這些人或多或少存在問題，大多都是貪生怕死、趨炎附勢的人物，讓他們乾乾髒活可以，讓他們正面壓過去肯定很多時候要糟糕，這時候就不如關東軍正規部隊壓上去。
第三個問題：在滿洲普通民眾面前要善於使用滿洲國行政、警察、地方鄉紳勢力，避免直接以關東軍以勢壓人。由於關東軍在滿洲擁有獨特地位，使我們的軍人趾高氣昂，根本不把滿洲國軍放在眼裡，一個中佐甚至少佐都敢對滿洲國將軍呼來喝去，這不但是極大的不尊敬，也破壞了雙方關係，更糟糕的是，關東軍直接面對滿洲國民搜捕抗日武裝惡化了與民眾的關係，正確的做法應該這種參謀他們出面來干，我們在最後時間適當做下好人。用中國通俗的話說叫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我們應該以唱紅臉為主。
第四個問題：要強化野外追蹤、偵查能力。抗日武裝那點作戰實力根本不值得一提，只要被追上就是他們的死期，但追不上呢？我方就尷尬了。所以我提倡強化追蹤和偵查能力，要有大量的摩托車、汽車、騎兵，還要有無線電定位測向分隊、滑雪分隊等……
第五個問題：由於時間緊、壓力大，為了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討伐隊伍不免存在殺良冒功、濫殺無辜的現象，這應該堅決遏制，必須發現一起懲處一起，否則永遠清剿不乾淨。
板垣副參謀長看後哈哈大笑：「不愧是石原君推薦過來的人物，確實有點意思。報告我認為基本可行，但是光秀，關東軍和東京參謀本部可不一樣，大家重視實踐，光說不行，得下場練練，確實有成效我才能推廣。正好最近匪情又猖狂起來，你敢不敢帶兵下去討伐？」
我可不像其他少壯派那麼容易被激，換他們肯定就是說「有什麼不敢的，明天就可以……」諸如這樣的話，到最後鬧個灰頭土臉回來，我沉吟後問：「您給我多少兵力？多少裝備？和誰配合？有沒有明確具體一點的情報？我要的這些東西何時撥付給我？需達到什麼目標？」
這種話一般人不敢問，長官讓你幹什麼就幹什麼，哪這麼多討價還價的餘地？不過我自我感覺和板垣副參謀長混得比較熟，便大言不慚地問了，結果令我滿意，要的基本上都給我了，除了無線電測向沒法給——這玩意在關東軍也是稀罕貨，城市裡的電台都還沒有搜捕乾淨呢。然後滑雪分隊也沒有，只給了100多套滑雪板等裝備。我說沒事，給我一個月時間，我來練！
他給了我一個大隊，原大隊長因為身體抱恙回國治病去了。
到這裡就可以知道尾崎秀實的政治取向是什麼了，不過他是近衛首相的私人秘書，層級很高，我只是聽說過名字，不認識這個人。但中西功我卻認識，因為他撰寫了大量有關滿洲、華北農業經濟的論文和社會調查，還曾在天津、上海、大連等地滿鐵事務所工作，昭和13年（1938）去中國派遣軍特務部任職，各方面交友都很廣泛、很活躍，三年後因為尾崎秀實被捕後才暴露。
他對滿洲、華北情況非常了解，撰寫了很多資料，我由於從戰史研究轉行過來，和一般習慣於看地圖作戰的軍事參謀不同，非常重視吸收這種擁有大量實證和調查的研究報告，不但將他撰寫的所有報告都仔細進行研讀，還跑過去與他交流過好幾次，後來他先去中國派遣軍，我隨即又調過去，依然一起聊過好幾次天。
事後回想起來，中西功在和我聊天、交往過程中是試探過我政治和價值取向的，因為我給他的印象不像普通陸軍軍官，且對布爾什維克某些主張不那麼深惡痛絕——我前文說過，我是半個布爾什維克，認為公平分配有其合理性！把v
雙方私下交流時探討過這個話題，那時候我比較遲鈍，從沒往他是日共成員這方面考慮，單純認為和我一樣是對布爾什維克主張感興趣但又不能完全接受的人士，很想和其他人交流一下理論看法。說句真心話，他比我激進得多——這還是他隱匿了自己的想法後表現出來的樣子，不過我這個人不會去告密什麼的，單純只當做朋友間進行理論探討，在他暴露後才恍然大悟。
他也很夠意思，沒胡亂招供把我扯進去，更沒有說和我深入交流過布爾什維克想法，只是說有工作上的聯繫。和他有工作上聯繫的軍官可多了，如果把和他聯繫過的軍官全打成是間諜或反戰分子，那大概關東軍參謀部、華北派遣軍司令部都要癱瘓了，所以憲兵隊只是找我問了一下情況，其他什麼動作也沒做。
這段交往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再加後來委派我潛伏時岡村元帥給我看了大量日共、反戰組織的情報和資料，使我對相關內幕了解得非常清楚，「投奔」八路軍後就說我是反戰組織成員，還認識日共成員中西功，甚至能講出與他有關的大量情況。恰好延安也有人認識中西功，雙方情況一對照就印證得上，這對打消對方顧慮、確認我的身份起了極大幫助。為給我的身份保密，中西功後來死在監獄裡，我覺得挺對不起他。（編者註：實際上無論有沒有這段事，中西功在當時的大氣候下都難逃一死）
這四個月資料收集使我對滿洲剿匪有了全面了解和深入的印象，於是我寫了一份報告，洋洋灑灑1萬餘字，把剿匪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缺陷，以及如何改進應對的辦法全寫了出來遞給板垣副參謀長，期待他的肯定。
由於年代久遠，報告底稿我已經丟掉了，或許在關東軍檔案里還會有，不過找不到也無所謂，我可以大體把我的想法羅列一下：
第一個問題：錯誤估計了匪情的集中性、統一性和組織性，因為經常會發生同一時間點不同地區發生的交火事件，情報機構會想當然地認為背後一個嚴密而龐大的組織在操縱，但實際上我調查後發現這完全是孤立的幾撥人馬乾的，完全是巧合也沒有統屬關係，但為什麼情報機構不寫呢？是因為破壞組織的功勞看上去比搗毀偶爾的流竄土匪更大。
第二個問題：要放手使用對方的投誠、歸順人員，放手使用滿洲國軍、警察，關東軍應作為最後壓陣部隊控場，但這種使用有前提，需要在平時的追蹤、整肅、外圍布置、封鎖時大量使用，並不等於在大規模遭遇戰、追擊戰中讓他們首當其衝。因為這些人或多或少存在問題，大多都是貪生怕死、趨炎附勢的人物，讓他們乾乾髒活可以，讓他們正面壓過去肯定很多時候要糟糕，這時候就不如關東軍正規部隊壓上去。
第三個問題：在滿洲普通民眾面前要善於使用滿洲國行政、警察、地方鄉紳勢力，避免直接以關東軍以勢壓人。由於關東軍在滿洲擁有獨特地位，使我們的軍人趾高氣昂，根本不把滿洲國軍放在眼裡，一個中佐甚至少佐都敢對滿洲國將軍呼來喝去，這不但是極大的不尊敬，也破壞了雙方關係，更糟糕的是，關東軍直接面對滿洲國民搜捕抗日武裝惡化了與民眾的關係，正確的做法應該這種參謀他們出面來干，我們在最後時間適當做下好人。用中國通俗的話說叫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我們應該以唱紅臉為主。
第四個問題：要強化野外追蹤、偵查能力。抗日武裝那點作戰實力根本不值得一提，只要被追上就是他們的死期，但追不上呢？我方就尷尬了。所以我提倡強化追蹤和偵查能力，要有大量的摩托車、汽車、騎兵，還要有無線電定位測向分隊、滑雪分隊等……
第五個問題：由於時間緊、壓力大，為了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討伐隊伍不免存在殺良冒功、濫殺無辜的現象，這應該堅決遏制，必須發現一起懲處一起，否則永遠清剿不乾淨。
板垣副參謀長看後哈哈大笑：「不愧是石原君推薦過來的人物，確實有點意思。報告我認為基本可行，但是光秀，關東軍和東京參謀本部可不一樣，大家重視實踐，光說不行，得下場練練，確實有成效我才能推廣。正好最近匪情又猖狂起來，你敢不敢帶兵下去討伐？」
我可不像其他少壯派那麼容易被激，換他們肯定就是說「有什麼不敢的，明天就可以……」諸如這樣的話，到最後鬧個灰頭土臉回來，我沉吟後問：「您給我多少兵力？多少裝備？和誰配合？有沒有明確具體一點的情報？我要的這些東西何時撥付給我？需達到什麼目標？」
這種話一般人不敢問，長官讓你幹什麼就幹什麼，哪這麼多討價還價的餘地？不過我自我感覺和板垣副參謀長混得比較熟，便大言不慚地問了，結果令我滿意，要的基本上都給我了，除了無線電測向沒法給——這玩意在關東軍也是稀罕貨，城市裡的電台都還沒有搜捕乾淨呢。然後滑雪分隊也沒有，只給了100多套滑雪板等裝備。我說沒事，給我一個月時間，我來練！
他給了我一個大隊，原大隊長因為身體抱恙回國治病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