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5章 蘇聯採訪
第545章 蘇聯採訪
在餘切的號召下，事情逐漸演變為對弗里德曼的聲討。
一些經濟學家紛紛跳船，宣稱「弗里德曼並不能代表20世紀經濟學的下半葉」，「20
世紀還有十年，我們現在一錘定音還顯得太早。」
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國家發動媒體，對外放風，堅決支持餘切的《計劃體制》，他們認為，蘇式體制不可取，但絕對的自由市場也不可取。
波蘭等地已經證明了，一旦完全放開，那裡就會迅速變為人間煉獄。
問題是，如果五年、十年之後波蘭又行了呢？
芝加哥學派有一套無敵話術：你過去不行是因為體制，你現在不行也是因為體制，如果你將來有一天行了，這是因為「芝加哥學派」的改造。
至於這中間的苦痛，他們稱之為「眼淚充斥的河谷」。
餘切預言到了這種情況，而且說「這和芝加哥學派沒有任何關係，是波蘭人自己熬過來了————一個人得了重病，庸醫給這個人開了一紙符水，他果不其然的死了，庸醫就說他病入膏肓，他奇蹟般的活過來了，庸醫就說是自己神醫妙手。」
「芝加哥學派就是這樣的東西。沒有他們，波蘭人也不會滅亡，東德更不會滅亡————
他們都是幾千萬人的民族，而且會長久的存在下去，我們都知道他們有一天會振作起來，問題是還要多久？難道要一百年？」
這些話如同平地驚雷，徹底引發了國際上的轟動。
德國柏林。
總理科爾得意的說：「我們現在每一個西德人都要交納團結稅」，包括我自己，這當然是一筆負擔沒錯！可是從長期來看這是值得的。」
「余先生說的很明白，他說我們德國人的好日子還在後頭！」
「我們不願意讓東德的同胞經歷眼淚充斥的河谷」，德國人有足夠的能力跨越這道河谷，德國人不相信眼淚！」
然後科爾的演講迅速被各大媒體轉載，他的肖像照登上了這一周的《時代》周刊。
「眼淚充斥的河谷」這個名詞，最開始被芝加哥學派專門用來形容那些蘇式國家轉型期間的陣痛，結果現在卻帶有貶義，頻繁的在各大媒體的報導中被看到。
「狗屎一樣的媒體！他們扭曲了我的話！這群混蛋！」
弗里德曼看到後暴跳如雷，可是他沒有什麼辦法。
他語無倫次的在自己家中喃喃道：「我早說了，那個人是克格勃派來的特工，燕京或者是莫斯科，或者是柏林和其他什麼地方————他能控制人的心智，讓這些人聽命於他！」
羅絲反而比弗里德曼更理智一些，羅絲直言道：「德國現在是一個怪胎，既有市場，又保留了大量的東德企業，科爾一直被我們批評————現在他們抓住了機會，當然要為自己的政策來辯護。」
「科爾也是個混蛋！這個人還要當到什麼時候？他什麼時候下台？！」
羅絲說：「科爾剛競選成功不久，恐怕還有很長時間。」
弗里德曼無奈道：「為什麼是德國？為什麼是科爾？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偏偏決心保留一部分計劃體制；如果他們這樣一個怪胎能夠成功，到時候人們會懷疑，芝加哥學派的真實作用！」
1991年是不同尋常的一年，這一年發生太多事情。
蘇聯行將就木，卻也開始為自己辯護。這一年，寫出《新思維》的戈式向公務員推薦了《計劃體制》這本書，而且發布了類似於「罪己詔」一樣的內部講話：「我們過去在改革時，面臨兩個方向：一個是徹頭徹底的重頭再來；另一個是從經濟上抓起，徐徐圖之————過去我支持第一個方案，我認為計劃體制已經無藥可救，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挽救這一套了————」
戈式聲淚俱下的說：「可是我錯了！同志們！我過於低估了改革的難處，而高估了我們還剩餘的時間。」
眾多原先一股腦支持芝加哥學派的蘇式經濟學家，紛紛把《計劃體制》當做良藥，他們認為自己還有最後的時間，而實際上，這裡已經不再有任何的時間。
莫斯科，克林姆林宮。
劉祥成和戈氏約了一個專訪。
採訪前，劉祥成腦海里忽然浮現出餘切的身影：唉，如今餘切去了馬來西亞，他身邊的記者是不是又換了人？
派駐到莫斯科，到底是不是一個好主意？
接著他搖搖頭，不再多想。
雖然是《時代》周刊的首席華人記者，但是在幾年前，劉祥成還是無法相信自己有一天能和這樣的大人物坐在一起。他是一個華人，還是個移民一在任何國家，這都是很難出頭的。
戈氏反而很了解他，主動開口說：「你是那個普立茲獎的獲得者？」
「是的，我是唯一的一個華人。」劉祥成略帶驚訝道。
戈氏隨即變得激動起來。
「你還完整報導了發生在埃爾多拉多機場的大屠殺！那個世紀之握」！兩代大文豪之間的握手，這都是我們知道的，別以為莫斯科什麼都不知道！我看過那些報導，說實在的，你比我們這裡的記者表現好得多————」
——
這個人左右張望，似乎要得到別人的認可一樣，接著，又是重重的嘆息道，「我們在很多地方都不如你們。」
劉祥成察覺到，戈氏最近情況不妙。他的心情低落，迫切需要人認可。
這和劉祥成正在撰寫的長文核心思想一樣：蘇聯人六神無主，正在失去自信。
過去，蘇聯人天真的相信只要採用西方那一套，確切的說是「芝加哥學派」那一套，經濟就會自然而然的好轉，結果他們徹底搞亂了經濟；之後他們又寄望於歐美等國的大額貸款，希望拿到那些多年來口惠而實不至的援助。
西方國家答應了，但給蘇聯設立了漫長的「考察期」，為了拿到這筆援助，在指定改革方案時，他們參考了多個國家的經濟研究中心建議————然後進一步搞砸了經濟。
到這一步時，事情已經無法挽回。戈氏寄望於西方國家能言而有信，結果在本月的會談中，他沒有得到任何國家首腦的援助承諾，他引發的陣仗，甚至不如餘切在紐約發動的賑災捐款。
戈式只得到了兩個小時的和美國大統領的工作午餐和首腦間私人性質的「哲學對話」，沒人知道在「哲學對話」中談論了什麼，甚至沒人知道這個「哲學對話」到底有沒有發生過？
也許是戈式吹噓的呢？
總之，戈氏回國之後把這當做自己的功績，喪事喜辦，他表現出一副精神無比亢奮的樣子，好像那些國家都在支持他。
而實際上，據公開媒體報導，戈氏帶回莫斯科的只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德國總理科爾的私人友情勸說，科爾說，「科爾奈是你們陣營的人，在那裡工作了足足三十年，結果他現在竟然為我們做事；餘切是一個中國人，也許在一定程度上他對你們有些同情，但你們只是遠遠的崇拜他，再發發牢騷，然後就此作罷。」
戈氏反駁了。「過去是我們錯了，可現在我們醒悟了，我們正在朝正確的方向走去————」
「不，不對！」科爾道，「你永遠不知道你錯過了什麼！有些錯是不能犯的，而有些機會也不能錯過！」
「那你承諾給我們的援助呢？那是我們的機會！」戈氏絕望的問科爾。
科爾笑了：「這是1989年我許下的，但今時不同以往，你錯過了。」
另一件事情是美國大統領給他的回信：華府支持莫斯科的改革，但只能依靠自身資源，而不是依靠任何援助。如果情況好的話，也許我們能有一些作用能夠發揮，前提是要看到莫斯科對血煮和市場強烈的、不容置疑的忠誠。
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對一個國家和一個人物的羞辱。
可戈氏還能怎麼辦？
他早該知道那些承諾是空中樓閣。
但他所信仰的「芝加哥學派」就過得好嗎？其學派的祖師爺弗里德曼正在被餘切窮追猛打，而西方國家的政商界精英們，開始重新學起了「計劃體制」的好處，餘切甚至有望獲得之後的經濟學諾獎————世界上竟然有這麼荒唐的事情？
在計劃體制的大本營快死了的時候，這一學說卻突然煥發出新的生機。
戈氏想得到這一切嗎？
也許他想得到。
戈氏對劉祥成說：「計劃體制不像我們想的那樣壞，關鍵是我們太過於高傲，以至於不願意有任何改進，而我們偏偏承擔不起這樣的高傲。」
「過於的高傲又是自卑的表現，這正是我們的弱點。無論是計劃還是市場，不應當存在任何的優劣之分，它只是一種方式，把它當做信仰是可笑的。」
戈氏娓娓道來。
這是他第二次提到了餘切相關的事情，劉祥成意識到，《計劃體制》以及餘切和弗里德曼的爭論，一定在莫斯科內部造成了極大的轟動。
因此，劉祥成忍不住問戈氏：「在莫斯科，餘切也很出名嗎？就如同我想像的那樣？
「」
戈氏重重點頭，隨即道：「我們所有人都在不停的爭論，各執己見，我們唯一共同贊成的是，余先生為我們寫過一些有道德，有良心的話，但我們沒有珍惜。」
「好在我們現在明白過來了，一切都只能靠我們自己，他們連波蘭都弄不好，怎麼會弄得好我們？所有人都在騙我們，我早該知道，蘇聯人只有靠我們自己。」
戈氏忽然又激動起來，他說話十分快，簡直讓人記不過來。
還好劉祥成會速記，而且還攜帶了錄音筆。
速記是手寫技巧，可以略過說話人的車轉轆話，速記有專門的符號語言體系，在外人看來如同天書一般，根本不知道寫了什麼。
有時，速記員也會在本子上記錄自己當時的想法和要點。
在戈氏滔滔不絕的闡述中，劉祥成抓住其中的某一次間隔，在自己的紙上寫著，【他現在說他還有時間，但我不知道，他是否還有足夠多的時間】
【這句話並不出自筆者，而是出自去年發生在水木大學學堂里，余先生對弗里德曼的告誡：你不知道你是否還有足夠多的時間】
【弗里德曼那時沒有當一回事，現在我們看到了他的情況】
【然後————】
——「你在寫什麼，我記得我並沒有說什麼話？！」面前的戈氏忽然問。
他警惕的望著劉祥成，劉祥成沒有任何慌張，隨口道，「我把余先生和弗里德曼之間的爭論，也寫在這裡，因為我感到這也是你們內部的爭論之一。」
「的確如此。」戈氏鬆了一口氣，點頭道。「莫斯科很多人都在關注他們之間的辯論，每一次都會張貼到報紙上，我們會進行學習。」
這引起了劉祥成的興趣。「你們會付給余先生版權費嗎？據我所知，他很重視這個。」
「——這個————嗯————」戈氏面紅耳赤的說：「我們會頒發給他獎章，讓他成為莫斯科榮譽市民，還有接見他，還有————」
但一個大文豪怎麼會在乎這些？
他身上的獎章多到沒地方掛，很多時候餘切本人都沒有去領獎，但每隔一段時間，他都會收到獎章。
戈氏當然也明白這一點，所以他逐漸不再解釋，而是苦笑道，「我們的情況不好，希望他能諒解。我知道他是一個慈善家。」
「那余先生和弗里德曼談論了些什麼？」劉祥成又問。
「我不知道，我有專門的人替我收集，但我還沒來得及看————」面前的人誠懇道。
劉祥成在心底里嘆氣，他沒有問這段對話是否能寫到報紙上，因為這對戈氏的形象不利，而這又會影響到自己之後對戈氏的採訪。但劉祥成已經覺得不需要再考慮這個問題，因為正如那句話所說，【你不知道你是否還有足夠多的時間】。
如果戈氏都沒有時間了，再考慮他的將來又有什麼用？
與其說「芝加哥學派」是一個理論，不如說這是一種價值觀。這一套行的時候，什麼都對，這一套不行的時候，說什麼都是錯。
到餘切前往馬來西亞的一星期後，也就是七月中旬，美國國內已經到談「芝加哥學派」色變的程度，大眾恐慌弗里德曼灌輸的這種成王敗寇的觀念，認為這是另一種邪惡。
1991年，正是美國大選年的前一年，眾多參選人物都要闡述自己的經濟觀點。
由於《計劃體制》的風靡，很多人都引用了餘切其中的話。「我會保護民眾的就業，遏制國際資本的擴張。華府是美國人的華府，而不是一些國際財團的打手和管家。」
「美國沒有國際公民，沒有深層政府————那些情況不會在我們這裡發生。」
「余先生說了嗎？你知道的，他沒有指名道姓，他是個委婉的紳士！他說的自然不是美國，恐怕是智利、委內瑞拉————那些邪惡的————對了，還有馬來西亞。」
雖然沒有人真的會實現自己的諾言，但這些話無疑再次的映照了輿論走向：弗里德曼正在輸，他毫無疑問的，毀滅性的，毫不留情的走向崩潰。
在餘切的號召下，事情逐漸演變為對弗里德曼的聲討。
一些經濟學家紛紛跳船，宣稱「弗里德曼並不能代表20世紀經濟學的下半葉」，「20
世紀還有十年，我們現在一錘定音還顯得太早。」
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國家發動媒體，對外放風，堅決支持餘切的《計劃體制》，他們認為，蘇式體制不可取，但絕對的自由市場也不可取。
波蘭等地已經證明了，一旦完全放開，那裡就會迅速變為人間煉獄。
問題是，如果五年、十年之後波蘭又行了呢？
芝加哥學派有一套無敵話術：你過去不行是因為體制，你現在不行也是因為體制，如果你將來有一天行了，這是因為「芝加哥學派」的改造。
至於這中間的苦痛，他們稱之為「眼淚充斥的河谷」。
餘切預言到了這種情況，而且說「這和芝加哥學派沒有任何關係，是波蘭人自己熬過來了————一個人得了重病，庸醫給這個人開了一紙符水，他果不其然的死了，庸醫就說他病入膏肓，他奇蹟般的活過來了，庸醫就說是自己神醫妙手。」
「芝加哥學派就是這樣的東西。沒有他們，波蘭人也不會滅亡，東德更不會滅亡————
他們都是幾千萬人的民族，而且會長久的存在下去，我們都知道他們有一天會振作起來，問題是還要多久？難道要一百年？」
這些話如同平地驚雷，徹底引發了國際上的轟動。
德國柏林。
總理科爾得意的說：「我們現在每一個西德人都要交納團結稅」，包括我自己，這當然是一筆負擔沒錯！可是從長期來看這是值得的。」
「余先生說的很明白，他說我們德國人的好日子還在後頭！」
「我們不願意讓東德的同胞經歷眼淚充斥的河谷」，德國人有足夠的能力跨越這道河谷，德國人不相信眼淚！」
然後科爾的演講迅速被各大媒體轉載，他的肖像照登上了這一周的《時代》周刊。
「眼淚充斥的河谷」這個名詞，最開始被芝加哥學派專門用來形容那些蘇式國家轉型期間的陣痛，結果現在卻帶有貶義，頻繁的在各大媒體的報導中被看到。
「狗屎一樣的媒體！他們扭曲了我的話！這群混蛋！」
弗里德曼看到後暴跳如雷，可是他沒有什麼辦法。
他語無倫次的在自己家中喃喃道：「我早說了，那個人是克格勃派來的特工，燕京或者是莫斯科，或者是柏林和其他什麼地方————他能控制人的心智，讓這些人聽命於他！」
羅絲反而比弗里德曼更理智一些，羅絲直言道：「德國現在是一個怪胎，既有市場，又保留了大量的東德企業，科爾一直被我們批評————現在他們抓住了機會，當然要為自己的政策來辯護。」
「科爾也是個混蛋！這個人還要當到什麼時候？他什麼時候下台？！」
羅絲說：「科爾剛競選成功不久，恐怕還有很長時間。」
弗里德曼無奈道：「為什麼是德國？為什麼是科爾？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偏偏決心保留一部分計劃體制；如果他們這樣一個怪胎能夠成功，到時候人們會懷疑，芝加哥學派的真實作用！」
1991年是不同尋常的一年，這一年發生太多事情。
蘇聯行將就木，卻也開始為自己辯護。這一年，寫出《新思維》的戈式向公務員推薦了《計劃體制》這本書，而且發布了類似於「罪己詔」一樣的內部講話：「我們過去在改革時，面臨兩個方向：一個是徹頭徹底的重頭再來；另一個是從經濟上抓起，徐徐圖之————過去我支持第一個方案，我認為計劃體制已經無藥可救，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挽救這一套了————」
戈式聲淚俱下的說：「可是我錯了！同志們！我過於低估了改革的難處，而高估了我們還剩餘的時間。」
眾多原先一股腦支持芝加哥學派的蘇式經濟學家，紛紛把《計劃體制》當做良藥，他們認為自己還有最後的時間，而實際上，這裡已經不再有任何的時間。
莫斯科，克林姆林宮。
劉祥成和戈氏約了一個專訪。
採訪前，劉祥成腦海里忽然浮現出餘切的身影：唉，如今餘切去了馬來西亞，他身邊的記者是不是又換了人？
派駐到莫斯科，到底是不是一個好主意？
接著他搖搖頭，不再多想。
雖然是《時代》周刊的首席華人記者，但是在幾年前，劉祥成還是無法相信自己有一天能和這樣的大人物坐在一起。他是一個華人，還是個移民一在任何國家，這都是很難出頭的。
戈氏反而很了解他，主動開口說：「你是那個普立茲獎的獲得者？」
「是的，我是唯一的一個華人。」劉祥成略帶驚訝道。
戈氏隨即變得激動起來。
「你還完整報導了發生在埃爾多拉多機場的大屠殺！那個世紀之握」！兩代大文豪之間的握手，這都是我們知道的，別以為莫斯科什麼都不知道！我看過那些報導，說實在的，你比我們這裡的記者表現好得多————」
——
這個人左右張望，似乎要得到別人的認可一樣，接著，又是重重的嘆息道，「我們在很多地方都不如你們。」
劉祥成察覺到，戈氏最近情況不妙。他的心情低落，迫切需要人認可。
這和劉祥成正在撰寫的長文核心思想一樣：蘇聯人六神無主，正在失去自信。
過去，蘇聯人天真的相信只要採用西方那一套，確切的說是「芝加哥學派」那一套，經濟就會自然而然的好轉，結果他們徹底搞亂了經濟；之後他們又寄望於歐美等國的大額貸款，希望拿到那些多年來口惠而實不至的援助。
西方國家答應了，但給蘇聯設立了漫長的「考察期」，為了拿到這筆援助，在指定改革方案時，他們參考了多個國家的經濟研究中心建議————然後進一步搞砸了經濟。
到這一步時，事情已經無法挽回。戈氏寄望於西方國家能言而有信，結果在本月的會談中，他沒有得到任何國家首腦的援助承諾，他引發的陣仗，甚至不如餘切在紐約發動的賑災捐款。
戈式只得到了兩個小時的和美國大統領的工作午餐和首腦間私人性質的「哲學對話」，沒人知道在「哲學對話」中談論了什麼，甚至沒人知道這個「哲學對話」到底有沒有發生過？
也許是戈式吹噓的呢？
總之，戈氏回國之後把這當做自己的功績，喪事喜辦，他表現出一副精神無比亢奮的樣子，好像那些國家都在支持他。
而實際上，據公開媒體報導，戈氏帶回莫斯科的只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德國總理科爾的私人友情勸說，科爾說，「科爾奈是你們陣營的人，在那裡工作了足足三十年，結果他現在竟然為我們做事；餘切是一個中國人，也許在一定程度上他對你們有些同情，但你們只是遠遠的崇拜他，再發發牢騷，然後就此作罷。」
戈氏反駁了。「過去是我們錯了，可現在我們醒悟了，我們正在朝正確的方向走去————」
「不，不對！」科爾道，「你永遠不知道你錯過了什麼！有些錯是不能犯的，而有些機會也不能錯過！」
「那你承諾給我們的援助呢？那是我們的機會！」戈氏絕望的問科爾。
科爾笑了：「這是1989年我許下的，但今時不同以往，你錯過了。」
另一件事情是美國大統領給他的回信：華府支持莫斯科的改革，但只能依靠自身資源，而不是依靠任何援助。如果情況好的話，也許我們能有一些作用能夠發揮，前提是要看到莫斯科對血煮和市場強烈的、不容置疑的忠誠。
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對一個國家和一個人物的羞辱。
可戈氏還能怎麼辦？
他早該知道那些承諾是空中樓閣。
但他所信仰的「芝加哥學派」就過得好嗎？其學派的祖師爺弗里德曼正在被餘切窮追猛打，而西方國家的政商界精英們，開始重新學起了「計劃體制」的好處，餘切甚至有望獲得之後的經濟學諾獎————世界上竟然有這麼荒唐的事情？
在計劃體制的大本營快死了的時候，這一學說卻突然煥發出新的生機。
戈氏想得到這一切嗎？
也許他想得到。
戈氏對劉祥成說：「計劃體制不像我們想的那樣壞，關鍵是我們太過於高傲，以至於不願意有任何改進，而我們偏偏承擔不起這樣的高傲。」
「過於的高傲又是自卑的表現，這正是我們的弱點。無論是計劃還是市場，不應當存在任何的優劣之分，它只是一種方式，把它當做信仰是可笑的。」
戈氏娓娓道來。
這是他第二次提到了餘切相關的事情，劉祥成意識到，《計劃體制》以及餘切和弗里德曼的爭論，一定在莫斯科內部造成了極大的轟動。
因此，劉祥成忍不住問戈氏：「在莫斯科，餘切也很出名嗎？就如同我想像的那樣？
「」
戈氏重重點頭，隨即道：「我們所有人都在不停的爭論，各執己見，我們唯一共同贊成的是，余先生為我們寫過一些有道德，有良心的話，但我們沒有珍惜。」
「好在我們現在明白過來了，一切都只能靠我們自己，他們連波蘭都弄不好，怎麼會弄得好我們？所有人都在騙我們，我早該知道，蘇聯人只有靠我們自己。」
戈氏忽然又激動起來，他說話十分快，簡直讓人記不過來。
還好劉祥成會速記，而且還攜帶了錄音筆。
速記是手寫技巧，可以略過說話人的車轉轆話，速記有專門的符號語言體系，在外人看來如同天書一般，根本不知道寫了什麼。
有時，速記員也會在本子上記錄自己當時的想法和要點。
在戈氏滔滔不絕的闡述中，劉祥成抓住其中的某一次間隔，在自己的紙上寫著，【他現在說他還有時間，但我不知道，他是否還有足夠多的時間】
【這句話並不出自筆者，而是出自去年發生在水木大學學堂里，余先生對弗里德曼的告誡：你不知道你是否還有足夠多的時間】
【弗里德曼那時沒有當一回事，現在我們看到了他的情況】
【然後————】
——「你在寫什麼，我記得我並沒有說什麼話？！」面前的戈氏忽然問。
他警惕的望著劉祥成，劉祥成沒有任何慌張，隨口道，「我把余先生和弗里德曼之間的爭論，也寫在這裡，因為我感到這也是你們內部的爭論之一。」
「的確如此。」戈氏鬆了一口氣，點頭道。「莫斯科很多人都在關注他們之間的辯論，每一次都會張貼到報紙上，我們會進行學習。」
這引起了劉祥成的興趣。「你們會付給余先生版權費嗎？據我所知，他很重視這個。」
「——這個————嗯————」戈氏面紅耳赤的說：「我們會頒發給他獎章，讓他成為莫斯科榮譽市民，還有接見他，還有————」
但一個大文豪怎麼會在乎這些？
他身上的獎章多到沒地方掛，很多時候餘切本人都沒有去領獎，但每隔一段時間，他都會收到獎章。
戈氏當然也明白這一點，所以他逐漸不再解釋，而是苦笑道，「我們的情況不好，希望他能諒解。我知道他是一個慈善家。」
「那余先生和弗里德曼談論了些什麼？」劉祥成又問。
「我不知道，我有專門的人替我收集，但我還沒來得及看————」面前的人誠懇道。
劉祥成在心底里嘆氣，他沒有問這段對話是否能寫到報紙上，因為這對戈氏的形象不利，而這又會影響到自己之後對戈氏的採訪。但劉祥成已經覺得不需要再考慮這個問題，因為正如那句話所說，【你不知道你是否還有足夠多的時間】。
如果戈氏都沒有時間了，再考慮他的將來又有什麼用？
與其說「芝加哥學派」是一個理論，不如說這是一種價值觀。這一套行的時候，什麼都對，這一套不行的時候，說什麼都是錯。
到餘切前往馬來西亞的一星期後，也就是七月中旬，美國國內已經到談「芝加哥學派」色變的程度，大眾恐慌弗里德曼灌輸的這種成王敗寇的觀念，認為這是另一種邪惡。
1991年，正是美國大選年的前一年，眾多參選人物都要闡述自己的經濟觀點。
由於《計劃體制》的風靡，很多人都引用了餘切其中的話。「我會保護民眾的就業，遏制國際資本的擴張。華府是美國人的華府，而不是一些國際財團的打手和管家。」
「美國沒有國際公民，沒有深層政府————那些情況不會在我們這裡發生。」
「余先生說了嗎？你知道的，他沒有指名道姓，他是個委婉的紳士！他說的自然不是美國，恐怕是智利、委內瑞拉————那些邪惡的————對了，還有馬來西亞。」
雖然沒有人真的會實現自己的諾言，但這些話無疑再次的映照了輿論走向：弗里德曼正在輸，他毫無疑問的，毀滅性的，毫不留情的走向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