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4章 被索雷爾征服，或征服索雷爾（求月票！）
第714章 被索雷爾征服，或征服索雷爾（求月票！）
萊昂納爾在東京大學的演講結束以後，迅速在整個日本的輿論界引發了前所未有的轟動。
而原本他剛來的時候，日本的報紙還保持著克制，鹿鳴館的舞會雖然盛大，但那只是華族和高官們的事。
幾家大報紙敷衍地描述了他所受到的歡迎，並且是放在「文壇雜俎」這種欄目里。
於是「法國文豪來日巡訪參觀」的新聞，和「某俳人新作發表」、「歌舞伎座新劇目上演」擠在一起。
這種克制不是沒有原因的。早在萊昂納爾來日本之前，東京的報館老闆們就私下議論過該怎麼報導他。
法國文人是什麼德性，他們多少聽說過——
巴黎的作家們成天泡在咖啡館和沙龍里，寫些傷風敗俗的小說，畫些不堪入目的圖畫，私生活更是混亂不堪。
比如那個寫出《羊脂球》的莫泊桑，據說有上百個情婦！
如果萊昂納爾也是這樣一個「傷風敗俗」的法國文人，那日本的報紙怎麼能大肆報導？
更何況，萬一萊昂納爾是抱著「獵奇」的心態來的呢？
這些年到日本來的西方人不少，外交官、傳教士、商人、冒險家，什麼人都有，唯獨沒有文化名人。
絕大多數外國人對日本的態度，都讓日本的精英階層很不舒服一併不是蔑視，蔑視至少還能激起憤怒。
他們對日本幾乎都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欣賞」，像在動物園裡看珍禽異獸。
他們拍日本的寺廟，拍日本的藝伎，拍富士山和櫻花，拍那些最符合「東方風情」想像的景象————
然後把照片帶回歐洲，印在明信片上，賣給那些一輩子不會來日本的人。
他們夸日本「美麗」、「精緻」、「神秘」，但從不把日本人當成和他們一樣的人。
日本拼命學西洋建鐵路，造工廠，辦大學，改法律，穿西裝，跳華爾茲—
就是想證明自己已經「文明」了，已經不是「珍禽異獸」了。可那些西方人還是不把他們當回事！
鹿鳴館的舞會辦得再盛大，歐洲的外交官也只會在私下裡評價「日本華族們的姿態笨拙但精神可嘉」。
精神可嘉？這誇獎比罵人還難聽。
所以萊昂納爾來的時候，日本報紙的心情很複雜。
一方面，這是歐洲頂級的文化名人主動來日本，前所未有，當然要大報特報。
另一方面，他們又怕一怕萊昂納爾回去寫的又都是富士山、藝伎、武士刀、切腹、
忠臣藏之類的「東洋奇觀」。
然後再把日本人刻畫成一群可愛的、努力模仿西洋的黃皮猴子。
要是那樣，他還不如不來！
——直到三月一日下午，《東京日日新聞》的年輕記者德富蘇峰，帶著採訪的手稿回到報社以後。
他被派去聽演講純粹是因為資歷淺一—老記者們不僅英語糟糕，而且都不想浪費時間去聽一個法國人「布道」。
德富蘇峰曾經在東京的同志社英語學校學習，英語很好，還會一點法語和德語，是報社難得的外語人才。
但他那天的樣子把整個編輯部的人都嚇了一跳—臉是白的，眼睛是紅的，就像剛剛哭過，手裡緊緊攥著筆記本。
總編兼社長福地源一郎問他：「怎麼了？演講取消了？」
德富蘇峰搖頭。
「他說什麼了？」
德富蘇峰張了張嘴，卻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他把筆記本往福地源一郎的桌上一放，然後蹲在牆角，抱著頭，不動了。
福地源一郎拿起筆記本，翻開第一頁。
德富蘇峰的字跡很潦草，看得出是邊聽邊記的，很多地方用了縮寫。
但萊昂納爾說的那些話，還是一句一句跳進他眼睛裡」文學語言必須是活人嘴裡說出來的話。」
「日本人用別人的語言寫作，寫得再好，只是在給那個已經死了的時代守靈。」
「個體命運高於階層身份。這是現代文學和古典文學最根本的區別。」
「小說首先應當忠於人，而不是忠於訓誡。」
「真正的文學應當能反過來審問——日本今天的文明，究竟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
福地源一郎看完，把筆記本合上，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站起來，走到德富蘇峰面前，蹲下身，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去寫稿子，能寫多少寫多少。明天頭版。」
德富蘇峰抬起頭，眼睛還是紅的：「可是社長，我記不全，我完全聽入迷了，很多話都忘了記。」
「記多少寫多少。」
「可是————」
「你不寫，別人也會寫。你是在場的人，你寫得比別人更真切。」
德富蘇峰咬著牙站起來，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拿起筆。
第二天，《東京日日新聞》的頭版頭條是—《法國文豪索雷爾氏，於東京大學傳授文學真理》
標題下面是一篇將近三千字的報導，幾乎就是德富蘇峰筆記的全部內容，福地源一郎一個字都沒刪。
同一天，《朝野新聞》也刊登了演講的詳細記錄，篇幅更大，足足占了兩個整版。
他們的記者準確地還原了萊昂納爾說的每一句話，甚至連最開始那句「我不是來教你們怎麼寫小說的」都沒漏掉。
《朝日新聞》除了報導外，還特地加了一篇評論，標題是《我國文學之歧路—聽索雷爾氏演講有感》。
第二天開始，幾家報紙就派人守在東京大學的校門口，攔住每一個學生，詢問他們是否聽過萊昂納爾的演講。
到了第三天，各家報紙至少登了十幾篇學生的訪談，雖然每個人的說法都不太一樣，但每一篇都用了很多感嘆號。
有一個叫山田武太郎的預備科學生的訪談特別引人注目，記者問他聽完演講的感受，他直接把一本筆記本遞給記者。
記者接過筆記本，看到上面寫著——
【如是我聞。一時，索氏在東京本鄉，與大文學部諸生教授百五十人俱。爾時，索氏著裘持杖，入講堂，升高座。
有文學部生在大眾中，即從座起，白索氏言：「希有文豪！我等久仰盛名，如旱苗望雨。今日得見，幸甚幸甚。
我等欲興新文學，心有所住，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索雷爾氏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汝等欲興新文學而心有所住。汝今諦聽，當為汝說。
汝等欲興新文學者，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唯然，願樂欲聞！」
「所有一切文學之類若漢文，若和文，若雅言，若俗語，若譯體，若古體，若今體，若戲作——
我皆令入活人之語而度脫之。如是度脫無量無數無邊文體，實無文體得度脫者。何以故？
若文學者有漢文相、和文相、雅俗相、美醜相，即非真文學————」】
記者驚問：「你這是用佛經的格式寫的？」
山田武太郎點點頭：「因為索雷爾先生說的話，對我來說就像佛經一樣。」
這段訪談登出來以後，整個東京都轟動了。
不是因為這個學生把萊昂納爾比作佛陀—日本人向來喜歡用佛教的框架來理解新事物，這不算稀奇。
稀奇的是他的態度，一個東京大學的學生，日本最頂尖的精英，居然用近乎宗教崇拜的語氣來談論一個外國人。
這在日本近代史上極為罕見。
而整個東京地區，凡是能接觸到報紙的學生，都在熱烈地討論萊昂納爾的演講。
甚至開始有學生舉著報紙問講授漢文的老師：「索雷爾先生說，在日本，漢文是死人的語言，您怎麼看？」
到了三月五日，報紙對萊昂納爾的報紙開始走向失控，其中就屬《讀賣新聞》最誇張。
作為一份刊登通俗小說和市井傳聞的小報，它敏銳地抓住了熱點，頭版標題赫然是：
《日本文學的「救主」降臨了！》
文章里寫道：
【————索雷爾氏，年未滿三十，然其學識之淵博，思想之深邃，言辭之犀利，實為吾輩見所未見————
彼不遠萬里，自巴黎而來，非為獵奇，非為遊玩，乃專為傳授文學之真理於我日本青年————
其言如甘露，其行如慈父，其德如聖人————東京大學諸生，聞其言者，無不感泣————】
日本政府和井上馨完全沒有預料到事情會發展成這樣。
鹿鳴館門口聚集的記者和年輕人越來越多，最早只有十幾個人，後來變成三四十個，到三月五日已經超過了一百人。
他們從早到晚守在那裡，只要鹿鳴館的大門開一條縫，所有人就一起往前擠。
有人想遞自己的小說給萊昂納爾看，有人想請萊昂納爾簽名，有人只是想對萊昂納爾說一句「謝謝您來日本」————
還有人什麼都不為，就是站在那裡，因為「和索雷爾先生呼吸同一片空氣也是好的」
這是《讀賣新聞》採訪一個女學生時，她親口說的。雖然很多人認為這完全是記者為了博眼球杜撰出來的。
三月六日的深夜，一個名叫幸田露伴的年輕人翻過鹿鳴館的圍牆，懷裡揣著一沓厚厚的手稿。
雖然他沒跑幾步就被保安抓住了，但還是引起了井上馨極大的警惕，臨時給鹿鳴館增加了十多名守衛。
第二天，幸田露伴翻牆的故事見了報。《讀賣新聞》再次抓住熱點，以《文學青年，夜闖鹿鳴館》為標題報導。
文章最後寫道：【其志可嘉，其情可憫。我國青年對文學之熱忱，由此可見一斑。】
但在這幾天的混亂中，最風光的人不是萊昂納爾，而是孫文。
由於萊昂納爾拒絕接受專門的採訪，記者們求見無門，就把目光轉向了萊昂納爾身邊的人。
尤金·阿傑特和約瑟夫·康拉德都是外國人，而且一個只懂照相、一個只懂航海，問不出什麼；
鹿鳴館的侍者和官員們又守口如瓶；於是只有孫文了。
孫文沒有拒絕採訪。準確地說，他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應該」拒絕採訪。
當記者在鹿鳴館外攔住他，問他「孫先生，您對索雷爾先生有什麼了解嗎」的時候，孫文的眼睛亮了。
他就站在路邊，用英語整整說了四十分鐘，滔滔不絕，引經據典，還夾雜著大量「索雷爾先生曾經對我說————」
第二天，《郵便報知新聞》登出了孫文的訪談，標題是《索雷爾氏之清國隨員，暢談文豪思想》。
文章里稱孫文為「索雷爾氏最親近的東亞弟子」，「雖年少，然見識不凡，談吐從容，頗有乃師之風」。
孫文看完報紙，興奮得在房間裡轉了好幾個圈。他把那篇報導讀了三遍，然後小心翼翼地剪下來，夾進筆記本里。
從那以後，每天都有記者來找孫文。孫文來者不拒。他站在鹿鳴館的庭院裡，被一群記者圍著，用英語侃侃而談。
他的英語雖然帶著廣東口音，但流利得很，而且說起話來條理清晰，時不時還能冒出幾句萊昂納爾式的警句。
「索雷爾先生說過，複雜的只是弱者的掙扎，強者只需要一招。」
「索雷爾先生認為，語言統一是現代國家的基石。」
「索雷爾先生對日本的評價？他說日本有菊」的一面，也有刀」的一面。具體是什麼意思，你們自己去想。」
記者們如獲至寶，把這些話一字不漏地記下來，還讓報社的雕版師傅畫了孫文的模樣，和文章一起印刷出來登了報。
報紙上孫文穿著萊昂納爾送他的西服，眼神明亮，雖然留著一根粗辮子，但看起來確實有幾分「少年英才」的樣子。
日本的年輕人們開始嫉妒了。
「那個清國人憑什麼？」一個東大的學生在咖啡館裡拍著桌子說，「他不過是運氣好，在夏威夷碰上了索雷爾先生。
要是索雷爾先生先來日本，我就是那個隨員！」
他的同伴冷笑：「你？你英語說得過他嗎？據記者說，他的英語好得像美國人！」
「我————」
「你呢？你連《血字的研究》的英文版都讀不懂。」
那個學生漲紅了臉，不說話了。
類似的對話在東京的各個角落裡反覆上演。日本年輕人一邊瘋狂追捧萊昂納爾，一邊對孫文羨慕嫉妒恨。
有人甚至給報社寫信，建議「由政府出面，選派優秀日本青年，隨侍索雷爾先生左右，以取代清國隨員」。
這封信被登在《讀賣新聞》的讀者來信欄目里，引發了更大的爭論。
萊昂納爾聽說了孫文這幾天的表現，什麼都沒說。
只是在吃晚飯的時候，忽然問了一句：「你最近和記者說的話，有沒有添油加醋？」
孫文立刻放下筷子，正色道：「絕對沒有。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您說過或者我親身體會的。我以人格擔保。」
萊昂納爾看著他，停了幾秒，然後點了點頭：「那就好。」
孫文暗暗鬆了口氣。
他確實沒有瞎編萊昂納爾的話，但加了不少自己的理解和發揮，不過他安慰自己—
嚴格來說，這不算撒謊！
不過萊昂納爾似乎不在意。或者說，他默許了。
這幾天裡，萊昂納爾也不是什麼都沒做。他陸續參觀了東京的工部大學校、海軍兵學校和陸軍士官學校。
其中工部大學校是日本最頂尖的工程技術學府，由工部省直轄，專門培養鐵路、礦山、電報、建築等技術人才。
校長大鳥圭介親自迎接，帶著萊昂納爾參觀了繪圖室、物理實驗室、機械工坊和土木工程模型室。
萊昂納爾看得很認真。他在物理實驗室里停留了將近一個小時，詳細詢問了日本在電力研究方面的進展。
當得知工部大學校已經開設了電學課程，並且有專門的實驗室時，他點了點頭，說：「很好。」
就這兩個字。在場的學生和教授們等了半天，以為他還有下文。但萊昂納爾已經轉身走向下一個展廳了。
在機械工坊，萊昂納爾看到一台從英國進口的蒸汽機模型，停下腳步，問：「這台機器，日本自己能造嗎？」
大鳥圭介猶豫了一下，誠實地說：「目前還不能。核心部件需要從英國進口，我們只能做外殼和一些簡單的零件。」
萊昂納爾點點頭，沒再問了。
整個參觀過程持續了三個小時。萊昂納爾全程表情平靜，偶爾點頭，問一兩個技術性的問題，但從不發表長篇大論。
記者們跟在後面，拼命想從他臉上讀出點什麼，但什麼都讀不出來。
參觀結束後，大鳥圭介請萊昂納爾對學生們說幾句話。
萊昂納爾想了想，說：「你們學的東西，比文學有用。好好學。」然後就離開了。
這句話被記者們記下來，登在第二天的報紙—《索雷爾氏評工部大學校：比文學有用！》。
文章里寫道：「索雷爾氏雖為文豪，然於工科之重視，溢於言表。其對我國工業教育之肯定，令人振奮。」
但校長大鳥圭介私下對同事說：「他說比文學有用」，意思是不是我們的文學太沒用了？」
而萊昂納爾在海軍兵學校和陸軍士官學校的參觀過程中，說的話更少。只有在觀看陸軍士官學校的士兵操練時，忍不住說了一句「很好！很有精神！」
無論兩所學校的校長伊東祐鷹與曾我祐准如何邀請，他都用同樣的理由拒絕了：「我不懂軍事。」
離開陸軍士官學校的路上，孫文忍不住問：「索雷爾先生，您為什麼兩次都說自己不懂軍事？您明明————」
萊昂納爾打斷他：「我就是不懂。」
孫文閉上了嘴。
隨後萊昂納爾又謝絕了參觀造兵廠和品川玻璃廠、富岡制絲廠的行程。
井上馨沒有勉強他，只是在日程表上把這些項目劃掉了。
整整一周的折騰後，萊昂納爾在東京的行程，終於只剩下一項了。
一八八五年三月九日，慶應義塾大學的三田校區，剛剛清晨就早早地喧鬧起來了。
事實上，很多人前一天晚上就沒睡。住在三田附近的塾生們天還沒亮就起床了，一遍遍檢查自己的儀容。
住得遠的墊生乾脆在教室打地鋪，省得第二天趕路。
校長福澤諭吉本來在大阪參加一個關於廢除太政官制、確立內閣制的討論會。
但接到來自東京的電報後，他就立刻中斷行程，連夜坐馬車返回。
電報是他的長子福澤一太郎發的，只有一行字—「索雷爾氏九日來訪。父親速歸。」
福澤諭吉看完電報，對身邊的人說：「這是我等了十年的機會。」
福澤諭吉今年五十一歲。他的《勸學篇》已經出版了十三年，《文明論概略》也出版了十年。
他甚至被日本人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慶應義塾是他一手創辦的，是日本最早傳授西洋實學的私立學校，也是「文明開化」最重要的思想陣地。
但福澤諭吉心裡清楚，無論他在日本有多大的影響力，在西方人眼裡，他依然只是一個「開化的野蠻人」。
他寫文章批評中國和朝鮮「固守舊習，拒絕文明」，自己則全力推動日本學習西洋的制度、技術、思想和生活方式。
他相信只要日本足夠「文明」，西方列強就會把日本當成平等的夥伴。
可現實一次次打他的臉。
不平等條約還在。治外法權還在。西方人看日本的眼神，還是那種居高臨下的「欣賞」。
鹿鳴館的舞會辦了一年多了，華族夫人和小姐們跳了無數支華爾茲，可修約談判依然毫無進展。
福澤諭吉漸漸明白了一個殘酷的事實：
西方人承認你「文明」，不會是因為你學了他們的衣服、舞蹈和刀叉，只會是因為他們覺得你「有用」；
又或者，因為他們覺得你有足夠的實力，能威脅到他們。
日本現在既不夠「有用」，也談不上「威脅」。所以西方人還是把日本當成一個有趣的、努力模仿西洋的東方國家。
直到萊昂納爾·索雷爾來了。福澤諭吉在火車上，看完了所有能搜集到的關於萊昂納爾的報紙。
從萊昂納爾抵達橫濱的報導，到東京大學演講的詳細記錄：從孫文的訪談，到學生們對演講內容的爭論；
從工部大學校的參觀，到海軍兵學校和陸軍士官學校的沉默————他一個字都沒漏。
看完之後，福澤諭吉靠在座椅上，閉著眼睛想了很久。
然後他對隨行的塾生說：「這個人不一樣。」
塾生問：「哪裡不一樣？」
福澤諭吉沒有回答，只是從自己包里掏出一份他反覆斟酌，寫了很久的文章，然後拿出筆，再次修訂起來。
如果萊昂納爾·索雷爾之前「征服」了日本，那他就要用這篇文章「征服」萊昂納爾·索雷爾。
文章的封面，是用漢字寫的三個大字：
脫亞論（兩更合一，求月票！）
萊昂納爾在東京大學的演講結束以後，迅速在整個日本的輿論界引發了前所未有的轟動。
而原本他剛來的時候，日本的報紙還保持著克制，鹿鳴館的舞會雖然盛大，但那只是華族和高官們的事。
幾家大報紙敷衍地描述了他所受到的歡迎，並且是放在「文壇雜俎」這種欄目里。
於是「法國文豪來日巡訪參觀」的新聞，和「某俳人新作發表」、「歌舞伎座新劇目上演」擠在一起。
這種克制不是沒有原因的。早在萊昂納爾來日本之前，東京的報館老闆們就私下議論過該怎麼報導他。
法國文人是什麼德性，他們多少聽說過——
巴黎的作家們成天泡在咖啡館和沙龍里，寫些傷風敗俗的小說，畫些不堪入目的圖畫，私生活更是混亂不堪。
比如那個寫出《羊脂球》的莫泊桑，據說有上百個情婦！
如果萊昂納爾也是這樣一個「傷風敗俗」的法國文人，那日本的報紙怎麼能大肆報導？
更何況，萬一萊昂納爾是抱著「獵奇」的心態來的呢？
這些年到日本來的西方人不少，外交官、傳教士、商人、冒險家，什麼人都有，唯獨沒有文化名人。
絕大多數外國人對日本的態度，都讓日本的精英階層很不舒服一併不是蔑視，蔑視至少還能激起憤怒。
他們對日本幾乎都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欣賞」，像在動物園裡看珍禽異獸。
他們拍日本的寺廟，拍日本的藝伎，拍富士山和櫻花，拍那些最符合「東方風情」想像的景象————
然後把照片帶回歐洲，印在明信片上，賣給那些一輩子不會來日本的人。
他們夸日本「美麗」、「精緻」、「神秘」，但從不把日本人當成和他們一樣的人。
日本拼命學西洋建鐵路，造工廠，辦大學，改法律，穿西裝，跳華爾茲—
就是想證明自己已經「文明」了，已經不是「珍禽異獸」了。可那些西方人還是不把他們當回事！
鹿鳴館的舞會辦得再盛大，歐洲的外交官也只會在私下裡評價「日本華族們的姿態笨拙但精神可嘉」。
精神可嘉？這誇獎比罵人還難聽。
所以萊昂納爾來的時候，日本報紙的心情很複雜。
一方面，這是歐洲頂級的文化名人主動來日本，前所未有，當然要大報特報。
另一方面，他們又怕一怕萊昂納爾回去寫的又都是富士山、藝伎、武士刀、切腹、
忠臣藏之類的「東洋奇觀」。
然後再把日本人刻畫成一群可愛的、努力模仿西洋的黃皮猴子。
要是那樣，他還不如不來！
——直到三月一日下午，《東京日日新聞》的年輕記者德富蘇峰，帶著採訪的手稿回到報社以後。
他被派去聽演講純粹是因為資歷淺一—老記者們不僅英語糟糕，而且都不想浪費時間去聽一個法國人「布道」。
德富蘇峰曾經在東京的同志社英語學校學習，英語很好，還會一點法語和德語，是報社難得的外語人才。
但他那天的樣子把整個編輯部的人都嚇了一跳—臉是白的，眼睛是紅的，就像剛剛哭過，手裡緊緊攥著筆記本。
總編兼社長福地源一郎問他：「怎麼了？演講取消了？」
德富蘇峰搖頭。
「他說什麼了？」
德富蘇峰張了張嘴，卻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他把筆記本往福地源一郎的桌上一放，然後蹲在牆角，抱著頭，不動了。
福地源一郎拿起筆記本，翻開第一頁。
德富蘇峰的字跡很潦草，看得出是邊聽邊記的，很多地方用了縮寫。
但萊昂納爾說的那些話，還是一句一句跳進他眼睛裡」文學語言必須是活人嘴裡說出來的話。」
「日本人用別人的語言寫作，寫得再好，只是在給那個已經死了的時代守靈。」
「個體命運高於階層身份。這是現代文學和古典文學最根本的區別。」
「小說首先應當忠於人，而不是忠於訓誡。」
「真正的文學應當能反過來審問——日本今天的文明，究竟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
福地源一郎看完，把筆記本合上，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站起來，走到德富蘇峰面前，蹲下身，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去寫稿子，能寫多少寫多少。明天頭版。」
德富蘇峰抬起頭，眼睛還是紅的：「可是社長，我記不全，我完全聽入迷了，很多話都忘了記。」
「記多少寫多少。」
「可是————」
「你不寫，別人也會寫。你是在場的人，你寫得比別人更真切。」
德富蘇峰咬著牙站起來，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拿起筆。
第二天，《東京日日新聞》的頭版頭條是—《法國文豪索雷爾氏，於東京大學傳授文學真理》
標題下面是一篇將近三千字的報導，幾乎就是德富蘇峰筆記的全部內容，福地源一郎一個字都沒刪。
同一天，《朝野新聞》也刊登了演講的詳細記錄，篇幅更大，足足占了兩個整版。
他們的記者準確地還原了萊昂納爾說的每一句話，甚至連最開始那句「我不是來教你們怎麼寫小說的」都沒漏掉。
《朝日新聞》除了報導外，還特地加了一篇評論，標題是《我國文學之歧路—聽索雷爾氏演講有感》。
第二天開始，幾家報紙就派人守在東京大學的校門口，攔住每一個學生，詢問他們是否聽過萊昂納爾的演講。
到了第三天，各家報紙至少登了十幾篇學生的訪談，雖然每個人的說法都不太一樣，但每一篇都用了很多感嘆號。
有一個叫山田武太郎的預備科學生的訪談特別引人注目，記者問他聽完演講的感受，他直接把一本筆記本遞給記者。
記者接過筆記本，看到上面寫著——
【如是我聞。一時，索氏在東京本鄉，與大文學部諸生教授百五十人俱。爾時，索氏著裘持杖，入講堂，升高座。
有文學部生在大眾中，即從座起，白索氏言：「希有文豪！我等久仰盛名，如旱苗望雨。今日得見，幸甚幸甚。
我等欲興新文學，心有所住，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索雷爾氏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汝等欲興新文學而心有所住。汝今諦聽，當為汝說。
汝等欲興新文學者，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唯然，願樂欲聞！」
「所有一切文學之類若漢文，若和文，若雅言，若俗語，若譯體，若古體，若今體，若戲作——
我皆令入活人之語而度脫之。如是度脫無量無數無邊文體，實無文體得度脫者。何以故？
若文學者有漢文相、和文相、雅俗相、美醜相，即非真文學————」】
記者驚問：「你這是用佛經的格式寫的？」
山田武太郎點點頭：「因為索雷爾先生說的話，對我來說就像佛經一樣。」
這段訪談登出來以後，整個東京都轟動了。
不是因為這個學生把萊昂納爾比作佛陀—日本人向來喜歡用佛教的框架來理解新事物，這不算稀奇。
稀奇的是他的態度，一個東京大學的學生，日本最頂尖的精英，居然用近乎宗教崇拜的語氣來談論一個外國人。
這在日本近代史上極為罕見。
而整個東京地區，凡是能接觸到報紙的學生，都在熱烈地討論萊昂納爾的演講。
甚至開始有學生舉著報紙問講授漢文的老師：「索雷爾先生說，在日本，漢文是死人的語言，您怎麼看？」
到了三月五日，報紙對萊昂納爾的報紙開始走向失控，其中就屬《讀賣新聞》最誇張。
作為一份刊登通俗小說和市井傳聞的小報，它敏銳地抓住了熱點，頭版標題赫然是：
《日本文學的「救主」降臨了！》
文章里寫道：
【————索雷爾氏，年未滿三十，然其學識之淵博，思想之深邃，言辭之犀利，實為吾輩見所未見————
彼不遠萬里，自巴黎而來，非為獵奇，非為遊玩，乃專為傳授文學之真理於我日本青年————
其言如甘露，其行如慈父，其德如聖人————東京大學諸生，聞其言者，無不感泣————】
日本政府和井上馨完全沒有預料到事情會發展成這樣。
鹿鳴館門口聚集的記者和年輕人越來越多，最早只有十幾個人，後來變成三四十個，到三月五日已經超過了一百人。
他們從早到晚守在那裡，只要鹿鳴館的大門開一條縫，所有人就一起往前擠。
有人想遞自己的小說給萊昂納爾看，有人想請萊昂納爾簽名，有人只是想對萊昂納爾說一句「謝謝您來日本」————
還有人什麼都不為，就是站在那裡，因為「和索雷爾先生呼吸同一片空氣也是好的」
這是《讀賣新聞》採訪一個女學生時，她親口說的。雖然很多人認為這完全是記者為了博眼球杜撰出來的。
三月六日的深夜，一個名叫幸田露伴的年輕人翻過鹿鳴館的圍牆，懷裡揣著一沓厚厚的手稿。
雖然他沒跑幾步就被保安抓住了，但還是引起了井上馨極大的警惕，臨時給鹿鳴館增加了十多名守衛。
第二天，幸田露伴翻牆的故事見了報。《讀賣新聞》再次抓住熱點，以《文學青年，夜闖鹿鳴館》為標題報導。
文章最後寫道：【其志可嘉，其情可憫。我國青年對文學之熱忱，由此可見一斑。】
但在這幾天的混亂中，最風光的人不是萊昂納爾，而是孫文。
由於萊昂納爾拒絕接受專門的採訪，記者們求見無門，就把目光轉向了萊昂納爾身邊的人。
尤金·阿傑特和約瑟夫·康拉德都是外國人，而且一個只懂照相、一個只懂航海，問不出什麼；
鹿鳴館的侍者和官員們又守口如瓶；於是只有孫文了。
孫文沒有拒絕採訪。準確地說，他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應該」拒絕採訪。
當記者在鹿鳴館外攔住他，問他「孫先生，您對索雷爾先生有什麼了解嗎」的時候，孫文的眼睛亮了。
他就站在路邊，用英語整整說了四十分鐘，滔滔不絕，引經據典，還夾雜著大量「索雷爾先生曾經對我說————」
第二天，《郵便報知新聞》登出了孫文的訪談，標題是《索雷爾氏之清國隨員，暢談文豪思想》。
文章里稱孫文為「索雷爾氏最親近的東亞弟子」，「雖年少，然見識不凡，談吐從容，頗有乃師之風」。
孫文看完報紙，興奮得在房間裡轉了好幾個圈。他把那篇報導讀了三遍，然後小心翼翼地剪下來，夾進筆記本里。
從那以後，每天都有記者來找孫文。孫文來者不拒。他站在鹿鳴館的庭院裡，被一群記者圍著，用英語侃侃而談。
他的英語雖然帶著廣東口音，但流利得很，而且說起話來條理清晰，時不時還能冒出幾句萊昂納爾式的警句。
「索雷爾先生說過，複雜的只是弱者的掙扎，強者只需要一招。」
「索雷爾先生認為，語言統一是現代國家的基石。」
「索雷爾先生對日本的評價？他說日本有菊」的一面，也有刀」的一面。具體是什麼意思，你們自己去想。」
記者們如獲至寶，把這些話一字不漏地記下來，還讓報社的雕版師傅畫了孫文的模樣，和文章一起印刷出來登了報。
報紙上孫文穿著萊昂納爾送他的西服，眼神明亮，雖然留著一根粗辮子，但看起來確實有幾分「少年英才」的樣子。
日本的年輕人們開始嫉妒了。
「那個清國人憑什麼？」一個東大的學生在咖啡館裡拍著桌子說，「他不過是運氣好，在夏威夷碰上了索雷爾先生。
要是索雷爾先生先來日本，我就是那個隨員！」
他的同伴冷笑：「你？你英語說得過他嗎？據記者說，他的英語好得像美國人！」
「我————」
「你呢？你連《血字的研究》的英文版都讀不懂。」
那個學生漲紅了臉，不說話了。
類似的對話在東京的各個角落裡反覆上演。日本年輕人一邊瘋狂追捧萊昂納爾，一邊對孫文羨慕嫉妒恨。
有人甚至給報社寫信，建議「由政府出面，選派優秀日本青年，隨侍索雷爾先生左右，以取代清國隨員」。
這封信被登在《讀賣新聞》的讀者來信欄目里，引發了更大的爭論。
萊昂納爾聽說了孫文這幾天的表現，什麼都沒說。
只是在吃晚飯的時候，忽然問了一句：「你最近和記者說的話，有沒有添油加醋？」
孫文立刻放下筷子，正色道：「絕對沒有。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您說過或者我親身體會的。我以人格擔保。」
萊昂納爾看著他，停了幾秒，然後點了點頭：「那就好。」
孫文暗暗鬆了口氣。
他確實沒有瞎編萊昂納爾的話，但加了不少自己的理解和發揮，不過他安慰自己—
嚴格來說，這不算撒謊！
不過萊昂納爾似乎不在意。或者說，他默許了。
這幾天裡，萊昂納爾也不是什麼都沒做。他陸續參觀了東京的工部大學校、海軍兵學校和陸軍士官學校。
其中工部大學校是日本最頂尖的工程技術學府，由工部省直轄，專門培養鐵路、礦山、電報、建築等技術人才。
校長大鳥圭介親自迎接，帶著萊昂納爾參觀了繪圖室、物理實驗室、機械工坊和土木工程模型室。
萊昂納爾看得很認真。他在物理實驗室里停留了將近一個小時，詳細詢問了日本在電力研究方面的進展。
當得知工部大學校已經開設了電學課程，並且有專門的實驗室時，他點了點頭，說：「很好。」
就這兩個字。在場的學生和教授們等了半天，以為他還有下文。但萊昂納爾已經轉身走向下一個展廳了。
在機械工坊，萊昂納爾看到一台從英國進口的蒸汽機模型，停下腳步，問：「這台機器，日本自己能造嗎？」
大鳥圭介猶豫了一下，誠實地說：「目前還不能。核心部件需要從英國進口，我們只能做外殼和一些簡單的零件。」
萊昂納爾點點頭，沒再問了。
整個參觀過程持續了三個小時。萊昂納爾全程表情平靜，偶爾點頭，問一兩個技術性的問題，但從不發表長篇大論。
記者們跟在後面，拼命想從他臉上讀出點什麼，但什麼都讀不出來。
參觀結束後，大鳥圭介請萊昂納爾對學生們說幾句話。
萊昂納爾想了想，說：「你們學的東西，比文學有用。好好學。」然後就離開了。
這句話被記者們記下來，登在第二天的報紙—《索雷爾氏評工部大學校：比文學有用！》。
文章里寫道：「索雷爾氏雖為文豪，然於工科之重視，溢於言表。其對我國工業教育之肯定，令人振奮。」
但校長大鳥圭介私下對同事說：「他說比文學有用」，意思是不是我們的文學太沒用了？」
而萊昂納爾在海軍兵學校和陸軍士官學校的參觀過程中，說的話更少。只有在觀看陸軍士官學校的士兵操練時，忍不住說了一句「很好！很有精神！」
無論兩所學校的校長伊東祐鷹與曾我祐准如何邀請，他都用同樣的理由拒絕了：「我不懂軍事。」
離開陸軍士官學校的路上，孫文忍不住問：「索雷爾先生，您為什麼兩次都說自己不懂軍事？您明明————」
萊昂納爾打斷他：「我就是不懂。」
孫文閉上了嘴。
隨後萊昂納爾又謝絕了參觀造兵廠和品川玻璃廠、富岡制絲廠的行程。
井上馨沒有勉強他，只是在日程表上把這些項目劃掉了。
整整一周的折騰後，萊昂納爾在東京的行程，終於只剩下一項了。
一八八五年三月九日，慶應義塾大學的三田校區，剛剛清晨就早早地喧鬧起來了。
事實上，很多人前一天晚上就沒睡。住在三田附近的塾生們天還沒亮就起床了，一遍遍檢查自己的儀容。
住得遠的墊生乾脆在教室打地鋪，省得第二天趕路。
校長福澤諭吉本來在大阪參加一個關於廢除太政官制、確立內閣制的討論會。
但接到來自東京的電報後，他就立刻中斷行程，連夜坐馬車返回。
電報是他的長子福澤一太郎發的，只有一行字—「索雷爾氏九日來訪。父親速歸。」
福澤諭吉看完電報，對身邊的人說：「這是我等了十年的機會。」
福澤諭吉今年五十一歲。他的《勸學篇》已經出版了十三年，《文明論概略》也出版了十年。
他甚至被日本人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慶應義塾是他一手創辦的，是日本最早傳授西洋實學的私立學校，也是「文明開化」最重要的思想陣地。
但福澤諭吉心裡清楚，無論他在日本有多大的影響力，在西方人眼裡，他依然只是一個「開化的野蠻人」。
他寫文章批評中國和朝鮮「固守舊習，拒絕文明」，自己則全力推動日本學習西洋的制度、技術、思想和生活方式。
他相信只要日本足夠「文明」，西方列強就會把日本當成平等的夥伴。
可現實一次次打他的臉。
不平等條約還在。治外法權還在。西方人看日本的眼神，還是那種居高臨下的「欣賞」。
鹿鳴館的舞會辦了一年多了，華族夫人和小姐們跳了無數支華爾茲，可修約談判依然毫無進展。
福澤諭吉漸漸明白了一個殘酷的事實：
西方人承認你「文明」，不會是因為你學了他們的衣服、舞蹈和刀叉，只會是因為他們覺得你「有用」；
又或者，因為他們覺得你有足夠的實力，能威脅到他們。
日本現在既不夠「有用」，也談不上「威脅」。所以西方人還是把日本當成一個有趣的、努力模仿西洋的東方國家。
直到萊昂納爾·索雷爾來了。福澤諭吉在火車上，看完了所有能搜集到的關於萊昂納爾的報紙。
從萊昂納爾抵達橫濱的報導，到東京大學演講的詳細記錄：從孫文的訪談，到學生們對演講內容的爭論；
從工部大學校的參觀，到海軍兵學校和陸軍士官學校的沉默————他一個字都沒漏。
看完之後，福澤諭吉靠在座椅上，閉著眼睛想了很久。
然後他對隨行的塾生說：「這個人不一樣。」
塾生問：「哪裡不一樣？」
福澤諭吉沒有回答，只是從自己包里掏出一份他反覆斟酌，寫了很久的文章，然後拿出筆，再次修訂起來。
如果萊昂納爾·索雷爾之前「征服」了日本，那他就要用這篇文章「征服」萊昂納爾·索雷爾。
文章的封面，是用漢字寫的三個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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